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莺飞草长，山里的兰花开了。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移兰入暖房。朝朝频顾惜，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添得许多香。”
信手打出这段歌词的同时，旋律也哼了出来。十七岁的少年好奇地看了我一眼。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音乐，他还不懂。
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地方的植物。生态环境差异造成生命形态差异。
台湾大量栽种兰花。兰花草似是从内地流入台湾的叫法。在皖南，我们甚至就叫兰草。皖南山里有兰草，很不起眼，成片成片地混住在灌木丛里。兰草属于多年生草本。春天到了，小草抽出长长的花苔，远远地看，蝶飞蜂舞，走近了，清香飘来，三四牙花瓣，淡玉色，竹叶形，纤细、优美、结实，偶尔透红，大多透着绿，由浅入深，以致花叶分不清爽。兰草的好处是叶型美，叶繁不乱，俯仰有致，才会有“看叶胜花”之说。兰香特殊，花香清雅，是清香，是香与不香之间的香，用行家的话是有层次的香。记得小姑娘的时候，大家永远在争论一个问题：茉莉、米兰、栀子、兰草这四种，到底谁的香味最好闻？米兰刺鼻，茉莉和栀子各有千秋，兰草最优雅，大家都爱兰草。
因为爱，也试图把山里的兰草栽进自家的花园。野生的兰草栽到漂亮的花盆里，日日精心侍弄，闻到花香了吗？印象中成功率是零。首先，从山里挖兰草就不容易。这世间，越是细致的东西，越有骨头。兰草看起来纤弱，实际上“蒲苇纫如丝”，这大概是生物的自我保护本能。山里的兰草长期生长在自由的荒野里，纵横交错，根深蒂固，抓地如铁。根系既茂且长又深，费了老大的劲才能挖完整，还要带上原土，小心翼翼地捧回家，不敢有丝毫擦碰。平日浇水也特别用心，说要八干二湿。总之，是“一日看三回”，可能都不止了，春天也过去了，山上的野兰早开谢了，花盆里的兰草还是徒生叶子，丝毫没有抽薹开花的迹象。
家住一楼，有小院子，沿墙砌了个长条型的花台。我对园艺持久的爱好大概始于彼时。园艺的探索，当然不止兰草这一种。皖南山里还有一种众所周知的花，叫映山红，对，就是著名的杜鹃花。大朵儿，跟兰草开花时间差不多，也是清明前后，漫山遍野都是血红、杏红、紫红，所以叫映山红。又因为皖南山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死了不少战士，“映山红”这个名字似乎拥有了象征意味。以“映山红”为名，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歌曲，非常抒情。歌词写得好，是典型的民歌比兴手法，形象，生动，接地气，“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特别是最后一句，反复吟咏，一唱三回，婉转悠扬。如果有歌队在场，可以加个多声部合唱，那就更美妙了。这首歌的作曲家傅庚辰后来当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擅长写歌曲旋律，《地道战》等电影插曲都出自他之手。我曾不止一次亲耳听他本人说，一生作曲虽多，最喜欢的还是《红星照我去战斗》和《映山红》。这两首歌都是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老电影了，电影《闪闪的红星》首映时间是1974年10月1日。那年我已四岁，正伴随父母在宣城敬亭山脚下居住。那个地方叫桃村。宣城全境都是当年新四军活动的区域，桃村也不例外，著名的九连山也在宣城境内。父母工作单位当时属于军队建制，《闪闪的红星》上映时，官兵在露天大操场上集体观看电影的情景，成为我这一生最早的清晰的记忆了。
我与《闪闪的红星》有缘。若干年后，在北京，听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说起童年扮演潘冬子的情形。这个“潘冬子”，后来读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电影好看，歌好听，映山红可不好养。“忠州州里今日花，庐山山头去时树。已怜根损斩新栽，还喜花开依旧数。赤玉何人少琴轸，红缬谁家合罗袴。但知烂熳恣情开，莫怕南宾桃李妒。”唐朝诗人白居易成功地把映山红从庐山山头移植到自家花园，喜不自禁，写诗留证。一花一世界，人亦如此。陶渊明性情散淡，自然喜欢淡菊。在唐朝写得好的诗人中，白居易无论写诗，还是做人，都比较平民化。映山红色彩鲜艳，花形烂漫，呈现出蓬勃的现实生命力。酷爱映山红，大概也是诗人个体情志的一种投射。当然，栽种映山红，白居易不是第一人，唐贞观元年，就有映山红成功栽培的记载。
