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华：江山放眼细论文—— 张宗刚文学批评述略
2015/10/20 14:47:45 来源： 人气：2367
接触到张宗刚的文字是从他的文学鉴赏开始的。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去写作品鉴赏了，是不是因为它们不是学术论文，看不出学问？其实，中国古典文学批评非常注重鉴赏，许多重要的文学评论著作都是鉴赏，或者以鉴赏作为所论的基础，比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老一辈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特别是古典文学工作者对文学鉴赏都很重视，并且投入大量的精力，如余冠英、萧涤非、付庚生、程千帆、霍松林，以及徐中玉、袁行霈、叶嘉莹等。相比较而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鉴赏虽然比不上古典文学领域，但也有不少专家在这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钱谷融、孙玉石、王富仁等。我觉得多做鉴赏意义是有几方面的，对大众来说，这是一项文学普及，鉴赏对于他们，是推荐，将好的作品从千千万万的作品中遴选出来，再推荐给读者。第二是阐释。专业文学研究工作者比一般的读者掌握更多的资源，如一部作品的写作背景、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作品的纵向联系与横向影响，以及作家作品所涉及的相关知识等等，作品一旦写成，即交给读者，但读者不去阅读，不去鉴赏，从接受学的角度说作品还没有最后实现。对作品进行遴选、阐释和推荐，并借此传播文学知识，提高民众文学鉴赏水平是国民教育之审美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专业文学工作者的职责；对作品来说，鉴赏是最贴近它的一个实现形式，在作品研究序列中，鉴赏是最基础性的，也是与作品的存在方式最具有同一性、对作品损伤最小的方式。所以，鉴赏既是对作品的阐释，试图将作品的蕴致发掘出来，但同时它又是一种创造，一次鉴赏就是作品的一次新的现实。对一部作品来说，它欢迎鉴赏，鉴赏越多，它的附加值就越高；对鉴赏者或文学研究者来说，鉴赏是他应具的能力、必备的素养与常用的手段。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不少人是误入文学研究领域的，别看他们纵论今古，动辄下笔千言，其实对文学，对文学作品，他们常常一点感觉也没有，他们可以做成许多大论文，但却不知道一部作品的好坏优劣，更无法从审美的角度去细说它的精微。鉴赏是一种独立与独特的研究方式，也是一切文学研究的基础，不会鉴赏、不善鉴赏，所论再高，也是沙上之塔。即以当代文学而言，不懂作品却纵横文坛的大有人在，依赖别人的发现、鉴赏与阐释等既有成果大发宏论已经是普遍的现象，多少年来，提倡从文本出发总是形成不了风气，重要的一点就是许多文学研究者与评论家缺乏起码的鉴赏能力与鉴赏水平。正因如此，我十分赞赏张宗刚的鉴赏写作。
张宗刚的文学鉴赏最大的特点就是能从作品出发，贴着文本来写，而不是从理念出发，用作品去印证某个现成的结论。比如在鉴赏毕飞宇的《玉米》三部曲中的人物形象玉米时，他抓住作品的重要情节与关键细节，将人物的性格准确地拎了出来：“身为长女，玉米有主见，定力强，极会察言观色而不露声色。父亲的花心荒唐，母亲的平庸无能，众姐妹的良莠不齐，使她很快成为一家之主。玉米是正常的，健康的，又是畸型的，扭曲的。人精般的玉米，沉着，冷静，工于心计，凡事处心积虑，一石数鸟，仿佛高明的棋手，每一步都藏着杀机蓄着后势，其精明强干，殊不逊于大观园中的王熙凤。”他对于作家的艺术经营可以算得上是心有灵犀，往往要言不烦，一语中的。在欣赏苏童的《桂花连锁集团》时他写道：“小说采取拟人、戏仿、反讽等手法，穷形尽相地揭示出主人公的生活历程和心理流程。苏童凭了源自天生的细腻风怀，以感觉的变异，五官的相通，开启神妙的思路，表述天方夜谭式的传奇。”“小说行文俏皮，情节风起云涌，一波三折，苏童驱动奇异的文字魔方，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时见神来之笔。……魔幻的味道，超现实的手法，一本正经的俨然，不动声色的幽默，揭橥世相之荒诞，心灵之难通，一种苏童式的慧黠沛然流溢。”这些确实是对作品艺术风格与手法的指认，每一位将作品与鉴赏文字互读的读者对这样的分析都会生出心有戚戚焉的感觉。由于有大量的阅读与鉴赏实践作为基础，张宗刚的鉴赏也便显得十分大胆，常常能身居要津，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段将作品置于自己鉴赏的艺术视野之中，从而达到对作品的整体把握。比如在鉴赏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时，他就以文化作为切入点而达到对作品的审美解读。