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对传统散文的艺术精粹忽视得过分了，在有些新散文的写作中存在着狷急情绪，重视了“新形式”而忘记了艺术水准，遂使近年来散文创作的整体高度上升缓慢。
2019年是个重要的年份，以散文为代表，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都做了很多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项目。与此同时，文学界以及读者大众对散文的要求也注定水涨船高。
梅岱的长篇散文《走进〈敕勒歌〉》无疑是分量很重的一篇。该作2.4万字，以“敕勒歌”“敕勒族”“敕勒川”“意犹未尽”共四节连缀，一点一滴地讲述了故乡敕勒川从古至今的历史、地域、民族、血脉、文化、生活、生存、生长……高天厚土，大气磅礴。最精彩处还在于从容的叙述中涓涓释放出的个人对人类生存、世界文明发展的种种感悟与思考。
贺捷生的《幺姨的灿烂年华》记述了幺姨在极其艰难的革命岁月中，竭尽全力帮助萧克将军完成长篇小说《罗霄军》的故事，从一个小侧面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浴血革命的艰苦，其情感炽烈，情节生动，细节感人至深。王巨才的《血脉，涌动不息》披露了上世纪40年代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派干部奔赴东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塞北延安”的悲壮历史；另一篇《夜来风雨连清晓》记述了上世纪70年代，他作为年轻工作人员，跟着“大官”高专员下乡访察农情，那时没有汽车、秘书、随从，没有电话、手机、微信，有的是共产党人急切希望农民富裕起来的一颗红心。两篇作品都奔涌着共产党人奉献革命、奉献人民的无私精神，让人泪目，无限向往。王宗仁写西藏的3部散文集同时出版，篇篇散文作品像陈年老酒，于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朴实、平稳地显示出悠长的艺术魅力。这脱胎于他的人品高度，他18岁入藏，把大半辈子都献给了援藏事业，在平凡而崇高的汽车兵岗位上，他是兢兢业业的好战士，工作之余又拿起笔来表达胸中的千山万壑，逐渐使自己成长为一位军旅作家。奉献与大爱，既是他做人的本色，也是他作品的底色。刘兆林的《太行喊山》写的是山西平顺县人民战天斗地的历史，前天自造土地雷炸鬼子，昨天在山上见缝插针地种树，今天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石头上种树，把土地省出来种谷子。勇敢勤劳的平顺人正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写照。阿莹的《工匠之歌》歌颂了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工匠，这在很多年里几乎是一个被遗忘的话题。通过讲述几位舍身为国的工人劳模的感人事迹，作者由衷地感叹：“工匠是一个民族的精华。工匠是一个民族的柱石。工匠是一个民族的脊梁。”
2019年，多位作家在散文的思想、见识方面努力掘进：
李国文的《肉食者鄙》是一篇老辣之文，对左丘明与司马迁各自笔下的曹刿，作了一番具有个人判断的分析，并对春秋战国的历史给出了独到点评。我记得最牢的一句话是：“食肉者鄙，其实，不食肉者未必不鄙”，真是独步史坛，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林岫的《笔下“乌龙”几多多》对书法界的弊病直言批评，对有损书法艺术的错误、失误一次次纠正、一次次痛斥、一次次声讨，竭力保护中国书法艺术的纯粹和高贵。岳建一的《融入人类主流文明》是对文学的一次致敬，呼吁“找回文学评奖应有的视觉、听觉、知觉和痛觉，找回最本质的属性，找回文学良知，找回灵魂”，并且提出应该坚信人类主流文明、提倡多元性、回归常识等三方面问题，让我们重新温习了渐渐被遗忘的文学的底线和使命。张映勤的《称呼问题》似乎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其实是久蓄的愤懑发泄，面对着“脸一阔，人就变”的官员们，哪怕昔日交情深到发小、同学、知己，如今也再不能“我自岿然不动”地不称人家的官职。这种人生困境，也是我们大家在人情交往上的公共难题，亦是有特色的中国官场上的“潜规则”，更是社会风气的现实投影。
在2019年的描人散文中，有几篇堪称佳作：
章德宁的《道不尽的林斤澜》不仅描述了与林老过往的点点滴滴，更重在对其人品与作品的深刻评价。作者不仅把“林老用一寸一寸生命的坚持，用一寸一寸生命的时光，用一寸一寸生命的长度”给她留下的最宝贵遗言分享给广大读者，还为当代文学史给出了一道道思考题。
余秋雨《饶宗颐的香港》通过几个小细节，画出了这位百岁高龄去世学者的几个侧面，为“即使只有一个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而再发声。吴周文在《旭澜师》里怀念著名学者潘旭澜教授，通过几个感人的细节，写出了这位现代文学专家做人的高贵、做事的端正、做学的严谨认真，体现出了老一辈文化人令人敬仰的精神风貌。
在叶廷芳的《我的老哥“乌皮”》中，乌皮曾在叶家当帮工，俩人曾多年睡在一张床上，形同兄弟。他只上过4年学，却一生好学不倦，努力上进。后来有幸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培养成大学生，最终成为水利工程方面的高级工程师。由于是亲历，作者带有强烈的感情，主人公又是罕见的从长工到高工的人生际遇，作品的文字虽然平实朴素，字里行间却埋藏着一种感人至深的心绪，同时还表现出了大时代的波澜壮阔。