从宣城搬回芜湖后，清明前后，我们还是习惯去九连山踏青、扫墓。来回的路上，每一辆缓行或疾驰的自行车上似乎都插着映山红。年年清明，年年如此。鲜花虽美，毕竟不能持久，于是有贪心者会把映山红连根带叶带花，带回院里栽种。中学同桌的母亲在百货公司做保管员，性格特别活波，喜欢唱歌、唱戏，喜欢跟小孩子说话。这样的长辈不多，于是，夏天的傍晚，天还亮着，常常三五人约着去她家看花。记得其中就有移植成功的映山红，还有一茬茬不断开花的大山茶。同桌的父亲好像比母亲年长许多，是一家烟草公司的经理，瘦小，近视，总是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一支接一支一声不吭地抽烟。与母亲的活泼正相反，父亲特别严肃。不过，这些美丽的鲜花都是这位令我们畏惧的父亲的园艺杰作。同桌是老大，叫鸿雁，说是出生时父亲从牢里来信起的名。妹妹叫云燕，也是长翅膀飞的小鸟。为什么坐牢？同桌说与父亲原先在军队做情报工作有关。
在汉语里，有些词是约定俗成的美好。比如“兰心蕙质”，这是我少年时期从一个冰雪聪明的女性朋友的笔下学到的最难忘的词之一。现在想想，与“兰”有关的词，仿佛都是好词，比如兰章、兰友，等等。这些美好的词的形成，有赖于我们老祖宗对于兰的集体有意识的偏爱，并形成流传有序的文化传统。与兰相反的词则是艾，比如兰艾之交，意思相当于云泥之别。汉语中还有些词，属于敏感词，自带神秘气质，比如“情报”。同桌嘴里的“情报工作”，让我肃然起敬。无名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成为我们这代人成长时期的一种具有浪漫色彩的价值标杆。这是英雄主义的革命传统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或命运。革命传统对我的直接影响是，高考时径自在提前投档志愿一栏填报了“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笔试过了，口试过了，身高不够，刷下来。这才上了中文系，做了几十年跟文字有关的媒体工作。“情报”两字的余波，是迄今尚存的对于谍战作品和侦探小说的爱好。
即便是这位神秘、富有专业技能的父亲，当年也不曾驯服兰草。可见，兰草栽培的难度比映山红要大得多。也许有人会说不对吧，梅兰竹菊作为四君子，挂在中国人家的厅堂里时，梅兰竹菊应该早就是前庭后院的密友了，否则，怎么会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样的诗句出现？否则古人怎么会说“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不是因为它们已经登堂入室、比比皆是、可以广泛栽培了吗？这些疑问确有道理。只是，此兰非彼兰，“芝兰之室”的兰花，是有别于野生兰草、可以家养的兰花。兰花在中国的栽培历史悠久，有各种资料表明，最早恐怕可追溯到两千多年春秋末期越王勾践时期。勾践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大可安邦宁国，小可种花莳草，无怪乎西施美人会为了他的江山以身侍敌。绍兴城南有兰渚山，相传是勾践树兰之地。山下驿亭，也即著名的兰亭所在。勾践活跃的时期，还没有纸张和大规模的文字书写。倒是明朝《绍兴府志》对此记得详细：“兰渚山，有草焉，长叶白花，花有国馨，其名曰兰。勾践所树。兰渚之水出焉。”明代的《会稽风俗赋》《绍兴地志述略》包括书画家徐渭的《兰谷歌》，对此都有记录。明朝的记录应该是由南宋《续会稽志》而来。《会稽志》成书于南宋嘉泰元年，由施宿等撰写，共二十卷。南宋宝庆年间，张昊又续写八卷，称《续会稽志》，宁波天一阁今有藏本。《续会稽志》称：“兰，《越绝书》曰‘勾践种兰渚山’。”《越绝书》属于我爱看的一类书，杂七杂八，是杂记，不同于西汉《史记》的体例，倒像东汉的《淮南子》之类。有人说《越绝书》是地方志写作的笔祖。内容以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争霸为主干，兼及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天文、地理，条目分类相对清晰，今天的学者大多认为其最早成书时间是东汉初年。《越绝书》的可靠性不论，人们之所以愿意相信勾践兰渚山树兰这个传说，其实还是借古喻今，表达对美好的人物和人格的向往。这个美好的人格比如坚韧、专注、博学等等，十分可贵。说得多了，说得久了，传说便也成了历史。绍兴人家至今有树兰遗风。在今天的绍兴兰渚山下，柯桥边，有个叫棠棣的地方，号称“兰花村”，不仅家家户户种兰花，兰花产业甚至成为全村重要经济来源。两千多年来，在会稽即今绍兴这块雨水丰沛、四季分明的土地上，兰花种植从传说，发展成产业了。
