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非常抱歉，我觉得十分紧张，今天的题目有关先锋、文学、记忆，这三个关键词在一起还真不好说。所以我想把它们分开来阐述。我一直认为自己有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个缺陷是不够深刻，第二个缺陷恰好是我不够浅薄。这一对矛盾导致我在许多场合发言的困境，比如像现在这样的场合我就会遇到很大的障碍，所以我更信任我的文字而非言语。作家毕竟和教授是两个行当，同学们在北大可能听惯了非常具有逻辑性和整合性的知识体系的传授方式，我在这里恐怕无法提供。所以我设想我的讲话可能是一个散文式的，既然是散文式，就可以比较散漫，不一定只有单一的中心。
首先，对于这样一个演讲的题目，我想先从最后一个关键词——“记忆”说起。
我个人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财富就是他的记忆百宝箱。同为作家，无论他们的生活经历多么不同，每个人在写作生涯中的武器却是相仿的，那就是他们珍藏着各色珍宝的记忆百宝箱。当我现在需要写些创作之外的文字时，就会经常想起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的时候恍若隔世，有的时候却又那么清晰。说到记忆，大家可能知道，从记忆学上说，包括一个婴儿从来到世界开始后看到的一切，但医学上认为，婴儿第一次睁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并不是说他失明，而是他没有视野，他的眼睛对光的调节无法完成，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人生中的第一记忆必定是会丢失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多作家、文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他们许多许多的努力，其实就是在复原或者发现他真正的第一记忆。我生于1963年1月，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而“文革”尚未到来。我真正的人生第一记忆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带有时代烙印的记忆，这个记忆是一颗子弹。那年我大概三岁，我有非常清楚的印象，那是冬天的时候，我在半梦半醒之间突然被母亲从床上抱起来，她摸着黑跌跌撞撞地抱我到靠街的外婆的房间里睡觉。我们家对面是一个大水泥厂，我们家后窗就对着水泥厂的第一个水泥窑，那个水泥窑非常高，两个浑圆的水泥柱体顶着一个房子一样的东西。那年武斗的时候上夜班的水泥厂工人不知道怎么就打起来了，其中一派的工人爬到最高的水泥塔上的房子里面，占据了窗户向外面乱射一气，有一颗子弹打在我们家后门的门板上，这是非常吓人的，也是我母亲深更半夜把我抱起来从一个房间转移到另一个相对安全的房间的原因。我家后门面向水泥窑的那一侧一直留下一个弹洞的，带有烧焦的痕迹。也许这个记忆是被修复过的，但这颗子弹的情节却一定真实发生过。这就是我对社会和人生充满暗示和文学意味的第一记忆。
其次，我想讲讲第二个关键词“文学”。
文学与记忆的关系，简单地说正如上面举的我自己的例子所反映的，一个作家终其一生都在他的记忆百宝箱里梳理，形成各种各样的文字。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一直相信托尔斯泰的话：一个作家的写作，最终要回到他的童年。所以我的许多演讲和文章，都习惯从童年开始说起。我的童年时代算不上一个文学时代，而是一个动乱年代，很多年后我还经常会被问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我的作品里经常会发现暴力的痕迹。我现在的很多著作都涉及到暴力，其实我也经常会问自己，我写的东西是暴力么？或者说暴力在我的作品中是有意识的渲染还是无意识的流露？它到底在说明我的创作中的哪一种倾向？我自己反复分析，依然认为自己非常问心无愧。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小学时的一个老师，在整个学校中学历、教养、知识等各方面都算是最好的，他是教高年级的，我当时还在低年级，所以他没给我上过课。但我总是觉得这个老师有一种威严的感觉。但是我记得我上一二年级的时候看到过这个老师，他的脸青紫着，原来是被高年级的同学拉了几个桌子椅子搭了一座山，请老师上山。他们给这个起名叫“蚕宝宝上山”，他们逼着老师登上这座山，最后有几个同学从下面把椅子一抽，老师就掉下来磕到地上，所以他的脸很长时间都是青紫色的。这样的记忆是难以磨灭的。问题在于，我自己一直在思考，在这个时代已经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记录这种穿越任何阶层，在社会中依稀可见的暴力。我的想法是，从不写一个以暴力为主题的小说，但是在所有的小说当中，当我要真切地捕捉那个时代的血腥味的时候，也从来不回避这样的事情。不回避也不夸大，这就是我的态度。
然而，关于暴力的记忆绝非我记忆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让我铭心刻骨的记忆，其实还是和个人生活有关的东西。