《故乡相处流传》是一部长篇，体大而又复杂，但张宗刚这样写来就一目了然了：“刘震云的貌似向历史遁逸，实则是为了更好地直面现实。他将历史现实化，又将现实历史化，于是历史成为现实的投射，现实成为历史的影子，二者互为镜像，由此生发出奇妙的韵味。刘震云跋涉于中国文化这个巨大的怪圈中，认真探讨了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文化/政治间的多边关系，它们对人性的制约，以及其间的种双向同构和交叉渗透。通过对传统正史观念的解构，刘震云揭示出历史深处弥漫的冲天血腥和龌龊，从而将人道之矛指向了更为深远的历史之腹，这实为对历史本真图景的还原，小说文本因之获得了一种内在超越品格。”接着，他从话语民间化、人物符码化、反讽普遍化等方面将自己的判断一一具体化，这篇鉴赏可以说是张宗刚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的一个典型。他还能从读者考虑，总是在关键处亮出自己的判断与结论，让读者对所推荐的作品能够有所把握，而不是像一些评论家那样，围着作品绕圈子，云山雾罩，不知所云，此类文章哪怕看过几遍，还是无法让你知道论者的态度与作品优劣。在鉴赏毕飞宇的《玉米》三部曲时，张宗刚一开始就写道：“全书于工笔勾勒中，彰显天马行空的大气魄。人物心理的陷与显，人物行为的动与静，人物语言的直与曲，人物线条的浓与淡，人物轮廓的粗与细，写来皆恰到好处。”这样的提纲挈领，无论对于读者把握作品，还是通过作品进一步了解毕飞宇小说的风格都是大有裨益的。作为一名专业的文学研究者与批评家，在进行文学鉴赏时不能满足于从作品到作品，从文本出发不是说鉴赏就止于文本，他应该为读者提供足够而又经济的鉴赏背景，以加深读者对作品的认识、理解与欣赏。在鉴赏苏童的《桂花连锁集团》时，张宗刚是将它与《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逃》《狂奔》《乘滑轮车远去》《米》《外乡人父子》《桂花树之歌》等一起讨论的，并且又将其在纵向上与鲁迅等作家，在横向上与马克?吐温、马尔克斯、福克纳等做了比较。这不但对苏童小说的艺术源流作了耙梳，而且给了读者一个鉴赏的坐标系；读者不但可以给这部小说进行艺术定位，而且能循此进入对苏童世界的进一步鉴赏。
相比起早期的鉴赏文，张宗刚为评论界所注意是因为他的散文研究与散文评论。对散文，张宗刚的理想是，“散文不是刻意为之的产物，散文是散淡的、自然的、质朴的，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当然也不妨是凌空蹈虚的，但一定是空而不空，虚而不虚。散文未必与宏大叙事有关，但必须与心灵有关，与灵魂有关，与精神有关。‘真人之心，如珠在渊；众人之心，如泡在水’（苏轼），这‘真人之心’与‘众人之心’，正是高贵与平庸的分水岭。如何处理好散文的现实关怀和终极追求、书斋化写作和生命激情等范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散文不应仅仅是文学的小园香径，也可以是巍峨的崇楼宏厦。关注社会进程，强调良知道义，有益于散文精神的构建。高扬人文立场、秉持批判眼光的知识分子写作，并非小说专有，也是散文领域一种常青不凋的开阔的创作手法。”我们知道，在众多的文学体裁当中，散文是认识上比较有歧义的一种，但大体上讲，自由应该是大家对散文性质较为一致的看法，鲁迅就认为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创作“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郁达夫在散文上曾提出“心”“体”说，认为散文的“体”就是怎样能够把作者的“心尽情地表现出来的最适当的排列与方法”，认为散文创作只要“辞能达意，言之成文”就行了。而在散文创作上最谨严的朱自清也认为散文创作其实“没有什么定见”，“只当时觉得着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从这些方面看，张宗刚对散文的看法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散文观的。当然，说散文是自由的，但对自由，各家又有各家的理解，比如林语堂提倡幽默闲适，鲁迅却倡导匕首与投枪，反对将散文变成“小摆设”。所谓“匕首”、“投枪”，就是抗争和战斗，“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而所谓“小摆设”，是“低诉和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是“抚慰和麻痹”。虽不能说张宗刚的散文观来自鲁迅，但他强调现实关怀与终极追求使他在骨子里更亲近鲁迅。在《神?鬼?人》一文中，张宗刚就曾这样写他眼里心中的鲁迅：“鲁迅化笔为旗，坚持为人生的写作，那远处的战争，无情的灾荒，人心的病灶，人性的创伤，于他时时牵挂；其脉搏心跳，总与大众相通。鲁迅，他和他的作品如针刺，如牛虻，时时戳咬现实这头迟笨的大牛，以激活麻木的神经，奔向民族的明天。”正是从对散文的这些认识出发，张宗刚就当前散文创作展开了多层次的批评，在这些批评中，既有对散文作品的精深的解读，又有对散文家公允的论析，而对近年来散文的宏观讨论尤其成为张宗刚的用力所在。在《落叶满街无人扫》中，他对2000年以来的散文作了扫描，在《散文的流弊》中，他又对新世纪五年来诸家散文进行了个案式的分析。对照他的散文理想，他对当前的散文创作是不满意的，这是张宗刚笔下的新世纪散文图景：