兰花能成为产业，是因为有民众审美基础。兰花品相素洁，符合中国古典审美标准。古典的美，追求有内涵和韵致的低调的美，或者叫简约、朴素的美。栽培历史既久，渐渐地，兰花的品种也栽出花样了，大致形成春兰、建兰、惠兰、墨兰、寒兰五大类。小类还可细分。这五大类，从植物学的角度，统称为中国兰。所谓中国兰，就是原生地为中国的兰花，是中国古人诗词绘画里的兰花。
既有中国兰，就有洋兰。洋兰的通俗和普遍叫法，是热带兰。热带兰，艳丽，大朵，重瓣。今天市面上常见的君子兰、蝴蝶兰等都属于热带兰。顾名思义，原产地是热带，跟中国兰不是同一科属。冬天的北方颜色暗淡，随着物流便捷化，热带兰这些年在北京非常流行。摆在屋里，与屋外的萧瑟相对照，的确养眼。可惜热带兰没有香味，它的高调和鲜美是现代做派。热带兰和中国兰放在一起，每每让我想起张爱玲的《白玫瑰和红玫瑰》。爱玲女士的意思是各有千秋，但在我这样老派的中国人看来，中国兰的好处是无可替代的。
中国兰品相可人，香味号称“国馨”。所以，尽管《淮南子·缪称训》称“男子树兰，美而不芳”，我虽然也老拿这句话打趣热爱养花的男同事，但心中始终存疑。从历史记载看，最早的兰花栽培者大多是男性，兰花流传至今，不仅没有“不芳”，而且还馨香动人。中国兰的鑫香沁人心脾，黏合力强。《孔子家语·六本》之所以有“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也”这类借物喻人的表述，依据的就是兰香的“影响”和“熏染”本义。意思是与德行美好的人交往，如同进入种满芝兰的房屋，不知不觉间会被美德同化和感染。“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同样的道理，恶人也具有强大的负面影响力，长期与他们在一起，自己的三观也会受影响，所以“择邻处”很重要。孔夫子说什么，都会比附到修养层面。在论述芝兰之香和鲍鱼之臭的基础上，提出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一观点，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成语“孟母三迁”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汉唐以后，儒家思想渐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儒家提出“君子”观，重视个体精神和道德情操的修养，以此为标准，讲求修身养性，甚至重精神轻物质，“清高”一词应运而生。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陋室铭》开篇提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直接推翻了一般性评价标准，提出行为主体对“美”和“好”的重塑。今天看来，这种思想有早期人本主义色彩。写过“前度刘郎今又来”的诗人刘禹锡，本身也是哲学家，写过一本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书，叫《天论》。在有哲学视野的诗人眼里，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是辩证、变动、普遍联系的，有什么样的人便有什么样的环境。由人及物，梅兰竹菊，便也着了君子相，为君子所好。
如今市面上可以随便购买的中国兰纵有百般好处，也还不是我说的兰草。我们皖南山里的野兰，只叫兰草，从来不攀附“兰花”之名，应该就是侧重其野生和草本一面。当兰花得到普遍和广泛的栽培后，山里的兰草更加珍贵了，大概是数量少、获得不易的缘故吧。其中，身价最高的是“幽灵兰”。所谓兰有多种，“素心为上”，指的便是这种美得不可思议的幽灵兰。这个品种的兰草基本生长在林地沼泽，繁殖条件苛刻，现存数量极少，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主要分布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前些年，有旅行者在喜马拉雅山发现了幽灵兰稀罕的花影。幽灵兰属于附生型，叶片完全退化，靠气根获取养分和水分。也有人叫它鬼兰，我更愿意叫它幽兰。花开的时候，洁白的花片像精灵一样在风中摇曳。看看它，就知道什么叫“空谷幽兰”了。