作为一个写作者，写了这么长时间，自己写作的足迹很多时候是淹没了，但是我总是记得我是从哪里出发，从哪里开始。大家都说，文学的事业就是幻想的事业，我经常回溯，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幻想的。我在很多场合谈起过童年的疾病。我在9岁那年得了肾炎，肾炎其实是不稀罕的，但很不幸，它引发了另一种血液病。因此小病变大病，我们家的生活也被搞得一塌糊涂。得了病就要看病，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去看两个老中医，现在想起来真是幸运，一个孩子居然可以看到可以说是世宝级的儿童医院的两个专家。我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从我们家往市中心的医院走。我的同学背着书包从另外一个方向去上学，我经常与他们擦肩而过。疾病使我有一种犯罪感，让我觉得我的生活非常不幸。疾病也使我孤独和自卑，因为我们家是很普通的工薪家庭，父母和大姐要上班，两个哥哥都要上学，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孩子生了这样的病不能出去，就只能一个人在家。我9岁开始给自己熬药，而且用的是煤炉。同时，一种非常深刻的被抛弃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我，我有一篇随笔专门写到过这段生活。在这样孤寂的生活当中，我找到了我的第一个朋友，当然并不是文学，而是文字。我曾多次说起过我小的时候寻找文字的荒诞的过程。那个时代，我父亲是有文化的，他最爱看的是古典小说，他的书都是50年代人文社版的繁体字版本，我当然没法看，因为我只有9岁。当时我上三年级，认识很多字了，非常自然的，我去寻找所有我能看的文字。第一，文字在墙上，因为很潮湿，母亲就用报纸贴在墙上，我蹲在墙根借着河水的反光去看那些字，唯一能记住的报纸也留下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痕迹，因为那个报纸的名字叫《苏州工农报》。我觉得我对文字的强烈兴趣最初起源于这样一个找朋友的过程。因为我实在没有朋友，脑子里的各种胡思乱想必须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寄托。当时我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家里，一家人都觉得有义务去寻找一些让我可以打发时光的东西，我姐姐当时已经上中学了，她在学校里一个女中学生组成的秘密阅读圈子里面帮我弄来了一堆被没收的书，很多没有封面，我一直记得其中有让我面红耳热的关于亲吻的性描写，甚至在很多年以后我上了北师大，有机会去图书馆借了《复活》，才发现自己在9岁那年就已经看过了。于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我开始受到文学的最初的熏陶。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家庭给了我温暖，我母亲的文化程度非常低，完全不知道文学，只会写一些最简单的字，有时她会到厂里的阅览室给我借书。她办了一个借书卡，可以到厂里的阅览室拿各种各样的书回来给我看。我最初的文学吸收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背景当然不能奠定我文学的基础。我觉得我对文学真正的热烈记忆是发生在80年代上了大学以后，我80-84年在北师大中文系。那时我第一次来北大是来看云南女作家张曼菱，她是77级的，当时还在校。为什么我愿意来看和她有关的事情呢？因为她当时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大学生作家了，发表过很多的作品。那时她有一些关于云南知青的小说很有名，写得不错。恰好那天她在北大竞选，竞选非常西方化，那也是我们第一次听说竞选。竞选倒不奇怪，我感兴趣的是竞选演说，我和我的两个同学特意从北师大借了自行车赶来听她的竞选演说。结果也没找到，最后在北大逛了一圈就回去了。
这是我大学时代和文学、和北大有关的一个花絮。但是现在想起来，那个时代真是文学的梦幻般的黄金时代，甚至想起来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因为那个时代，即便像北师大这样比较敦厚的学校，每个班也大概有四十个以上的人都在写诗。我也是这样开始真正的写作实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跟风的、群体性的文学行为。这样的一个时代，作家有的时候也像星星一样，突然就冒出来了，突然就销声匿迹了。我的同学当中有一个女同学很有才华，当时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散文，我们都非常羡慕，都希望赶超。后来又有一个同学，在《丑小鸭》杂志上发了一篇小说，这个杂志是专门给大学生发表作品的，当时影响很大。在这种非常具体的看不见的竞争中，我的写作越来越勤奋甚至有些固执。我一直觉得我的文学之路的前面几步非常仓促、非常踉踉跄跄，并不是怀有远大的理想，而是要去追赶身边的同学。我的心态是，“你们发了我为什么不能发？”这样一种非常世俗的想法，其实和我们后面渐渐意识到的写作的意义是不相干的。我也不否认，我的文学经历的开始就是典型的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的作为。它其实是追逐文字变成铅字瞬间的激动和虚荣。事实上我那时从来没有考虑过：今后几十年我还会不会写作；如果继续写作，那文学对我真正又意味着什么。
在我的大学时代，有过很多令人感动的回忆，也有不少遗憾。因为我在整个80级的学生中年龄比较小，有很多同学比我大3岁，班上的老大哥老大姐们在24岁左右，很多当过几年工人或者公务员，在这个人群里，我从来没有找到过自己的位置。在集体生活当中，我总有在某种意义上逃逸的潜意识。刚入校的时候，他们还让我当学习委员。第二年的时候轮换，好几十个小干部就把我换掉了，因为他们发现我不太热心于集体事务，整天像梦游似的。其实那个时候我正在搞文学，所以经常是这样的状态。我对文学很固执，我只上我喜欢的课，更多的时间我在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创作，一个是打球。我一直很爱面子，非常怕被同学们看到自己总在写作却总也发表不了，所以我从不在中文系的办公室写。一开始我会跑到很远的地理系，但后来发现那里有两三个人也是中文系的。最后我只好跑到体育系了，就这样，我在大学里写了很多习作。我的文学事业最初真的有点像地下工作，因为那时周围很多同学很强，我的文章能够发表就像一个有些遥不可及的梦想。我天性有些孤僻，又特别爱面子，老是被退稿就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但是我从来没有丢失过信念，我一直对自己说：我还要写。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了1983年，那年，我的小说和诗歌处女作都得到了发表。(苏童北大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