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文学应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有人热衷于表现“自我”而反对“宏大叙事”；还有人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热衷于表现世界的荒谬性和人的渺小和无助感。而所有这一切，都和当前抗疫斗争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及其精神风貌是南其辕而北其辙的。党中央所采取的果断措施和坚强领导，逆行而上不怕感染的白衣战士，无数的志愿者、兄弟省市及时快速地支援武汉和湖北，自愿捐助的党员和广大群众，在抗疫斗争中正在谱写着一曲曲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可歌可泣的现实，正在向我们的作家发出热切的召唤。对作家来说，我们没有理由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要保持的应该是“零距离”，时时刻刻都要密切关注现实，并站在国家、民族、世界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思考现实，认识现实，反映现实。
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映论，认为文学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反映现实有其特殊性，一是形象性，二是主体性。所谓“主体性”，是说文学不是对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通过作家的主观来反映客观现实，因此其作品就深深地打上了作家主体的烙印。所以，文学反映现实的前提，是作家主体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或者可以说，作家所反映的“现实”，是作家所理解和认识的现实。而作家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可能是正确的、深刻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或是肤浅的。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作家若想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深刻的而不是表面和肤浅的，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抗疫文学所面对的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且，它不仅仅是一场突发性的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而是波及到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外交、社会制度、社会心理、文化传统、人性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许多问题和矛盾，都是前所未遇的新问题、新矛盾，而且相互缠绕，犬牙交错；而网络信息有真有假，迷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作家能否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而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是对作家的知识储备、学养、智力，以及艺术洞察力和概括力的严重考验。
对于作家来说，对现实只有理性认识或者搜罗到一大堆素材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伴有深切的“情感体验”，使理性认识“情感化”；同时作家的“真情实感”又应当水乳交融地溶化在鲜明生动的具体形象之中。单有理性认识而缺乏深刻的情感体验，则会导致作品的理念化；没有经过作家真情实感浸泡过的生活素材，是难以动人心魄的。所以，作家对现实这种“情理相溶”的认识过程是颇为艰难的。然而这正是“文学思维”的特点和要求。
所谓“以文学的方式进入抗疫现场”，就是强调“抗疫”文学的“文学性”。所谓文学性，简单点说，就是真实、形象、生动、深刻。因此，抗疫文学不能喊口号，不是简单的“紧跟”、“配合”和“宣传”；对英雄人物的描写要深入其内心世界，不能满足于罗列现象层面的“好人好事”；尤其要注意避免概念化和理念化。总之，抗疫文学要真实、形象，具有文学的深度。
文学反映现实，但更重要的是能够“说明”现实。抗疫文学亦应如此。文学要不要“说明”现实呢？能不能“说明”现实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现实主义认为“应该”而且“能够”，后现代主义的回答则是否定的。而导致如此的对立与分歧，在于各自的哲学与世界观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历史、自然界的发展有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任何事物都是本质与现象、偶然与必然、个别与一般的辩证统一。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认为，世界和人的存在是荒谬的、碎片化的，无规律可寻的；人是被“抛”在这个世界上的，是孤独、渺小、无助和无能为力的。如果按照这样的世界观来反映当前的抗疫之战，其作品所传达和表现的，必然是“负能量”的，必然是悲观、恐惧、无奈、无为的精神状态。在疫情暴发之初，由于新冠病毒是一种传染性极强、极快，死亡率很高的新型病毒，当时社会上产生慌乱、恐惧、悲观、无助的情绪，这是难以避免的。这样的社会情绪当然可以表现，但如果仅仅表现这样的情绪，那就是一种非常有害的“片面性”。因为，还应当看到更主要的一面，即在这场抗疫的人民战争中，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不怕牺牲、逆流而上的必胜信念和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美好人性，是更加值得大书特书的。
文学作品若想避免片面性，能够“说明”现实，需要拨开现实中的层层迷雾，去伪存真，揭示出事物的发展规律、本质、必然性和时代特征，并且是通过现象揭示本质，通过特殊、偶然揭示其中的必然和一般（普遍性），并具有“整体性的真实”，而不是片面的“局部性的真实”，是本质的真实而不是现象的真实；不仅要让读者看到“现实”是什么样子的，还要让读者明白“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的作品，才能正确地反映现实、“说明”现实。
现实世界是复杂万状、乱象丛生的矛盾体，若想看清其中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就要研究现实中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及其相互关系。如果能在纷乱如麻的多重矛盾中发现其主要矛盾，就看清了主流和支流；在分析具体矛盾时，若能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或真相。舍此，窃以为别无它途。当前我们面对的现实，如前所述，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其中有许多未解之谜，需要我们去研究、思考、反映、说明。
那么，强调文学作品反映生活的规律、本质，会不会导致作品的概念化、雷同化、单一化、简单化呢？我的回答是：不会。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文学是通过现象揭示本质，所描写的是具体形象，即便看法大致相同，不同的作家所捕捉、选择或虚构的具体物象也不会相同；二是因为同一本质，可以在千万种“现象”中体现出来，因此揭示了同一本质的文学作品，由于各有其特殊性和偶然性，就具有了各自不同的特殊性和新鲜感，所以也不会“雷同”；三是文学通过主观（作家）反映客观（现实），甚至是写同一个人物，不同的作家的感受也是会有差异的，尤其在“情感体验”方面绝对不会如出一辙，一千个作家写同一人物，他们笔下的人物也会各有各的风采；四是现实生活的“本质”,不是单一的概念性的抽象存在，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存在，是“一”与“多”、特殊与一般的辩证统一。现实世界万物并存，而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本质、规律，因此现实生活不是只有一种“本质”，而是“多”本质；但这些不同事物的不同“本质”，由于共存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又有其内在的关联性，即人们常说的“共性”，即一个时代的总体走向和时代特征，所以事物的“多”本质又统一于“一”，“一”就是“共性”和普遍性，但这个“一”，又只能在多事物的多本质中存在，就像“树”这个概念，它既是各种“树”的概括，又不是实体性的存在，所以概念性的“树”是看不见的，我们看见的都是具体之“树”。由此可见，现实生活丰富多彩，气象万千，而人就生活在家庭、社会、职场、顺境、逆境、亲情、爱情、友情、善恶等各种矛盾关系之中，而所有这些，都是现实主义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和描写对象。所以，现实主义的优秀之作，不仅反映生活，还能够说明生活，但同时又是独特的“这一个”。
就抗疫文学来说，要求作家在短时间内写出精品力作是不现实的，但只要我们的作家坚持深入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体验、思考现实，那么我们所期待的既反映现实又能说明现实的厚重之作，就一定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