栽培也好，野生也罢，从人类生存发展这个角度来说，植物自始至终都是友邦。对于人来说，植物除了提供生存必须的各种营养，通过光合作用提供人类须臾不可或缺的氧气，提供各种生产生活资料，此外，植物还提供和生产人类的审美对象——这也是栽培的意义之一。因此，探讨生物演化，如果换个角度，植物其实要比人高级得多，人对植物的依赖要远远大于植物对人的需求。当然，这个事实很残酷，人可能不愿承认。人有思维惯性。这几百年来，在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广泛存在。站在人的角度，从思维惯性出发，往往以人为中心，不能科学、平等、客观地认知人和周边世界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包括人和动物、人和植物的关系。人和动物的关系有多重要，正面不说，负面影响，看看去冬今春让大家谈之色变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该就知道了。人和植物的关系同样如此。植物因为不会言语，比动物更容易受伤害。“头顶三尺有神明”，人类伤害了大自然，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报复不是在眼前，就是在未来。比如沙尘暴、水土流失等等。不禁又想到这个冬天的禁足和禁食了。禁足和禁食之后，人们包括专家能够开出的药方基本上都与植物有关，比如“莲花”。疫情猛如虎。“植物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提供适时的帮助。”这是我圈在家里百无聊赖时，从一个日本生化博士的论文里看到的一句话。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日本这个民族应该比我们得到的教训多，体验也丰富。经验和教训养成了敬畏的态度。博士在论文里大段地论述了红茶和普洱的抗疫功能，认为这两种茶叶中所含的茶黄素（tf3），不仅能够形成漂亮的颜色，也能够阻止冠状病毒的复制。这是一种参考。日本人治学态度认真，打一口井，一定会打到底，掏出泥，得出意想不到的结论。
当然，人类毕竟聪明，也高级。花卉栽培，是花卉成为人的审美对象之后的事。人有意识地结合需要，创造性地改造客观存在，比如把野外自生自灭的植物请到院子里和花坛里大规模地栽培。栽培是选择性行为。栽培蔬菜，这是人作为生命体的基础需要。栽培花卉，这是人的精神审美活动的需求。被栽培的兰花身价也不低。去年夏天，有朋友从绍兴快递来六小盆三星蝶。这是兰花里的新品种。三星蝶，三枚叶片，玲珑有致，像振翅欲飞的蝴蝶，颜色也好，是偏深的橄榄绿。三星蝶如此精巧，仿佛苏州园林里巧夺天工的太湖石，只是过于精巧，看得久了，便看出了其中的匠气。从简单到复杂，是不是一定是进化？收藏界的共识是，简约的明式家具价值要超越繁复的清式。单从形式看，明家具的特点是简约、线条好看，清的特点是细节讲究、雕刻精巧。有人认为清代家具最大的败笔恰在于过度雕饰和无谓装饰，多了冗杂，少了留白。估计许多木匠师傅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做工复杂、用料更费的家具反而不被看好。这是美学问题了，而且是高级的美学问题了。能够透彻地理解这个问题，这个木匠师傅就能成为大师、成为齐白石了。
美学问题是复杂问题。中学课本里有清代诗人龚自珍的文章《病梅馆记》，病梅是被疏枝后掰弯、凹了造型的梅花，虽然玲珑剔透、曲折有致，但在作者眼里已经生病了，不美。美来自自然。美来自单纯。或许，正是从这个角度，而不是从市场价格层面考虑，人们更喜欢山野里的兰草，喜欢花草不分，喜欢猝不及防飘来的幽香。
