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学者观点集萃
编者按：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日前在上海成功举行，200多名海内外学者会聚浦江，畅所欲言，思辨争鸣，求其友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惠及本国人民，更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关照全球利益。改革开放的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中国动力”，为各国人民福祉提供“中国创造”，为国际合作共赢提供“中国选择”，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中国智慧”，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价值”。一个既越来越“中国化”，又越来越“世界化”的中国，正在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学术研究的“富矿”。本报现摘编部分与会学者的精彩观点，以期呈现世界中国学研究的现状，展望中国与世界日益深刻的互动趋势。
1、中国道路：综合创新实现超越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民主在冷战中获胜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近年来，当西方体制屡屡碰壁，而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学者们不禁开始思考：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一个新的选择？
张维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所所长）
中国模式的成功在于“综合创新”。“综合创新”是全面综合各种不同因素基础上的创新。在政治领域，西方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选举，而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是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选拔传承于科举考试和选贤任能的传统，又借鉴了西方较为擅长的选举，这本身也是一种综合。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特点是一种混合经济，这种综合创新包含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有机结合，市场与计划的有机结合，民企和国企力量的有机结合，虽然这个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它已经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和百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在社会领域，中国则拒绝国家与社会的对抗，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推动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所以，中国社会的凝聚力明显大于西方。“综合创新”得益于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特质，它使中国模式展现出超越西方模式的巨大能力和潜力。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当代中国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改革构成它的最根本特征。改革超越了先前的中国传统，同时又以复杂的、精致的、深刻的方式承继了中国传统，从而是真正中国特色的。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一认识大大增进了他们的一种关切，即关切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少裨益，从而大大加强了他们的警觉、审慎、忧患感、勤勉精神和政策创新精神，同时也使他们决心并真诚地向邻国和世界宣告永远不搞霸权主义，永远不试图恢复任何形式的“中华帝国”。
中国在拥有非常辉煌前景的同时，未来仍可能面对严峻的挑战。最基本的挑战依然是中国巨大的幅员和人口：这是中国国内任务、世界地位和对外政策形势的最大常数。中国若能持久地成功应对这一挑战，世界就将因此享有巨大的裨益。不仅如此，无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在现代、当代或未来中国，巨大的幅员和人口总是中国力量的根本源泉和中国自豪的重要依据，也总是中国相对艰难的一大缘由和中国经久奋斗的常在鞭策。可以说，这就是关于中国的根本辩证原理，它支配中国的根本实践。
吴瑞敏（上海社科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博士）
审视“中国道路”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由中国道路所开创的现代化模式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走的现代化道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认为，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必须也必然要为人类社会提供另一种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否则中国道路就不成其为中国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在于：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将开创出一种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民主政治模式，建立起一种新型政治体系。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将开创出一种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起一种新型经济体系。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将开创出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体系，建立一种新型精神文化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将在与其他各种现代化模式的对话、互动和竞争中，不断校正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从而为人类社会发展争取一个更美好的前景。
马丁·雅克（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研究员）
国际上围绕治理展开的辩论，至今仍压倒性地由西方的治理概念所主导。在西方的观念当中，西式民主是检验一国文明与否的最终试金石。但是在西方开始相对衰落，西方霸权日益遭受质疑的背景下，西方的治理形式想要继续拥有权威和绝对的影响力，是不可能的。首先从西方2007、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我们就可以日益明显地看到西方治理精英的国内政治权威正在下降。西方经济体将不得不适应一个竞争大为加剧的世界，也将不得不适应自身优势地位的变迁。其次，随着西方地位的不断衰落，西方价值观以及西方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国际影响力也会随之下降，其他国家将不再倾向于采纳西方的规范、方法和制度。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以下这两个趋势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一方面是西方在国家治理上的困难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对中国的治理方式抱有兴趣，原因就是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在不断上升。中国影响力的上升是由诸多因素所决定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成功的政治改革。本世纪中，我们很有可能看到，全球治理会发生影响深远的巨大转型。
