5月15日消息，今天上午，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成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担任讲习所顾问。成立仪式上，莫言发表精彩演讲，其中提到了塞万提斯给现代作家创作的四点启示。现发出演讲全文，以飨读者。
尊敬的谢冕老师、尊敬的曹文轩老师，非常感谢你们，因为37年前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时候听过你们的讲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让我获得很大的教益。在座的各位老师，也非常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在努力培养着许许多多像我们当年一样的热血青年。也感谢在座的同学们，未来，你们中可能有的是作家、有的是诗人，总之都是跟文学沾边的人。
在我们北京大学勺园北侧草地上有一个2.35米高的塞万提斯铜像，这是1986年三月，北京市与西班牙马德里市结为姊妹城市后，马德里市政府赠送给北京市的礼物。北京市政府决定把这尊铜像立在北京大学校园内。1986年10月3日，举行了铜像安放典礼。
我曾经多次伫立在这尊铜像前，凝望着他的眼睛，试图与他有一种精神的交流，但终因我的境界太低，得不到这位先贤的回应。当时我还没有到北京师范大学去工作，也没有想象过如果把这尊铜像树立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京师学堂前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后来我看了一条新闻，说美国东海岸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学生横穿整个美国，把西海岸的加州理工学院校园内一尊重约两吨、有130多年历史的弗莱明加农大炮堂而皇之运出校园，运回了自己的学校。他们伪造了一系列文件，冒充了一个搬家公司，把大炮搬出校园。这两所理工类的名校一直在较劲。大炮运到麻省理工学院后，学生们做了一个很大的指环套在炮筒上，这指环是在校学生戴的，这标明加州理工大学的学生像大炮一样，需要来麻省理工学院加工淬火。这门大炮是加州理工学院镇校之宝，每年新生入学都要鸣放三炮，以此昭示他们学校的光荣历史显示他们学校的学术尊严。镇校之宝被偷走，对于加州理工学院是奇耻大辱，学生们就设想用既要有尊严、又要有面子、能够洗刷耻辱的方式把大炮弄回来，。
他们设计了很多方案，其中一个是‘奇兵天降’，即雇佣直升飞机把大炮吊走。但要进行这样的飞行需要办很多手续，要通过军方、政府等等部门，他们的计划没有实现，最终还是用一种不太理直气壮的方式把大炮运回来了。
这个有几分恶作剧的盗炮故事引起我很大兴趣，之后几年内，我一直在策划一个行动，我想把矗立在北京大学的塞万提斯铜像请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住几天。我把这个计划跟北师大的几位老师说了，他们很感兴趣，热血澎湃，说我们干。而且要帮我物色有执行力、有多方面专业知识、胆大心细的学生，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我也把这个计划跟一位导演谈过，希望他一开始就介入跟拍，最终剪辑出一部纪录电影。我知道，要完成这样一个计划，必须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发展几个内线，但是太难了，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学校，也热爱在校园内矗立了这么多年的塞万提斯铜像。
最终我们采取各种办法找到了两个内线，但是就在我们的计划要切实进入实施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消息，说要聘请我为北京大学的人文讲习教授，还让我担任文学讲习所的顾问，这就没有办法搞了，如果再搞就有监守自盗的嫌疑了。所以我宣布，搬运塞万提斯铜像的计划到此终止。
马克思曾经说过：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是高于其他一切作家的小说家。恩格斯也赞扬塞万提斯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倾向性的诗人。歌德说塞万提斯的小说是一个令人愉快也使人深受教育的宝库。法郎士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要有一个堂吉诃德，一个桑丘。我们听从的是桑丘，但我们敬佩的却是堂吉诃德。托尔斯泰说塞万提斯是现代小说之父，狄更斯也曾经这样说过。米兰·昆德拉说：塞万提斯发明了现代小说。
塞万提斯能获得大咖们如此高度的评价，当然是因为他的巨著《堂吉诃德》。这本书出版400多年来，一直长盛不衰地影响着无数的读者和写作者。直到现在，这部著作依然散发着光和热，依然让我们常读常新。我想，在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成立的重要日子，重温一下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许会对我们当下的文学教育和文学创作发生重要的启示。