今天的散文在创作观念进化、技巧趋于精细的同时，也出现了精神的退步、良知的缺席、道义的匮乏，满足于以绵软的文字为时代按摩。重技巧轻思想、重手法轻精神、调情与撒娇、帮忙与帮闲等症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见严重，新千年以来尤为明显。当小资情调、白领趣味、市侩嘴脸、庸俗精神充斥于文本，为文造情也便替代了为情著文，种种的滥情、煽情、闲情、矫情纷至沓来。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样，当代散文出现了无视复杂的国情与现实、沉湎于用文字营造温柔富贵乡的情状，呈现出以“假大空”模式为主导的莺歌燕舞粉饰生活的创作倾向。作为一种有声有色的软性文体，兴盛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小女人散文迄今余风不息，再加上作为小女人散文变体的小男人散文的唱和不止，令读者在一地鸡毛中迷失。时下林林总总的报纸副刊大都辟有散文专版，但多是作为“眼睛的冰淇淋”、“心灵的沙发椅”来对待的，一意迎合大众，而懒于思考生活叩问灵魂。在有意无意的倡导下，休闲类小品文蓬勃兴盛，它们往往落脚于人的欲望宣泄和精神释放，试图融哲理、思辨、趣味于一体，但格调平庸，漠视现实，肆意张扬中产阶级趣味和享乐观念，更多的是出于市场需要的批量生产，而非真正用心灵开采生活。如是，当人们热烈地呼唤和赞美散文的解放时，潘多拉的盒子同时也开启了。表面热闹的散文在现实的多样性和灵魂的复杂性面前趋于无力，日渐流露出消费化、快餐化、格式化的倾向和流水线写作的特色。
显然，张宗刚对当前的散文创作是持相当的保留意见的。他对目前的散文从体式与作家等不同角度进行了评析：大散文，他认为这些年的大散文创作并不是从心灵、感悟和思想出发的，因而缺少力度、高度、深度与宽度，于是，所谓的大散文也只能是在比赛长度，成为流水线操作式的文字“马拉松”；对近年的小说家客串散文，张宗刚就其长处作了肯定后接着也指出它所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渐渐显示出利益驱动下商业化写作的性质，使得小说家们的散文数量泛滥，质量滑坡，二是文体功能的错位，在小说家的散文中，小说与散文经常互搏，“不能妥切地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张宗刚还对近年来流行的赋体散文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是“如同小孩子穿了大人衣服，撑不起来”，或陶醉，或炫耀，最终沦为游戏之作；而散文创作上出现的这些问题与散文批评的不作为有相当大的关系，目前除了极少数的研究尚有新意外，整个散文理论研究与批评可以说既缺乏整体的理论建构，又缺乏持平精当的微观批评，在当今批评力量集中的高校，散文研究几近空白，而不负责任的跟风式、追捧式的评论却到处都是。在对当前散文创作诸家进行评论时，张宗刚显示出了一个青年学人的勇气，不管是大家名流还是青年才俊，他都细论疑义，指陈得失，虽然见仁见智，但许多地方我们一方面对张宗刚下刀之狠有些不能承受，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切中肯綮。如他说孙犁内心纤弱敏感，枯槁伤感，有一种世故心态；张中行由“琐话”到“三话”，渐行渐弱，而且“总有一股割舍不断的名士气”；贾平凹难免拉杂琐碎，并且时时弥漫着委琐格调，不少作品是“才子气、名士气、小农气的杂糅”；余秋雨也渐渐“沉溺于一己的才子情怀的书写”，思想越来越贫弱，文化立场也越来越保守；而李国文的历史文化散文随笔则“往往丧失了宽厚与包容”；李存葆的大散文常常“不脱传统的骚人墨客之思，缺乏独立的生命意识、生态意识和人类意识”；而张炜需要“解开他的农业文明情结和道德主义心结”；周国平则“因哲理的提炼不足而显得矫情，流于琐屑平庸的人生说教”；许多新锐散文虽有探索的旗号，却存在故弄玄虚的倾向……新文学发生以来，散文取得了辉煌成就，当年鲁迅就曾经说过：“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后，九十年代至今，可以说是散文的又一个高潮，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清醒的意识，危机将会接踵而至。