罗伯特·库恩（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
中国内部正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一些变化。我非常赞同“四个全面”理论，它有助于分析中国内部的变化。“四个全面”第一个就提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是一个目标，是一个发展的方向。“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原则，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全面从严治党”是一种行为。如果能够实现这“四个全面”的话，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实现中国梦。“四个全面”还有务实目的，第一就是如实总结了历史经验，评估了当前社会发展的状况。第二就是为了实现2020年的首要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定了应该从事的优先任务，并且付诸实施。
“四个全面”是理解中国内部变化的重要依据，解读好四个全面能够减少对中国的误读，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十分有益。
2、“一带一路”：历史的传承与升华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古老的丝绸之路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沿线国家政界、学界都在积极探索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各国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以实现互利共赢。
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丝绸之路是一个历史概念，古代的丝绸之路是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经贸往来发展的历史，这不是一朝一夕的过程，丝绸之路的诞生适应了欧亚，也就是东西方商贸往来的实际需求。从历史上看，欧亚文明大概在同一个时段在不同地区形成了，所以人类文明事实上很早就开始进行了国家相互之间交流的探索，这个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探索的过程。
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看，目前沿途国家的贸易投资还很不便利，这要求现代人发扬古人丝绸之路交流的精神，在欧亚大陆这样至关重要的区域，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和互联互通，而这首先应该是物理上的互联互通，即把道路连接起来，另外还有制度上的协调，比如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海关，在促进货物通关便利化以及人员往来便利化等方面进行协调。
阿哈维尼·哈鲁特尼亚（亚美利亚国家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因此，中国将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分享更多的发展机遇，“中国梦”与所有国家的普遍愿景紧密相连。
“一带一路”可成为“中国梦”在国际舞台上的具体展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联结亚洲、欧洲、中东和非洲的众多国家，呼吁这些国家加强政治联系，拓展经济贸易，建立自由贸易区，促进金融一体化，构建运输设施和能源管道，开展人文和教育项目合作。中国并不希望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用以称霸亚洲乃至更广泛的地区，它也不会追求建立势力范围，或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中国不会威胁到外部世界，恰恰相反，中国实现富强只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显著的利益。
“一带一路”显示了中国对和平与和谐的追求，“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的崛起，会使周边国家受益，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而不是单向的。
朝延·莱·什雷斯塔（尼泊尔国际关系学院秘书长）
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其实有两条。一条是北部丝绸之路，起源于今天的中国西安；另一条是知名度较低的西南丝绸之路，起源于中国的云南省，穿过缅甸、越南和泰国。这一丝绸之路在13世纪中期达到鼎盛，后来贸易交往趋于减少。
2010年东盟互联互通战略计划试图在东盟十国内促进物资、制度、人员方面的连通，同时也强调东盟与邻近的印度、中国及东亚峰会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连通。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所（ERIA）提出了关于东盟与印度互联互通的两个项目，即湄公河与印度的经济走廊、联结印度和缅甸及泰国的三边公路。前一个项目旨在把东南亚的生产环节与印度的生产环节连通起来，特别是要通过海路联结曼谷和钦奈的汽车工业生产；后一个项目则注重开发印度的东北部地区。目前尚缺乏通过复兴西南丝绸之路来促进中国与东盟及印度的互联互通。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所应当考虑提出开辟自云南经缅甸、印度、尼泊尔再回到中国西藏和云南的经济走廊或者“亚洲环形经济走廊”，并开展规划细化和可行性研究。这一项目将让各方分享中国、印度的经济繁荣，对所有各方都有利，尼泊尔可以在亚洲两大经济体之间起到桥梁连接和生产中枢的作用。
那桑巴特·图木尔（蒙古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2014年蒙古国决定实施“草原之路”项目。这两个战略紧密相连，对蒙古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中、蒙、俄三国领导人把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同蒙古国“草原之路”、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进行对接，从三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互补优势出发，提出共建蒙中俄经济走廊的愿景。蒙古学界把蒙中俄经济走廊看作“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分支。
3、构建中国叙事：阳光、自信、包容
伴随着中国道路的探索，一个个精彩的中国故事正在发生。精彩的中国故事需要同样精彩的中国叙事。认知并把握语言、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是构建中国叙事的关键所在。
傅莹（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主任）
要构建中国叙事绝非易事，中外在语言和文化上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对外叙事容易进入西方语境的轨道，而西方的语境本身是有它的历史文化包袱的，所以拿它来构建中国叙事往往就会南辕北辙。但是如果完全从中国传统语言的体系来叙事，又很难让人听得懂。所以目前看，这两个绝对方向的选择都难以取得效果。
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与西方是不同的，但不是对立的关系。我们要做的是：
第一，必须坚持立足于中国的根基和中国的特色，立足于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讲中国，如果拿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去横向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议会制度上去做比较，既不准确，也很难理解。第二，中国确实要努力地在国际体系中赢得更多机会和话语权，同时也要增强发声能力，要研究中国如何为亚洲乃至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贡献，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承担更多责任。第三，我们中国人要走出苦难和悲情的心态和表达方式，在中国叙事中不断增添阳光、自信、包容的色彩，更加坦荡地阐述中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意图。