大家都知道塞万提斯的人生经历相当丰富，他出身贫寒之家，童年时期跟随他做江湖郎中的父亲四处流浪，深刻地体验并接触了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长成后当兵参战，立过战功并导致左手残疾。后来被敌国抓去关押在监狱里，经历了无数苦难，最终被营救回国。回国后他抱有被重用当高官的愿望，但实际上国王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只让他担任低级的税吏。他好几次蒙冤被抓进监狱。总之他的人生非常凄惨，这一切都为他创作《堂吉诃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深刻地感受和洞悉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并确定了他的思想倾向，从而使他超越了他的时代，获得了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地位。
塞万提斯给予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要想写出能反映时代本质并超越时代的作品，作家应该尽可能地拓展自己的生活体验，更多地深入社会底层，与普通人感同身受。在当今这样的富裕程度超过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的情况下，作家要体验饥饿、劳苦的机会已经大大减少。但生活在基层的人们依然有着种种不如意和难以克服的困难，作为一个写作者最起码应该了解这些人的心理和生活状况，然后才有可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现实和社会意义。
塞万提斯给予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要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堂吉诃德》这本书之所以不朽，当然是因为堂吉诃德这个人物是世界文学画廊里光芒四射的典型形象。我们在《堂吉诃德》之后的许多小说里读到了与堂吉诃德有密切血缘关系的人物形象。堂吉诃德成了一种精神、一种象征，我们在历史的记录中和现实的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物，如果要认真地审视我们自己，我们也会发现自己的灵魂深处也有一个堂吉诃德，也有一个桑丘，在时隐时现地影响着我们的语言和行为。我去年出版的小说集《晚熟的人》里就有堂吉诃德的后代儿孙。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自己的作品里仿制一个堂吉诃德，但是我们要能触类旁通的写出我们的像堂吉诃德一样具有鲜明个性和某种超越性的人物形象，这困难非常之大，这个困难比把塞万提斯铜像转移到北京师范大学还要大，但是我们要知难而进，认真阅读，尽可能多的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尽可能强化自己的推己度人的准确性和化他人经历为自己人生经验的能力。我们要特别注意写人物与讲故事的辨证关系，讲故事是我们的目的之一，但更重要的要通过讲故事来塑造人物。这二者的辨证关系必须把握好。这也是老生常谈，但越是常识越容易忘记。
塞万提斯给予我们的第三个启示是：一个作家要勇于尝试多种文体的写作，塞万提斯曾经写过许多诗歌，也曾经写过数十个剧本，尽管他的诗歌与戏剧创作既没给他带来金钱，也没有给他带来声誉，但是这种多文体写作实践对他的小说创作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堂吉诃德》中的大量诗歌和小说文本蕴含着的丰富戏剧性情节，正是他的多文体创作实践所带来的复合效应。一个诗人可以不写小说、不写戏剧，但我认为一个小说家如果有写诗与写戏剧的实践，那么他写诗、写戏剧所受到的嘲弄甚至谩骂，都会在他之后的小说写作中得到补偿。
塞万提斯给予我们的第四个启示是：必须牢牢地记住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尽管我们读到的《堂吉诃德》是译本，但翻译家的卓越劳动成果还是能让我们感受到原作的风貌。《堂吉诃德》真正做到了人物语言与人物性格、人物的经历相匹配。这种语言的万花筒般的闪烁变幻的丰富性正是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时代特征的最有效的手段。
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两个著名的讲习所，一个是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个讲习所培养了很多革命家和农民运动专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作用。一个是由政务院批准、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讲习所，这个讲习所培养了一批优秀作家，也是现在鲁迅文学院的前身。现在又有了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我们寄希望于这个讲习所，祝愿它为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贡献，并能随着时间的积累，成为北大的也是中国的一块闪闪发光的金牌。
最后我要提醒北京大学的同学们，要看护好我们的塞万提斯铜像，尽管我的计划终止执行了，但我的计划也泄漏了，我不敢保证没有人继续执行这个计划。如果有一天早晨，大家去勺园，看到基座还在，铜像没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