喜欢归喜欢，寥寥几笔，画好兰草可不容易。自古以来，画兰的人很多。手头有本《芥子园兰花谱》印刷本，这是入门级教材书，曾经拿毛笔跟着描了几笔，不像样，遂放弃。笔墨带意，油画可以修修补补，国画要一笔画成，呈现的是一日三课的童子功，童子功无法找补，这也是画国画和画油画的区别。中国画和中国书法一个道理，入门容易提升难，间架结构起落笔，招招式式是学问。老年书画社开办，往往许多人都去选修国画，当作爱好怡情养性，当然可以，真要学好可要下功夫。在皖南的方言里，“功夫”也是“时间”，比如问“你现在有没有功夫”，意思是“你现在有没有时间”。可能有人会说工笔画需要童子功，大写意应该不需要吧。这是误会。绘画中的大写意和书法中的草书，恰是在基本功掌握得比较扎实，笔墨自由后才能进入的高层级。最近在看张次溪整理的《白石老人自述》一书，收录了国画大师齐白石治艺的第一手经验，也佐证了这个观点。齐白石流传至今的作品以虾为最，此外，各种小动物、花蔬以及人物造像均有传神作品。早期工笔好，脱离了匠气后的写意尤其好。工笔是隔着一层透明玻璃的写实，写意则是加了丰富滤镜后的创造。中国画的滤镜，往往内含创作主体的审美移情和哲学观念，是具有美学自洽的笔墨表达。
笔墨最终投射的是人。这个春节，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峻，被长时间圈在家中练习厨艺时接到画家刘晖的两个电话。刘晖是屯溪人，做过黄山画院院长。二十年前，因为“屯溪”改名“黄山”，愤而出走北京。早年以画松出名的刘晖，寓居北京的这些年，箪食瓢羹不易志，在宣纸上依旧画着徽州，画着故乡，画着松树以及兰花。正是前些年在他位于北五环的那个简朴的画室里，我看到了古人的兰花，也看到了今人画的兰花。今人的兰花，主要是刘晖的兰花。被称为“黄山松王”的刘晖，果然不是普通的北漂艺术家。人民大会堂正门的那幅国画“迎客松”便出自他之手。这么一位大画家，长得也眉目清朗，一开口，却还是一口屯溪方言，做派也完全是山里人的淳朴厚道，没有丝毫的花头。寓居二十年，极少见他抛头露面。七十多岁了，底气却很足，巨幅松树一气呵成，就连书法落款也完美无缺。画松树是刘晖的拿手活，早在1985年，荣宝斋就给他出了《黄山松》画册。这些年，远离黄山的日子，刘晖主要画兰花，写榜书。兰花是小品，刘晖画室里的兰花，比古人细致，比今人古雅。结构尤见用心，是我熟悉的徽州山里的兰草，柔、韧、朴、健，叶叶不同，叶花不分，灵动自然，“王者之香”仿佛可闻。
刘晖的电话第一次响时，我正在厨房里认真研究百合蒸南瓜。这是久违了的兰州百合，师弟年前刚从兰州寄来。与象征着美好爱情的百合花同名同源，美丽的花朵可供欣赏，地下鳞茎可以食用。上海人会吃，记得本邦菜里喜欢用百合做食材。本邦菜用的多为南方百合，清香中带点苦尾子。植物中凡可清热解毒者，大多性平味苦。有经验的人知道，百合有止咳平喘、清热解毒功能，是中药里一味常用药引子。全国唯一的甜味百合，产地在兰州。与南方百合不同，兰州百合是食盘里的珍馐，色泽洁白如玉，甜香软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兰州上大学，第一年寒假，在有经验的学长指点下，背了一大包鲜百合回南方过年。洁白的百合，还有家在山西农业大学的下铺从太古寄来的金黄色的小米，谁也不知道怎么吃。家里人都开了眼界。这是三十年前。现在，据说在兰州，冬天要吃到正宗的鲜百合也不大容易了。因为土壤要求特殊，产量少，每年冬天也就是春节前夕上市。北京的超市里偶尔能碰见真空包装的兰州百合，看起来也不错，应该是大规模栽培后的成果了。
栽培改变了植物，栽培也保护了植物，包括物种。纯粹自然的条件下，许多植物大概都会灭绝。
曾做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一生娶妻三次，前两个妻子因病而死，最有名的第三任妻子毛彦文，号称“民国奇女子”，后来做了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与毛彦文结婚已经是1935年的事了，婚后两年熊希龄病逝。此前大概是1921年，熊希龄在香山正式开办慈幼院后的第二年，胡适前去游玩。这时候的熊太太是熊希龄的第二任妻子，朱其懿同父异母的妹妹朱其慧。朱其慧诗词歌赋俱佳，被誉为熊希龄的事业伴侣。据说熊希龄在这个太太面前还有点不自信，也正是在优秀的太太的压力下，他精研经史学问，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做了京官。当年，胡适在西山玩得很尽兴，带着主人家夫妇赠送的一盆兰花草回到城里，欢欢喜喜照顾了很久，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一朵花来，于是写了一首叫《希望》的小诗。过了将近半个世纪，陈贤德、张弼两位台湾艺术家对这首诗作了修改并配上朗朗上口的曲子。这就是歌曲《兰花草》。
胡适是皖南绩溪人，热爱兰草的情结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