构建完整的有效的中国叙事是时代的需要。中国叙事要用更加系统完备的理论，更加直白和有说服力的话语，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我们，相信我们，这样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构筑更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张景全（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
近年来，孔子学院在推广中华文化、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和有效的作用。但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孔子学院依然任重道远，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讲述方式和内容都有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
一是讲述主体的多元化。在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中，可以考虑将主体由官方向官方民间共同讲述转变，这样就能克服孔子学院发展过快引发的弊端，同时也可以避免国外某些不必要的猜忌。二是讲述方式可以更灵活。以孔子学院为载体推广中国文化，其实是一种直接讲述，有遭到反感甚至排斥的可能性。应该采取多元化的讲述方式，积极探究与各种文化的历史联系，以恰当的方式和选题展开。比如在美国，飞虎队、抗战时期的中国战场，都是很好的选题。三是讲述内容可以进一步拓展丰富。
刘康（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在构建话语体系与传播体系的基础上，强调形象建设的基础是价值体系。中国文明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应该对构建人类共同体的价值体系、价值基础作出贡献。但是，中国真正建立与全人类共享的价值体系并不容易。其原因与中国在一百多年来现代化语境下的被动处境密切相关。2008年之后，我们面临一个转折点，需要做好准备把自己从“落后挨打，崛起雪耻”的心态中扭转出来，这其中不仅仅是一个怎么面对自己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怎么面对世界的问题。我们应该从价值观的高度来看待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实际上，除了儒家文化之外，中国还可挖掘其他方面的软实力并加以推广。
亚历山大·罗曼诺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
为什么西方对中国误解那么多，这些误解有的是故意的，有的是偶然的。习近平主席在演讲时经常提到中国历史典故，西方媒体和学者对习主席的演讲非常感兴趣，但是对于这些中国古代文化的元素关注不够。一是因为不明白，他们就以为不重要，所以不去讲。二是他们认为古代中国跟现代中国没关系，甚至还会误导西方民众。讲中国故事，一般理解就是讲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实际上也应该介绍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跟中国道路是有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对我们认识了解中国的方法也是有影响的，研究者可以以中国哲学为主，进行综合性分析。所以，我们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不能不研究中国文化。
4、中国学：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世界对中国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展开，只有兼顾“历史的中国”“现实的中国”“世界的中国”，才能勾勒出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
何培忠（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显然，中国学研究正在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它既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发展的成功，也说明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化，意味着学术界愈来愈多的人士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对它的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
中国学的概念在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和扩展，它不仅指海外学界对中国事物的研究，也包含中国人自己的分析和研究。它不仅有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也有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它不仅有文献性的研究，也有实证性的研究。我国各个学科的学者都参与了解读中国的潮流，把有关中国社会的变化、经济的变化、政治的变化、国家的治理等研究搬到这个大的学术舞台上与海外学者进行交流。
中国学是一个开放性、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这门学科多采用比较研究方法，采用人文与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业已成熟的方法，同时要求各种方法互融互鉴，客观地、历史发展性地、以中国为立足点、用世界的眼光解读中国事物，研究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中国。
陈珏（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暨历史研究所教授）
随着中国的崛起，本世纪的上半叶极有可能成为世界中国学学科体系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以前无论汉学也好，海外中国学研究也好，都是西方人在研究中国，而本世纪随着亚太地区的崛起，开始让这门学问的研究重心，渐渐从欧美转移至太平洋地区和东亚地区，转移至中文世界，于是需要有“新汉学”的构建。这种构建也是世界中国学学科体系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葛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在日本、韩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对于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占有了相当部分，而且具有较高的水准。这是日、韩中国学研究有别于欧美的重要特点之一。然而，关注热点问题，是日、韩中国学界的另一重要特点，尤其是在当下中国崛起、东亚及世界局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首先，对中国社会发展态势全面关注，形成了对中国最新情况的整体把握与认识。其次，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探索热点问题，其中有中国国内焦点问题，但更多的是与日、韩密切相关的情况，如中国外交、国防政策对两国安保形势的影响，中国经济走势对东亚经济复兴的决定性作用等。最后，日、韩两国的中国学热点问题，既有相同或类似的部分，又有大相径庭之处。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两国在对华关系及国家利益上存在差异。探索、研究日、韩中国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对于把握东亚重要邻国对于我国的真实关切点，从而改善我国的周边外交环境、创造东亚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记者 余晓葵 杜羽 李晋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