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我再也不写三部曲
2015/11/2 21:28:12 来源： 人气：2337
来源：楚天都市报
（记者范宁）时间很奇妙！今天我们大谈“80后”多么新潮的时候，把时间平移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作家，已经在思考人生与现实中众多玄妙的问题与关系。那些问题，可能比青春校园更热血，比职场官场更微妙，比玄幻盗墓更惊悚。
今天我们惊呼“80后”一代以个性化的姿态登上文坛，并在文学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植种新鲜活力的时候，更应该看到，其实文坛上的来客，一代又一代，无不是青春蓬勃的年轻人——白话文的探索、“鸳蝴派”的矫情、革命现实主义的“超现实”、新写实的冷峻，还有先锋派们的“语不惊人死不休”，都是不一样的青春模式。正因为不同面貌缤呈纷涌，文学才成为这个世界的映照，才具有令人沉迷的魅力。
所以，先锋文学是文学的一派，而所有的文学，从不同的角度，似乎也都能看成先锋文学。
今年夏天，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格非，以“江南三部曲”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接受楚天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回顾那段“先锋岁月”，他说，沿用既有语言方式进行写作，有些接受不了了，这是先锋文学开始萌发的动机之一。
格非：原名刘勇。江苏丹徒人。198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清华大学教授。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著有长篇《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中篇集《迷舟》、《唿哨》、《雨季的感觉》，理论专著《小说艺术面面观》、《小说叙事研究》，散文集《格非散文》等。2015年8月，格非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一
先锋文学颠覆了传统的写作方式，这种颠覆有时候作家本人也无法解释清楚，但它的探索和开拓，却为文学提供了一种可能。格非是一艘先锋文学的“迷舟”，他所荡入的文学世界，令人非常着迷。
范：您的早期作品充满先锋色彩。“先锋”是一个文学史专业的说法，但是对于当年二十多岁的写作者——您本人而言，那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其创作动力又来自何处？
格非：在1980年代文学创作的不同探索中，先锋小说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类别。而且，就所谓的“先锋文学”来说，每一个作家的创作和观念其实也不尽相同。我觉得自己并不能代所有的先锋作家发言，也没有资格对这个群体的创作倾向作出概括。就我自己而言，之所以会选择这样一种实验性的方式来写作，也许有两个方面的动力。其一是创作的种种限制所导致的形式变化；其二是对文学语言革新的强烈愿望。不仅是我，当时很多同行都有一种相同的看法：沿用既有的语言方式来写作，有点不能接受。当然，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也不能忽略。
范：那个时代您周围的创作氛围是怎样的？您与您身边的朋友或同行，在创作上有怎样的互相影响？
格非：那时候作家们之间的交流和来往——我指的当然是文学交往，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仅仅是礼节性的聚会——非常频繁。大家在一起总是探讨各自的作品，交换文学信息，介绍读过的书籍等等。阅读范围也非常广泛，大家彼此阅读同行的作品，同行之间的默契和相互影响确实很明显，这对于文学写作而言非常珍贵。比方说，我在读苏童作品时所感觉到的那种经验方面的亲近感，是读杜甫作品时不可能具有的。
范：先锋文学对今天的文学意义何在？
格非：坦率地说，我不太清楚。
二
格非凭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斩获茅奖。而相对于三部曲，早期作品《迷舟》更具有实验性，蕴藏着作者的精彩笔法和构思，它们是文学想象和探索的新标本，有时候连作家本人都无法解释它们。
范：对于《迷舟》的解读已经有很多，比如作者安排一些次要人物来误导读者，比如一些“无巧不成书”的情节等，这些在您创作《迷舟》最初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确定好了，还是说只是后来者的过度解读？《迷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但并未显示出作者要表达的思想，那么您为什么创作这个故事？希望表达什么？如果《迷舟》有先锋性的话，它的先锋性表现在哪里？
格非：作者的初衷如何对于读者的阅读来说并不重要。即便作者没有某种预先的设定，也无法阻止读者的“过分解读”。我的意思是，凡解读，就必然会过分。在阅读中，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只要写了故事，就必然会承载相应的思想或观念。小说的叙事有很多种方式，有时通过故事的隐喻性表达思想观念，有时作家也会直接表述自己的观念。《迷舟》的思想或观念，的确不太明显，但它仍然存在。
我在写《迷舟》的时候，“先锋文学”这个概念还未产生。我不可能预先判断出几年之后会有人将它归入先锋小说，并按照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先锋性”来写作。所以，《迷舟》是否具有先锋性，如何表现先锋性，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
范：《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是您的三部曲，您是否有“三部曲情结”？如何看待作家的这种“三部曲”现象？在回溯历史的重大题材时，尤其是近代百年，很多作家面临着相同的时代背景、官方历史话语，以及影视剧大量的演绎，您在创作这三部曲的时候，思考过如何写出特色来吗？您觉得对自己而言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格非：在我的创作过程中，对三部曲这样的形式越来越厌倦。主要的原因在于三部曲之间的联络带给我太多的束缚感。所以我不可能有什么三部曲情结，当年一个小小的念头折磨了近二十年，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别的作家会不会写三部曲乃至于长河小说我也不知道，但我自己以后无论如何不会再写三部曲了。你说得很对，如何处理这一百年来的历史脉络，确实是个难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既不想演绎历史，像电视剧那样；也不想概括历史，像历史教科书那样。我最后确定的方法是在历史长河中选取三个时间点。其中每一个故事的情节时间都不长。这样我相对可以自由一些。
三
曾经有作家谈到作家生活的同质化现象，今天的生活让所有置身其中的人都有着差不多的经历：同样的生活目标，同样的物质品牌，同样的文化产品。在这样的世界里，如何写出不一样的故事，又如何与大众的思想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也许是每一个作家都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不少年轻的写作者一定会面临突破的困惑。格非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之所以感觉没有生活，因为在过着“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
范：您曾经对作家做过一个判断，那就是真正的好作家，将回到业余的状态，在工作和生活之余，很负责任地写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东西。这个观点我很认同。但是文学会不会因此而趋于小众化？而小众化、私人化又是不是文学应有的状态呢？
格非：我觉得是这样。文学重新回到业余状态，并不意味着简单重复印刷技术出现前的那个漫长的历史时代，也不是说文学要拒绝出版和流通，重新回到那种藏之于名山金匮的状态，等着后来的读者或文学史来发掘。
我所说的业余状态是一种既独立又合作的状态。当然，业余状态的作者可能会寂寞一些，但同时会获得更大的自由。至于说小众，那也不会是绝对的。比如说马尔克斯在发表《百年孤独》之前，纳博科夫在发表《洛丽塔》之前是绝对的小众作家，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永远是小众作家。所以我说的业余状态，不是要作家卑怯地躲避世界，而是应当更坦然更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