程绍国的《父亲是程颐的后代》也是一篇奇文，写的也是一位农民，父亲其实是养父，生父倒是一位吃官家饭的干部。这位只能被按在地里刨食的农民，想给养子创造好的生活条件而不得，因而终日焦虑、无助、忧郁、愤恨、自责，最终因癌症离世……往上寻源，他真的是程颐子孙留在温州的一支，光阴更替，时代转换，人生其实是很厚重的。
徐风的《你不知道我最缺什么》非常可贵，主人公老陈是一位进城卖菜的农民工。因为对土地的眷恋，他坚持种自家的十几亩蔬菜，自家吃不完才到城里卖菜。他学会了用手机收费，也学会了用微信了解国家、世界大事并且津津乐道。他一年也就赚几万块钱，可是却愿意周济更困难的打工者……在他身上，我们不仅发现了种种新的社会元素，更可贵的是发现了新的社会人，他们是农民、进城务工者，这是徐风此文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惊喜。
与此同时，在对散文艺术水准的追求上，作家们一点也没放松。
陈世旭的《追随一条江》写风景如画的浙江桐庐吊严子陵，满篇文字皆如诗一样美丽，而其中亦见历史观，以及作者对个人命运的思考，实乃上品之作。王剑冰的《扬州慢》亦诗亦画，纯美的意象、精美的句子、静美的心境，真是美文不负美景。王剑冰的文字华贵如诗而来，意境臻于珠圆玉润，这对于一个已有几十年写作经历的作家来说是很让人惊艳的上升。刘汉俊的《乌镇的早晨》也是一篇全方位的彩色的诗，“历史的水榭歌台，只等捕捉你的目光。你纠结你的，唯美的乌镇却给自己留出许多闲散，像国画里的枯笔飞白……”通篇皆是这样纯美的诗句文词，既是风景引领了作者的文思，同时也用文思带起了风景。
陆春祥的《惊蛰》从形似彘（猪）的雷公（引自李肇《唐国史补》）写起，至《太平广记》《录异记》《广异记》等古籍，又至韦应物的《观田家》、陆以湉的《冷庐杂识》、褚人获的《坚瓠集》，最后落在美国作家迈克尔·麦尔德的《东北游记》，读书之多让人佩服。洋洋洒洒，信手拈来，读来趣味横生，不忍释卷。
刘成章的《带着风声的花》借着山丹丹花好一通抒情，虽然已离开陕北多年了，但作者对家乡的感情却越来越浓，陕北在他的笔下也越来越呈现出诗意美。刘成章近年来写了包括海外生活的不少其他题材作品，但横过来看竖过去瞧，还属其写陕北的散文最见精神。还有一篇南方女子写陕北榆林横山的作品让人过目不忘，杨海蒂的《北面河山》文笔刚烈、大气磅礴，纵横历史、思接古今，一代代王侯将相从笔下滑过，一位位革命家跃然纸上，一个个诗人和艺术家唱着信天游走来，演绎出古银州的今昔与未来。而周华诚的《鱼鳞瓦》写得山清水幽，普普通通农家房屋上的鱼鳞瓦，将江南的厚朴与宁静之美衬托得活起来了一般。
此外，几位少数民族作家的文笔像诗歌一样华美绚烂，如杨俊文（满族）的《不落的船歌》、阿舍（维吾尔族）的《像风一样》、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哈萨克族）的《呼苏木奇》、艾平（蒙古族）的《上海的绸缎草原的香开》等，他们似乎生来就能歌善舞，出口成诗，用诗的语句呈现散文，把散文表达得美轮美奂，这也许是成天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我们很难企及的。
还有一批写作很多年、越写越上升的作家，殊为难能可贵，如徐刚、朱以撒、孔见、孙郁、黄文山、杨闻宇、穆涛、葛水平、杜卫东、素素、马力、朱鸿、潘向黎、王兆胜、熊育群、彭程、李舫、苏沧桑、周晓枫、柏峰、刘江滨、毛眉、甫跃辉……他们都在散文园地坚持了多年，不仅保持着创作的数量，而且精益求精，在艺术追求上呕心沥血，是中国当代散文的中坚力量。
20多年来，散文界一直在大力提倡、大声疾呼“革命”和“创新”问题，竭力打破传统散文的陈囿，把自己从“耽于唐诗宋韵”和“茶余饭后千字文”等旧有模式中解放出来，并且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功。但现在，我却也产生了些许惆怅，因为革新固然必要，但正如鲁迅先生说过的，倒洗澡水的时候不能把孩子也一起倒掉。我们似乎对传统散文的艺术精粹忽视得过分了，在有些新散文的写作中存在着狷急情绪，重视了“新形式”而忘记了艺术水准，遂使近年来散文创作的整体高度上升缓慢。我愿重新回到原点寻觅：什么是散文？好散文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卓然说：“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诗人，各自都有自己的世界，唯独散文家没有；然而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诗人的世界，又都是散文家的世界。只有散文家才可以很随意地到达哪个王国去遨游，把那里的最精华部分收拢到自己的襟抱之中，和了清风，糅了明月，经过烧炼、锻打、淬火，到百炼成钢化作绕指柔时，便是散文了；经过摩挲、蒸煮、泡晒，到老窖中溢出醉人的酒香时，便是散文了……”但我更想强调的还不是散文的艺术性问题，而是它所不能或缺的情怀和境界。自古“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到了今日，为什么在有些人那里，散文只是变成了风花雪月、吃喝玩乐、声色犬马？中国知识分子一贯奉举的“先天下”家国情怀，也变成了“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各色精致利己主义？此乃当今散文创作的最大短板，如能力克之，方显出山高水长，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