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和我自己、另一个人、另一些人进而是和世界进行对话的方式，我写作，本质上是有话要说，有话想说。我希望我的写作是对自我的梳理和记忆，是我对自己，对世界和人类的真切表达。我希望写下命运，感吁，深思和追问，我希望写下我的幸运和痛苦，爱与哀愁，写下天使的部分也写下魔鬼的部分。我希望写下我对人生的理解，世界的理解，命运和时间的理解。言说，说出，是我写作的诉求之一，我希望能有聆听的耳朵。在日常，我一向愚钝而木讷，而写作带给了我某种补偿。博尔赫斯在一篇题为《创造者》小说中写道，一个野心勃勃的创造者想按照真实的比例画一张完整的世界地图，为此他用尽了毕生精力。而等他完成这张地图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所画下的竟是自己的那张脸——成为那样的“野心勃勃的创造者”是我的文学诉求，这个毋庸讳言。在我看来，写作其实也就像通过画自己的脸，自己的心，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感知，进而画出整个世界。为此，我愿意付出努力、热情和毕生精力。剧作家奥尼尔有一句片面深刻的话，他说，“不和上帝发生关系的戏剧是无趣的戏剧”。这句话，充当着我写作的座右铭，昭示着我努力达至的方向。我承认我的文学野心，这个野心大约延续了巴尔扎克式的狂妄，正是他，在拿破仑肖像的底座上如此写下：“他用剑没有完成的事，我将用笔来完成。”
让写作成为“智慧之书”是我一向的文学诉求。我迷恋“智慧”，愿意把它放置于我写作的核心。即使在故事中，我也希望我的态度是沉思、挖掘和反问，运用属于文学的魔法使问题成为问题。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小说的精神是持续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以前那些作品的回答，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以前全部小说的经验——我深以为然，并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汇入到复杂性和持续性中，做出自己的提供。我时常把自己的写作看成是一面放置在侧面的镜子，我写下他人，更写下自己，写下我对人的存在的追问。我追问，在人心和人性的沉默的幽暗区域都埋伏着什么，他如何获得崇高和尊严，应如何与他人相处？这个人的存在，与他者存在的区别是什么，他如何融入世界与社会，并对自我有固执的保留？非如此不可？有没有另外的可能？如何让“另外”成为可能？我试图让我的小说和诗歌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解答。当然，“创造”，也一向是我所迷恋的词，正如我迷恋幻想和梦，迷恋无中生有，迷恋突然的溢出和灵光一现。它同样是我一向的文学诉求——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创造者，用现实、历史、传说、梦想、幻觉和理想的材料，通过写作，“创造”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世界，一个自我的世界，一个具有玄思和彼岸感的世界，一个与我们的世界平行、处在疑虑中、并不幻美和许诺的世界……在这里，我可以略有骄傲地宣称，我的确拥有无中生有的手指，我懂得某些魔法和技艺。
在写作中，我寻找那种生活在树上的感觉，那种俯视和悲悯，那种爱着，却永远拒绝与生活平视，拒绝随波逐流更拒绝同流合污的感觉。同时，写作对我来说意味着冒险，我愿意自己的每一篇小说都具有一种前行的姿态，它得做出自己的发现，它应当多少摆脱“影响的焦虑”，至少与我的以前要有不同。我想我还要坦言，在文学中寻求精致、真实、丰厚、高端也是我的目标，我甘于寂寞，甚至有些偏执地甘于。不止一次，我曾重复过一个同样属于片面的短语，“写给无限的少数”——少数，无限，它们是两个词，然而之间的联系过于紧密，所以我将它们放在一起。少数，是一个问题，它要求一个人的写作从一条惯常的、习见的、“正确的”、人云亦云的大路上岔开去，在创新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努力呈现自己的风格，成为林外的树；所谓少数，它并非是有意选择，只是甘于接受这一“必然后果”，让自己能够遵从内心，遵从艺术，勇于探险，而不是曲媚。
我一直在言说我的文学诉求，它并不是我已经的达到，而是达到的可能，是目标，在前方。说实话自写作开始，我就一直在狂妄的自信和真切的自我怀疑中度过，我怀疑自己的能力，才气，怀疑自己的“发现”在别人那里已经是旧识而不自知。我很怕，在我死后，人们说，“这是一个呆板的好人，一直在从事一件他不能胜任的工作”——然而，我也希望，我能用我的一生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在我死的时候能对“上帝”说，在这一生中，我做了一件自己愿意做的事，我感觉还不错；如果有来生，我希望继续此生的未完成，继续做下去。在来生，继续做下去，即使依然了无成绩——这也是我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