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善”，指的是作者的写作初衷是充满着善意的，作品的价值指向是蕴含着善光的。
作者在投入写作时，不是受人雇佣和驱使的，不怀有媚世获利的私心杂念，而是带有高尚的动机，遵循着公义公理，秉持着道德良知，因此其笔下产出的文字，是粮食，而不是毒品；是清泉，而不是泔水；是照彻人心的灯盏，而不是蛊惑人心的鬼火。
作者的写作初衷，对作品的价值有无，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作品的美丑观，是非观，皆与作者的人格形态息息相关。
中国的文学犹如中国的饮食，是自成体系的。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众说纷纭，价值观看起来颇为混乱，但刨根溯源，却发现各吹各调的先贤们，其精神的底蕴无不雷同。他们万道溪流归江河那般，总能在劝善方面找到交汇与融通之处——劝谏统治阶层选择仁治而摒弃暴政，劝服老百姓要循礼守规而远离蛮荒。汉代以后，儒学成为中华文化的唯一正统，但文学的劝善功能始终存续。劝善，犹如一条文学的坎儿井，酿造出文学的血液，滋养着读者的心田。
劝善对不对？当然很对。因为文学的功能之一，就是教化与救赎人心。而人心，唯有从善如流，才能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四邻，有益于亲朋，更有益于自己。
当代作家，可以从古代典籍中汲取营养，但决然不能把自己的头颅，躬身伸进古旧观念的项圈里，尾随古人的脚后跟亦步亦趋，而应站得更高，望得更远，以更广的视角和更大的胸怀，来极目天下，悲悯苍生，并以更为先进的文明坐标，来构建和定位自己的价值谱系。
什么样的散文才能称得上是善的散文呢？我以为，隐含人类的共有价值、具有博爱意识并遵从人性的散文，就是善的散文。
善的散文，一定会把人当人一样地尊重，而不是把人当作某种工具和棋子，并以此为切入点，来挑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纷争；也一定是把世间万物当作与自己相依相偎的生命共同体，予以爱怜之、护佑之，而不是践踏之、征服之。
散文中的善，既体现于颂扬，又体现于批判。
批判的内容，决定着批判的属性。基于正义的批判，就是一种大善。
比起颂扬来，批判很容易遭人诟病和误解，其因在于从表象上看，批判显得很是来者不善，但只要站位于人道的立场，坚守于人性的底线，这样的批判犹如医生的治病救人，无疑是一种超越平庸、超越世故、超越肤浅的更为深邃的善德善行。
屹立于文学史的庙堂受人恒久敬仰的伟大作家，又有谁不是以批判为天然的使命、为叙述的基调？
平庸的作家止步于表面，而伟大的作家却在掘地三尺。
善也有真善和伪善之别。有的文章，满嘴的仁义道德，貌似很善，但骨子里却藏有主观的恶意，比如那些宣扬暴力、渲染恶俗、倡导旧序、潜伏等级观念，以及为古代帝王招魂的散文，皆已偏离了善的轨道。
善的散文不在于写什么，重要的是看怎么写。取材并不能决定散文的大小，唯有作者的精神操守、精神格局，以及艺术素养，才是作品大小的核心要素——写大人物的未必就是大作品，写小人物的也未必就是小作品。有人执著于写大人物，却把自己越写越渺小；有人不懈地写小人物，却把自己越写越高大。
简而言之，善的散文，一定是有温度、有道德、有人性光辉、有人文情怀的散文。
在现代理念中，人性，永远是衡量文学有无价值的一条基准线，甚至是唯一的标准。
（作者：安黎，《美文》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