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时节花谢花飞，因叹韶华易逝春光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的全新散文随笔集《以文记流年》恰在此时出版，透露汶川地震发生后始终无法提笔写灾难文学的原因，并用文字表现出一个写作者与写作相关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读者走近一个充满人间烟火、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学艺术家阿来。
《以文记流年》是阿来的全新散文随笔集，这本书由“云中记” “读书记”“出行记” “怀人记” “鉴赏记”“品酒记” “演说记”七个部分组成，是阿来第一次在作品中展现他的多元才华、学识、情感世界及日常生活。
地震发生时他在写长篇《格萨尔王》
在《不只是苦难，还是生命的颂歌——有关“云中记”的一些闲话》中，阿来透露了汶川地震发生时自己的切身感受和所见所闻，及他多次重返灾难现场，却始终无法提笔写作的原因。
那是在2008年5月12日，阿来坐在成都家中写作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在古代神话世界中徜徉。当天下午2时28分，世界开始摇晃，他抬头看见窗外的群楼摇摇摆摆，吱嘎作响，一些缝隙中还喷吐出股股尘烟。“我正在写的这个故事中的神或魔愤怒时，世界也会像人恐惧或挣扎时一样剧烈震颤。我可能花了几秒钟时间判断，这些震颤与摇晃到底是现实还是正控制着我的想象。终于，我确定震动不是来自故事，而是从地板从座椅下涌上来，差点把我摔倒在地上；不是陷入想象世界不能自拔时的幻觉，而是真实的地震。”
阿来表示当时他不会意识到这些，只是当摇晃停止，才和儿子冲到楼下，混入惊惶的人群。所有人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通信已瘫痪。想再回家中，楼道已经被封锁，只有坐在街边的车中，静待消息。将近两个小时，通信渐渐恢复，消息慢慢汇聚，大地震，震级八级，受灾范围绵延从南到北：汶川、北川、青川，严重破坏地区超过十万平方公里，大量人员伤亡。
当这次大地震的面目初步清晰，已经是黄昏时分。这时交通、电力、通信恢复正常，还是禁止回家，总是装在车上的野营装备派上了用场，阿来在公园支了一个帐篷，打开睡袋却睡不着。地震震中汶川县映秀镇，在他老家阿坝州的范围，他等了许久才终于打通了家里电话。“我们那个县那个村也经历了剧烈摇晃，但房没倒，也没有人员伤亡。只有三妹妹带车跑长途，她自己和一车乘客，地震发生那个时段，正在震中附近，妹夫已从成都出发徒步进山去寻找。”阿来写道。
多次去灾区探访却忘了有关地震的写作
次日一早，阿来驱车前往震中汶川。平常成都到汶川两个小时车程，现在近路断绝，绕行的路线是八百公里山路，整整两天。路上，余震不断。他那辆车伴他穿行这些险象环生的山路，至今车身上还有两颗落石砸中的伤痕，一处在风挡玻璃上，一处在引擎盖上。修车时，他特意叮嘱把大伤平复，小伤留下。
继续前进，越靠近灾区，以前熟悉的道路越是损毁得惨不忍睹，四处都是房倒屋塌、人员伤亡的惨痛景象。遇到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当时是阿坝州副州长，当时他眼含热泪说，全州人民几十年辛勤建设的成果就这么毁于一旦。确实是满眼毁损：道路、桥梁、学校、电站、工厂、乡村，人员也有死伤。阿来说，那也是他地震以来第一次流泪。大灾发生，过了几天，因震惊而麻木的感情器官才开始发生反应。
后来又去过许多灾区，一万多人口的映秀镇伤亡过半。山清水秀的北川县城一部分被滑坡埋葬，剩下一多半全部损毁。再往北，青川县东河口，山体崩塌，把一个村四个村民小组184户人家、一所小学全部掩埋，700余人被无声无息地埋入地下。阿来走在地震新造成的地貌上，踩着那些从地层深处翻涌出来陷脚的生土，不敢相信下面就埋葬了一个曾经美丽的村庄。
那个时候，他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写作，只是想尽量地看见，和灾区的人民共同经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尽一点自己微薄的力量。
曾担心写地震作品会否带上灾民心态
那时很多作家都开始写地震题材，阿来也想写，但却觉得无从着笔。一味写灾难，怕自己也有灾民心态。这种警惕发生在地震刚过不久，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率一团作家来灾区采访，第一站就是到四川作协慰问四川作家。“我突然意识到在全国人民眼中，四川人都是灾民。那我们写作地震题材的作品，会不会有意无意间带上点灾民心态，让人关照、让人同情？那时，报刊和网站约稿不断，但我始终无法提笔写作。”阿来在文中写道。
在他看来，许多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故事，在新闻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些新闻每时每刻都在即时传递。自己的文字又能在其中增加点什么？是黑暗之中的希望之光，人性的苏醒与温度，还是有脉可循的家国情怀？说说容易，但要让文学之光不被现实吞没，真正实现的确困难。
后来阿来又写了几本书：《瞻对》《蘑菇圈》《河上柏影》和《三只虫草》，但都不是写地震。灾难还在发生，2013年芦山地震，2017年九寨沟地震，两次都离汶川地震发生地不远。地震后也不断发生地质灾害，2017年6月24日，一个叫新磨的村庄被滑坡掩埋，60余户人家、近百条生命瞬间消失。地质专家认为，滑坡是因为汶川地震后造成的地质应力改变。大地并不与人为敌，但大地也要根据自身的规律发生运动，大地运动时生存其上的人却无从逃避。
“我不在灾区，但剧烈的创痛同样落在我的心头。而且，只是写出创痛吗？或者人的顽强？但这种顽强在自然伟力面前又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唯有埋头写我新的小说，唯一的好处是这种灾难给我间接的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暂，不能用短暂的生命无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阿来在文中倾诉着这种灾难带来的生命感悟。
地震十周年时他才动笔写下生命颂歌
就这样直到汶川地震十周年，他用同样的姿势，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写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这回，是一个探险家的故事。“下午两点，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中，我突然泪流满面。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十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半小时后，阿来的情绪才稍微平复。他关闭了写了一半的小说，新建一个文档，开始书写一个人，一个村庄。从开始，他就明确地知道，这个人将要消失，这个村庄也将要消失。他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他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
“我只有这个强烈的愿心，让我歌颂生命，甚至死亡！除此之外，我对这个正在展开的故事一无所求。五月到十月，我写完了这个故事。到此，我也只知道，心中埋伏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至少，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不会再像以往那么频繁地展开关于灾难的回忆了。”阿来表示，因为这个原因，《长篇小说选刊》要他为《云中记》这篇小说写创作谈时，他不想写。表面的原因是这些日子确实很忙，其实是他短期内确实不想再去碰触这个话题，也没有什么小说观或小说技法之类的话题要谈。这只是一个年复一年压在心头的沉重记忆，终于找到一个方式让内心的晦暗照见了光芒。
所以，他在这里要说的，也只是如何让自己放不下这段记忆的一些经历罢了。如果再多说一句，也只能说，他喜欢自己用颂歌的方式书写了死亡，喜欢自己同时歌颂了造成人间苦难的伟大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