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的陈君忠实和高邮的吕君立中相继走了，远远地走了。
《礼记》于奠祭有别：下葬前的所有祭祀亡灵的活动都叫做奠，下葬之后的所有祭祀亡灵的活动都叫做祭。朱熹《仪礼经传集解》对此有解释：“自葬以前，皆谓之奠。其礼甚简，盖哀不能文，而于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礼事之也。自虞（虞：古代一种祭祀名，既葬 而祭叫祭，有安神之意。）以后，方谓之祭。”
两君已行多日。故于今天，写下短文，以祭两位兄君。
恕我冒犯，以兄称之。《礼记》云：“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礼记˙曲礼上第一》）意思是说，对于年长自己一倍的人，应当待之如父，对于年长自己10岁的人，应当待之如兄。如此说来，称两位为兄，似无不妥。
两位兄君皆明礼之士，当不责我老气横秋，罪我不知天高地厚。
4月29日，陈忠实走了。一国之文艺界皆大悲哀，我亦悲哀，但不彻。我了解陈公在当代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粗读其巨著《白鹿原》，然而，未晤见，亦无书面言语之交流。近读《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所载天津秦岭、北京红孩诸君之纪念文章，悲哀之情不由升腾，泪水几度涌出。照片上的陈忠实俨然乡下一老汉，皱纹满面，深壑浅沟，平实坚毅。陈忠实是当代中国文学界扛鼎之人物，其地位之显，声名之隆，影响之巨，无出其右。然而其为人极低调，为文极精湛，为情极真诚。向以平等之姿态，激赏之眼光对待一切人事，人有求写序题字者，不推辞，亦不收润笔。“不像有的名人，把自己的名字看得很重，恨不得把每一个字都掉进钱眼里”。（红孩：《那个背着黑色皮包的老人走了》）仅此一点，不能不让人尊重，不得不令人悲哀。
仅仅十天后的5月9日上午，打开手机，跳出一条信息：吕立中先生走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现在的乌龙信息太多太多了，让人难以判别哪一条是真的，与己无关者，往往一扫而过，不入心神。
但这条信息不同，吕立中是我的老乡，我的兄长，亦可谓我的知己。因此，拨出高邮市作协副主席夏涛的电话，求证真伪。
夏涛语气沉闷地回答：是真的，吕老师早餐后猝然仙逝。
我还是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4月23日中午，应夏涛之邀，我与吕立中老兄，在张士锋经营的梦里桃花园相见。他还是那样热情，那样豪爽，那样不吝夸赞他人。我们一起聊天，一起用餐。他那种超分贝的哈哈大笑，极富感染力。饭后一场大雨，匆匆话别，总以为来日方长。我看不出他已经七十六岁，看不出他有任何病兆，更想不到此种境况。时转境移，音容宛在。
相隔半月，老兄竟不告而跨鹤西去，怎能让人相信这信息是真的。不一会，大量的信息涌来，我不得不承认吕老兄真的走了。我不假思索，不顾平仄，不求对仗，写下一副挽联。“躬耕垅上勤作文，深植民间得人心”。
吕老兄一辈子行走在乡间道路上，一辈子生活在农民中间，一辈子做着与乡土文化有关的工作。办报纸，搞宣传，写文章，带徒弟，激情满怀，活力四射。他以农民的朴质，农民的情怀，忧乐民众的境界，写下一篇篇一首首一出出农民喜闻乐见的诗文说唱。人赞其十八般武艺样样在行，运转如风。
依稀记得，二十多年前，吕老兄敲开我的办公室，送我一本他的著作，盖《金不换的故事》，扉页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姚正安先生斧正。我有点无措，对于年长我好多的资深文化站长，我哪里敢斧正。于文学，我只是名业余爱好者而已，而吕老兄的文章常见诸报端。
这是我俩第一次接触。
此后数年，我俩往往于会上席间行走时相见，免不了交谈交流，看得出，他对我很关心，每每随口说出我偶发于某刊某报上的短章微文。言语中颇多鼓励，而无丝毫之说教，更无盛气凌人之势。他说之有情，我听之心热。
多年内，我又连续获赠其三本著作，我感慨其旺盛的创作力量，感慨其对生活的一片赤诚，感慨其对文学的无悔痴情。
9日中午，从书橱里翻出《金不换的故事》，旧了，纸页泛黄，但墨香氤氲。
人常说，睹物思人。我仿佛看见吕老兄撑着高大的身躯，肩斗有些歪地向我走来。
但事实告诉我，吕老兄已经走了，他是随着文学大师陈忠实走的。
有人或许要问，怎么将吕立中与陈忠实并章而文。怪不得，人家发问。两位无论地位、成就，还是影响，都不可同日而语。是啊，陈忠实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吕立中只是区区一文化站长。
可是别忘了，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都是文学的执着者，都是文化的播火人，都是时代的歌唱家。
大树以其伟岸直指苍穹，小草以其绿色驱赶荒漠。
陈忠实走了，《白鹿原》照样播撒片片荫凉；吕立中走了，《金不换的故事》照样绽放点点春光。
我用心同文祭拜两位兄君，是因为这个多彩多姿美不胜收的世界是由无数棵参天大树和漫无际崖的小草装点的。
两位兄君，一路走好。料想，有文学相伴，你们是不会寂寞的。
2016年5月14日上午于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