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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篇散文随笔入选作品:丁帆《向面对世界的自绝者脱帽致敬》——追忆两位性格迥异的先师

2016-11-12 19:47:17      来源:江苏散文网      人气:599

单篇散文随笔入选作品:丁帆《向面对世界的自绝者脱帽致敬》——追忆两位性格迥异的先师

   作者:丁帆
发表于2015年第一期《钟山》

   人至暮年,往往会沉溺在回忆之中,记得沈从文说过“回忆是有毒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靠回忆活着的人,说明他已经缺少了创造的活力;然而,没有回忆的人生又是缺憾的,殊不知,回忆往往是在人生驿站的回眸中,将经验性的东西展示给后人看,使其少走弯路,以获得宝贵的启迪。

   今年是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创建百周年纪念,我不想追溯其发展的辉煌历史,也不想回眸她的痛史,只想打开记忆的闸门,追忆我的两位已经逝去了多年的师长,这不仅是为了纪念他们两个都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作出过巨大贡献,更因为是他们两个人相反相成的性格给了我人生莫大的感悟,以致使我对世态以及人生的末路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们的名字是叶子铭、许志英。

   叶子铭先生与许志英先生是挚友,他们在相互调侃对方的性格时看似不经意,其实细细回顾品味起来,却是有着共同的人生宿命,也是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谶语——对社会的责任感愈强,就愈不能隐忍社会的黯淡与人生的惨淡,悲观主义才是他们最深刻的思想选择。许先生说叶先生总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而叶先生则反唇相讥许先生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他们俩每每在“攻击”对方时的音容笑貌尚时时萦绕在我的眼前,往往使我不能自已,而不能自已的原因却是一直不能与他人言的,因为中国人出于对长者的尊敬,是避讳谈他们的死因的,今天,我斗胆冒天下之大不韪,试图更深地破析两位师长的内心世界,从而窥视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精神镣铐——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格特征,你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人生的舞台上戴着镣铐跳舞,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谢幕呢?是各人的性格所决定的。但是,两个性格落差与反差如此之大的学者竟然在选择谢幕方式时能够采用同样手段,此乃精神的殊途同归也。叶先生和许先生虽然性格迥异,却是采用同样的自杀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尽管叶先生是几次自杀都未遂,但是同样表达了他对这个世界绝决的告别态度,而许先生则是在了无前兆却又是“蓄谋已久”的从容中,连挥一挥手的意念都了无的情况下,就豁然踏上了他另一个世界的旅途,乃为壮举。

   我绝不同意“自杀是懦夫的表现”这个十分陈腐的观念,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自杀是一种深度思考的结果,是智识者大勇的选择,尽管无奈。因为几十年来,我们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完全被平庸而沉重的生活之恶麻痹了认识世界的能力,所以,你没有权力去指责那些敢于直面惨淡人生而采取另一种抗争形式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认知他们面对惨淡人生的选择,我是万分敬重他们的,此乃非“革命烈士”之举,亦非大智之措,但却是大勇者之为,无可指责。在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尤其是文革以后,南京大学中文系自杀的教授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黄景欣、刘明元、施文涛、秦德林、张月超、许志英……大概是中国大学中自绝于世者最多的院系之一了吧。当然,我并非是崇尚和倡导自杀,而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们面对一个无奈的世界与无望的人生为何自杀的根本原因。

   叶先生出道甚早,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在本科毕业时就交出了一本论著的大学生,195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叶子铭的专著《茅盾四十年的创作道路》,一时轰动学界,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学术明星,以至于在文革期间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当然,这也与当时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中文系主任俞铭璜(时亦兼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为提携奖掖后进而提出“言必称叶(子铭)黄(景欣,年轻的语言学家,文革期间自杀)”的口号有关,作为当时年轻的学术明星,叶先生又参与了叶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得到了当时教育部的重视,但是,他却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每做一件事都得反反复复考虑到每一个细节与后果,以至于有时会将一件可以简单处理的事情置于无限夸张的若干情境结果中来进行反复斟酌,这也许是与其在反右斗争中遭受了一些挫折后,离开了自己心爱的专业研究,被发配到苏州医学院工作的心理暗示有关,虽然后来他又迅速地考取古典文学研究生回到了南大,但是反右斗争的深刻教训在他的心灵中埋下了深刻的烙印,使他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处处小心,刻刻警惕,这又恰恰与他的研究对象茅盾在1949年以后的表现惊人的相似,也许这一性格特征被许多人不屑,甚至嘲讽,然而,正是他对时局和政策预判的深刻性,也使他免受了更大的政治灾难,文革前夕和文革之初,中央的一些政治寡头就在不停的找自己的笔杆子,他们看中了叶子铭,而叶却是处处躲闪,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回绝了盛情邀请,否则,姚文元的位置就很有可能被叶子铭所替代,然而,叶子铭毕竟是一介书生。最近读到《徐景贤最后回忆》,其中在谈及文革时期上海写作班子的时候有这样三段描述:一是“柯庆施指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有江南‘四才子’之称的俞铭璜,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批判孟超的鬼戏《李慧娘》和廖沫沙的辩护文章《有鬼无害论》。文章经张春桥修改后,用‘梁璧辉’的笔名,发表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的文汇报上。笔名是柯庆施取的,寓‘两枝大笔一挥而就’之意。文章犀利,引人注目,打响了揭批‘三家村’的第一枪。”“石西民把我和当时文学研究室的主管叶以群找去,告诉我们,决定成立市委写作班文学组,并由叶以群任组长,徐景贤任副组长,从各个高等院校中文系和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等调集写作力量……”“‘战斗最紧张的时候,还动员一些友邻的‘秀才’协同配合,例如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茅盾研究者叶子铭,当时被‘内刊’调来撰写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文章,适逢国内大批判打响,我们就动员他和文学组一起撰写批判文章”。显然,把叶子铭调到上海写作班子是俞铭璜和叶以群所为,目的是将他推上斗争的第一线,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俞铭璜竭力推荐自不必说,叶以群的力荐也是看中叶的才华,以及茅公早几年的举荐,所以,上海方面才讹传出“叶子铭是叶以群的侄儿”的信息。当时有人说他傻,太没有出息,如果表现积极,这样的大块文章一出来,那就会把姚文元的那篇著名的批评修正主义文学思潮的文章盖掉,但是正是他把看似简单地问题复杂化了,使自己没有卷进更大的政治漩涡之中,而逃过一大劫。后来叶先生曾经和我谈及这段经历时,只是淡然一笑说:之所以不积极,就是感觉到形势太复杂,吃不透上面的意图,高处不胜寒。

