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读书报 舒晋瑜
我把顾景舟的离去，看作是中国手工艺界的最后一位士大夫的谢幕，是一个时代手艺的终结。
一个作家写什么，作品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背后的风景。对于徐风而言，紫砂是他背后最大的风景。他生长在宜兴，很早就熟悉紫砂，对它的材质、工艺、传承等等比较了解，尤其喜欢紫砂的古朴内敛、温润大气，在紫砂界结交了许多朋友，壶，风习，艺人，江湖故事，常常带给他充沛的灵感和创作激情。经过这么多年与紫砂的耳鬓厮磨，徐风的感悟越来越多。他认为，紫砂壶集雕塑、诗文、书画、篆刻等于一体，是地道的“中国表情”，同时又保留了一份来自民间的生动与率真，且壶中又留下写不完的故事，值得自己用一生去探究与表现。
在《布衣壶宗——顾景舟传》中，徐风用了近两年时间采访70多人，顾景舟的形象在他的心里逐渐清晰，他甚至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顾景舟的世界里，捕捉他生命的肌理，甚至他的呼吸、心跳、气场，然后把这些转换为文字。“我要贴着他的呼吸、心跳写。到后来，我真的把顾景舟当成了自己的一位长辈。我经常在睡梦里见到他，这在之前的写作生涯里，是从来没有过的。”徐风说。
读书报：《顾景舟传》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感觉您像是进入了传主的内心世界，和传主有一种精神的交流。
徐风：关于传记写作，王彬彬教授曾经引用过一位外国作家的话：传记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鉴赏。简言之，传记写作的过程，就是鉴赏一个生命、透视一个生命的过程。为什么我要写顾景舟？从精神的维度上讲，无论是文化品位、人格风范、壶艺水平，他都是中国紫砂界的喜马拉雅山。而且，我把他的离去，看作是中国手工艺界的最后一位士大夫的谢幕，是一个时代手艺的终结。当然这个认识的过程也是逐步的，顾景舟离去已经20年，他身后的紫砂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自己的一把壶，价格炒到2000多万。而他一直到临终前，仍然是个布衣艺人。他的性格内向，平时很寡言；一般不肯接受媒体采访。写这样一个老人，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读书报：《顾景舟传》为读者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阅读的过程感觉渐入佳境。采写一个已经去世的传主，您觉得最难把握的是什么？
徐风：最难的是写出顾景舟的精神史。写出这位一代壶艺宗师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精神状态，突出他“风骨”层面上的东西。作家的手里只有文字，但一定要写出传主特定的气场与肌理。顾景舟留下的传世作品，线条冷峻、骨格清奇，构成了他作品的主要基调。壶的背后是人，壶的气息实际上是人的气息的延伸。和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比，他一生并没有太多的大起大落，坊间的传说里，他是一个清高寡言的人。传记作品最大的难度，就是如何把从各处搜集的资料打碎、糅合，然后设计一种贴合传主气质的语言进行书写。这可能是决定一本传记作品成败的关键要素之一。
还有一个，就是要把传主放到当年的历史现场去观照。这个“历史现场”也是要靠文字去修复、重现的。同时，既然这是一部为手艺人立传的作品，书中写到了诸多顾氏经典作品，那么我想，最关键的，是要写出传统手工艺的那种迷人的手感。
读书报：在这部书的写作中，和写其他的紫砂艺术大师，有何不同的感受？
徐风：首先他是一个终身孜孜不倦的文人，甚至他是一个精神上有洁癖的文士。然而他又是一位一丝不苟的工匠。身怀超出一般工匠的独绝工艺。这种文人与工匠的完美融合，在中国紫砂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觉得他身上最可贵的是：文人的铮铮风骨，艺人的工匠精神。这种融合的品格在当下尤其宝贵。因为文艺界太浮躁，很多人静不下心来，克隆抄袭、偷梁换柱，学艺三个月就想着办个展，还未满师作品就想进博物馆。我从顾景舟一生的人格修为和壶艺成就的脉络中，梳理出一条走向：即是从“知行合一”到“天人合一”，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天人合一是一种高境，而知行合一是迈向前者的途径。顾景舟一生有无数细节，有力而饱满地支撑着这八个字。这也是我写该书的一点收获。
读书报：艺术家多是有个性的，不知道写这样的一位紫砂大师，您是否也有为尊者讳的顾虑？
徐风：其实，书中顾景舟还有一次发火的情景，“文革”初期的一个黄梅天，他妻子把他藏在床下的一捆旧书画拿到院子里晾晒，被他大骂了一顿。事后他向妻子道歉：我不该向你发这么大的火，可是这些书画，也就是我的一点爱好和念想了，都是友人的东西，见物如见人。那时“文革”破四旧之风已盛，顾景舟的发火，其实也是对时政的抗争。这个世界无论谁，性格都会有局限。有些细节，在书中表现得比较含蓄；还有的情节，在没有征得家人、徒弟同意的情况下，书中就没有展开。在取得第一手资料的过程中，也有人和我讲到顾景舟与某些人的恩怨，但不能写。笔墨也是可以杀人的，我确实在采访顾景舟的生平过程中，发现了他和少数人的一些恩怨和难以启齿的细节。这些细节对顾景舟或许没有伤害，但是对和他交往的人是有伤害的，那些人还在，甚至名声隆隆。不能写的情节，至少有几万字。这是我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