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文学与社会苦难经验之间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文学不仅记录苦难、反思苦难，也在形塑和构建中国人文精神的内涵，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自我认知。针对群体性悲剧的写作，构成了特定时期人们言说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的重要资源，甚至成为他们精神价值的一部分，历史的经验成就了现实的经验。
不过，现实的经验也可能被阅读的经验所误导。因此，如何接续中国文学史中的人文主义传统，探索“与天地万物上下同其流”的现代表达，进而发挥文学凝心聚力、泄导情感、反思社会的作用，才是作家和评论家面对的新课题。
多难兴邦的文学记忆：两种传统。
中国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地壳变动十分剧烈。无论是联合国的相关报告，还是个体经验的记忆中，中国的自然灾害发生总是频繁而多样。“旧创未复，新祸又起，这已成为我国历史上极常见的事实”。这种事实对中国人的文化记忆有着深刻的影响。如在史传文学中，关于灾异记录的数量、内容以及连续性上，在世界上几乎是最多的。从《史记》开始设“天官”专章，整部中国史每朝每代都有“五行志”，晚至《清史稿》则专称“灾异志”。这种史不绝书的灾异现象，早已深刻地浸润至民族记忆的深处，并伴随着祭天招魂、伤春悲秋、禳灾祈福与善恶因果等多种文学写作旨趣。
中国文学对灾难的表达，大体可以分为上下两层传统。就民间传统来说，频发的灾难促使人们产生了及时行乐或避世逍遥的观念，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学中对隐逸、仙传等话题兴趣盎然。可是，在现实中，个体又不得不面对灾难导致的无常，其恐惧需要在文学审美活动中得到化解，因为生活总要继续，尽快擦干眼泪、抚平伤痛，才能更好地朝前走。这就使得中国文学长期处于“乐天”状态之中，“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那些受众广泛的民间文学，总是倾向大团圆的结局，而且这种状况越往后发展就越成熟，明清时期的戏曲与小说尤为明显。因此，现代以来，关于“中国有没有悲剧”的讨论，在齐如山、王国维、鲁迅，乃至朱光潜、钱锺书等人眼中，答案是显豁的，那就是基本没有。
但是，从士大夫阶层的写作来看，这一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回答了。中国文人的写作在汉魏之际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自觉意识，对灾难的理解也转向更加深刻的人文主义传统。他们把灾难变成一种写作的底色，灾难现象在他们那里被转化为一种灾难精神，即面对人世的无常、宇宙的无限、未来的无知，个体变渺小了，生命变脆弱了，灵魂变孤独了，精神变漂泊了，人生变短暂了。这种文学意识成了中国文学的潜层，为中国人的灾难记忆赋上了厚重的人文关怀色彩。
民族精神的价值转化：三条路径。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分野，是因为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与灾难之间达成了一种斗争中的和谐。这种关系是以人为中心的，即人可以战胜灾难，或者说与灾难共存。它不仅指现实层面，更指精神层面。譬如同样是宇宙洪荒的创世神话，西方基督教文化以神力实现救赎，寄望于诺亚方舟；而中国则完全以人力为基础，创造了“治水”这一绵延数千年的、表达人与自然灾难之间不断斗争、相互妥协的文学母题。无论是大禹治水、女娲补天，还是后羿射日、精卫填海，都象征着文学对灾难现象的价值转化。它通过人和自然的斗争，使人类有限的生命得以与浩瀚、无限、辽阔等宇宙属性相关联，从而以一种深刻的悲壮和崇高之美，让灾难沉淀为力透纸背的人文价值。这绝非是某些人口中轻飘的说辞：“中国人有种独特的灾难美学，那就是忘记苦难”。中国人是把苦难积淀成了深沉而稳定的民族精神！
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文人对待灾难的这种人文态度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也可以把它认作是对灾难现象进行价值转化，进而凝练为民族精神的三条路径。
首先是中国士大夫特有的忧患意识。“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自屈原《天问》开始，自然与人世之间就在文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忧患关联。这种关联虽然主要集中发源于动荡不安的汉魏时期，但它并没有因历史进入太平盛世而消失，甚至在盛唐时仍蔚为大观。更重要的是，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表现为对治乱兴衰的反思与居安思危的紧迫，还升华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超越性人文情怀。这种情怀在宋代成为普遍的士大夫认知，出现了诸多名篇，更被儒家抽象为“居敬”功夫。
其次是这种源自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在宋元时期通过话本、戏曲、小说等相对大众的文学写作，泛化出中国式的悲剧观念。其集大成者为《红楼梦》，还有《桃花扇》《窦娥冤》《琵琶记》《雷峰塔》等戏曲。这种为大众所接受的悲剧，把写作目标转化为普通底层“小人物”，其中不少是女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把文人的忧患意识通俗化为对现世的观照，对个体经验的提升；同时，又用“大团圆”来对其予以慰藉，在苦难中注入一种便于解释、易于接受的善恶因果观。
经过上述两个阶段的文学书写，中国人对灾难的艺术认识已经颇显立体。它的书写对象从自然逐渐变到人世，同时也从灾难向苦难、从人类向个体转移。这一题材的创作，始终呈现出兼具反思与抚慰作用的价值特色。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文学急转而进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近百年来中国社会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演进，为新时期以来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苦难叙事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诞生了《云中记》《白鹿原》《白雪乌鸦》等更加复杂、深刻的文本。
风险社会的共同情感：一个前景。
进入新世纪之后，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开始日渐清晰地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有重大风险的应对和化解能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而所谓“风险社会”，就是人们对“灾难”的认识从偏向消极、否定的“苦难”转为一种相对日常的警惕之心，以及适度的社会动员。相应地，其文学书写的主流也应由灾难、苦难，转化为对风险的认知和把握。
概括地说，上述三个阶段都属于风险社会之前的苦难文学写作。其中，第三阶段对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之书写，虽然出现已有将前两条路径——深层的忧患意识与通俗的精神抚慰——相结合的端倪，但整体上还是在西方社会批判意识影响下出现的现实主义创作。这条路径的苦难书写，尤其要注意避免引发“共情伤害”，甚至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中。
而进入风险社会之后，未来一段时期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这就对风险社会的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不仅需要及时面向社会、思考现实，更需要继承中国文学的忧患传统，继承怵惕警醒的居敬功夫，并将这一传统融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时代命题之中，使其重新彰显出“与天地万物上下同其流”的深沉人文关怀。同时，还需要适度的文学张力，来缓和风险社会自带的强大压力，对“大团圆”的中国写作经验做新的反思，包括融入调侃、幽默等元素，来实现对上述三个阶段、三条路径的汇流与统合。而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的一些优秀作品，已有此种意味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