   1980年代后期江苏省又试图让他出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亦被他回绝了,此乃福兮祸兮?我以为正是叶先生看得比常人更加深刻,他才能预判到高处不胜寒的复杂结局,这可能是他“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胜利吧。

   但是,在以后的许多政治运动中,他这种对事物的复杂性研判却是对错参半、有得有失的。文革期间,在恐怖的思想与肉体批判与批斗中,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那时就试图以自杀的方式来对那个黑暗的时代进行抗争,他设计了一个去海边清净之处蹈海寻仙的计划,却在妻子的严密的看护下不能得以实施,其实风暴一过,他就做起了“逍遥派”,安全渡过了漫长的十年浩劫,心境逐渐开始晴朗起来。1980年代叶先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民选的系主任,同时兼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因为他每做一件事都是慎而又慎,事无巨细,加之他又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第一召集人,茅盾研究学会会长,事必躬亲,犹如戴着枷锁和镣铐跳舞,身心疲惫,积劳成疾,所以这种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性格,终于将自己绑在了精神的十字架上。更为严重的是20多年前的那场风波,给他的心头埋下了根深蒂固的心理病灶,我们曾经集体指责过他的迂腐,竟然会毕恭毕敬、通宵达旦地写自我检查书,把自己的生存环境看得太险恶,才使得他的复杂化性格成为消极厌世的导因。从1991年的又一次选择撞墙自杀,直到最后变成再也不能自己思考和研判问题和有条件进行自裁而苟活着为止,叶先生的内心所经历的苦难是任何人无法想象的,然而,上苍最后竟然将他连“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思考权力也给剥夺了,不知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会作何感叹。

   1984年我和叶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驻社编纂《茅盾全集》,往往彻夜长谈,每每论及各次政治运动和时局前途,他总是忧心忡忡,那布满血丝的深邃眼神中充满着忧郁的深情。那时我年轻无知,又适逢改革开放,对他处处小心、时时忧郁的性格往往腹诽为政治过敏、杞人忧天。但是,随之而来的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却使我深切地体会到他的复杂性后面的深谋远虑,直到他的离世,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过敏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却又是多么的可怜与可悲,但是,正是他的深刻性一面,时时提醒着我克服那种盲目乐观的浅薄,因为世事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寻找政治脱敏的药物是多么的艰难,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啊Q,没有精神的逃路。人人都云叶子铭先生迂,但这种迂腐未尝是世事洞明后的深刻觉醒,看清楚了“两间余一卒”,却不能够“荷戟独彷徨”,也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哀。

   许志英先生195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参加了复旦大学红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后分配至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是文学所有名的“摇鹅毛扇的军师”,可见其做事举重若轻、豁达开朗之风格,他是文革结束以后为了照顾家庭调来南大的,在1984年的“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中,他因一篇论五四运动领导权的学术论文被胡乔木、邓力群点了名,但是,除了北京的和外地的一些学者在那种政治高压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批判了许先生的观点外,南京大学却是踏踏实实地走过了场,非但没有问罪,后来还在叶子铭先生的力荐下,请他出山接任了中文系主任一职,这样的处理方式,也许是任何高校也不可能做到的吧,这就是南大中文系,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起码尚存一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吧。他接掌系主任职位后,首先就废除了每周的所谓集中学习的制度,腾出时间让大家干自己愿意干的事情。其次,就是放权给每一个分管各口的副系主任,除了重大事情过问外,不管具体事务,他的治系方针就是四个字:“无为而治”。就是这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行为风格,使中文系在那些政治风波中平安摆渡,没使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遭受“应有”的打击,尽管系里有这样和那样的人事矛盾产生,但绝大多数人起码在价值认知上还是一致的。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开朗,对一切世事都看淡的人,为什么会突然自杀呢?这使得许许多多熟悉和不甚熟悉他的人,都在脑海里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实,在他写给我的遗嘱中有一个关键词“生意已尽”就是答案。无疑,大多数自杀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世界不再留念的缘由无非有二:一是对社会环境的绝望;二是对自身生存质量的绝望。首先,许先生对中国大局的预判向来是十分乐观且准确的,这在文学所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对粉碎“四人帮”的预判,但是,对后来的政治局势的预判他却是吞下了“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苦果,苦等了20年无果,常常成为我们对他调侃的谈资。

   记得1991年茅盾研究学会年会在南京大学召开,叶子铭先生正是在那时发病了,许先生和我便住在南京大学招待所里主持会务,我们整整三个通宵没有睡觉,畅谈国事与人生,从国家形势到叶先生的病。他不停地吸烟,我们在烟雾缭绕中度过的那三个夜晚是我终生难忘的,那时,他对中国的前途还是信心满满的,坚信政治改革将会有所突进。但是涉及人生问题时,却又一反常有的乐观性格,鉴于叶先生的病情,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一个知识分子最为痛苦的事情就是能够思想的大脑失灵,连自裁的能力都没有了,给自己、家人与朋友带来了共同的悲伤,而人类不实行安乐死是一种非人道的行径。

   未曾想到的是退休以后,他突患中风,落下了瘸腿的痼疾,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加上大儿子车祸罹难、相濡以沫的老伴病逝,给他的心灵造成了难以启齿的痛苦,表面上乐观开朗而心灵深处悲观厌世的情绪裹挟着他的日日夜夜。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他晚年对事物的判断力大不如前了,但是,他还是常常不断地与我们交流着对政治形势的看法,我也常常调侃他: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永远不会自我解脱,把政治生命放在第一位,组织观念极强,将自己的灵魂绑在政治的战车上拖行,而那架战车却在巨大的惯性中把你们带向一个莫名的远方。恰恰吊诡的是,在他走前的这一个星期里,他竟然没有与我有任何联系,我又因为那些天忙于诸多琐碎的公务,也就没有在意他的故意疏离,没有想到的是,他与我的诀别方式竟然是一纸一书。

   他离去的那天,冥冥之中,我一大早六点钟就到了办公室,七点钟就接到他小女儿打来的电话,告知噩耗,我便匆匆赶去,撞进家门,他已经平静地躺在床上了。读着他在夜深人静时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文字,且是唯一一份给我留下的遗书,心潮起伏:这仅仅是同志的信任?仅仅是托付善后?我却从字里行间分明看到的是那种坚强无比的意志!我欲哭不能,看着那刚劲有力、一丝不苟的刀刻般笔迹,我想象他用这支钢笔去划破了无声中国的夜空时,表情是那样的坚毅和绝决,毫无惧色,也毫无愧色,当我看到最后一句“永别了”的时候,才不禁潸然泪下。王彬彬后来看到这份遗书时,与我同感,他十分惊讶和佩服许先生竟然在告别人世时可以那样的冷静和从容,其字迹没有一点抖动的痕迹。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常人,是无法与许先生比拟的,虽为书生,他却是在大风大浪里进入到了大彻大悟之境界的超人,这也许就是他最后一次毫不犹豫地“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壮举吧。许多人认为,直接引发许先生自身的原因是生活所迫,我倒是认为对生存环境的绝望与生活的艰辛的双重压力,才是其面对这个世界无奈的选择的根本导因,而前者的因素是大于后者的。

   如何面对生存世界的选择,这是莎士比亚给人类出的一道二难的命题:“是生还是死?”是哲学的生,还是哲学的死?每一个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代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两种截然不同性格特征的人却都会选择同一种生存的抉择,性格不同,内心深处却是朝着一个方向思考问题——忧国忧民的“治国平天下”情结,是他们难以摆脱且根深蒂固的政治责任感,这种看似愚忠,却是高尚的品行能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延续下去吗?窃以为,在而今的知识分子中则很难保有这样的政治德行与情怀了。他们是一代死去的堂吉诃德式的与风车作战的知识分子吗?如是,我也愿脱帽向他们致敬!
历数各个高校中由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许许多多酷似叶先生和许先生这样人,他们在历次政治斗争和运动中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不管其最后结局如何,他们都是我们值得尊敬的一代知识者。我以为,他们的悲剧结局,其中最致命的元素就在于他们所受到的精神上的不公正待遇,有谁予以评说?我们只能叩问苍天:这是为什么?谁能够给出这个充满着悖论的命题一个圆满的答复呢?惟有历史作出公正客观的回答。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直称呼我小丁的两位先生走了,我相信,他们俩在另一个世界里讨论的焦点仍然是中国社会的政治问题,在复杂化与简单化之间进行辩论着,而我却愿在梦境中做一个“听风者”,而面对现实世界的选择,我能说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呢?

   就因为我们都是悲观主义者吗?!


发表于2015年第一期《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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