在张宗刚的散文批评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章，我指的是《在神秘中迷失：当代散文与伪科学》《先在的优越——当代散文与伪平民心态》《当代散文中的官本位意识》《散文中的腐败与鬼魅》等篇什。这些文字实际上是将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引入散文研究。在诸种文体中，散文是与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散文的文体不像其他文学文体那样有明确的规定，但它有一个根本属性，即非虚构或曰有限虚构，这就使作者与社会的精神面貌在散文中能得到直接的共时性的反映，使得散文成为时代与社会风尚和气质的有力检讨，自然地，它也为行使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提供了可能性。在《在神秘中迷失：当代散文与伪科学》一文中，张宗刚从文本出发，对章诒和、余秋雨、杨澜、赵忠祥、贾平凹、王英琦等人的作品作了实证性的分析，指出他们作品中存在着的违反科学常识、热衷神秘主义的倾向，他们动辄渲染天人感应、前世今生、生死轮回，津津乐道于祭祀、占卜、祈禳、巫术、丧仪、梦幻、拆字、谶纬、扶乩，所有这些显然有悖于新文学的启蒙主义传统，张宗刚对这些现象批评道：“耽于用文字营造精神鸦片，成为当下一些作家乐些不倦的游戏。面对不良的世风世相，他们非但未能提供与之对抗的价值体系，向着无知与偏见开炮，反而对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情有独钟，开门揖盗，甘做其导航人与急先锋。在一个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时代，不是致力于开启民智，提举人心，而是蒙蔽视听，蛊惑人心，这样的文字，不论外观如何精美，终究都是金光闪闪的垃圾。”他指出，在一些作家身上存在着严重的等级意识和优越感，反映于他们的创作中必然会导致“罔顾民生、漠视民瘼、自私自恋、自高自大”，而这种心态又往往是通过刻意降低姿态、塑造亲民形象出现的，所以，张宗刚称之为“伪平民心态”。张宗刚的《散文中的腐败与鬼魅》是近期相当有影响的一篇散文评论，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当代游记散文为切入点，从作品中敏锐地指陈出许多发人深思的叙述，为什么在记叙一次出行时一定要将陪同人员及他们的显赫身份写出来？为什么一定要将一路接送的军地政要一一点出？为什么在摹画明山秀水的同时要将车马、宴请大肆铺陈？一般的读者可能对这些一掠而过，不作深思，但是张宗刚将这些“刺目的疤痕，文字的‘鸡眼’，多余的骈拇枝指”剜了出来，并从中检出了腐败，检出了官本位等腐朽意识，联系到当今社会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张宗刚指出了生活与散文的一体化的关系，看到了社会的腐朽正在侵入我们的散文，我们的文学。本来，文学，以及作家应该是社会的良知，应该承担起张扬正气、批判丑恶的职责，现在却成了腐败的同谋，如此，怎能指望在现实之外拥有纯洁的文化净土与健康的散文生态？
从上述批评来看，这确实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散文批评或文学批评了，散文在这儿成了材料，通过对它的研究与批评，既有对散文写作提出的己见，但是更大的目的却在对社会的文化氛围以及在这种氛围下写作的特殊人群的精神状况的描述与分析。张宗刚的文化批评并不限于散文研究，许多文化与文学现象都进入他文化批评的视野，如王朔的“发飙”，洪峰的当街乞讨，赵丽华、也夫的诗歌事件，韩寒与诗人的争论，苏菲舒的裸体诵诗等等，它们表面上看好像都与文学有关，但是仔细分析，它们并不是传统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对象，而更近于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时代的事件或现象，这里没有纯文学意义上有价值的文本，从文本角度看，它们几乎没有研究的必要。因此，相应地，这样的批评也有着与传统不同的目的，如果说传统文学研究是为了阐发作品的思想与艺术，那么，文化批评则更重视文本与文本之外的联系，特别重视人的行为，努力阐发作为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文化行为与文化事件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它们在共时性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由此进入对当代社会的文化分析。比如王朔现象，除了他与商业、传媒的合谋以瓜分市场回报之外，他的政治与文化诉求又在哪里？他的策略为什么在当前社会能有预期的反响？他与他辱骂的对象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说到底，王朔以及王朔现象在当代的存在折射出了怎样的文化镜像？再如几位诗人与诗歌事件，它们的意义也并不在于诗歌本身，它们是经不住诸如诗人何为、诗歌何为这样的追问的，在这些事件中，诗歌实际上是不在场的，即使在场，也只是配角，是拐杖，是道具，事件的中心是人，是人的行为与表演，是这些所谓的诗人在传媒社会的其他文化角色的互动。在这种互动中，诗歌因其经典的地位而与现场气氛形成反差从而获得了意外的戏剧性效果。当一个社会处在急功近利状态的时候，当一个社会因急剧的变化失去了原先的文化秩序的时候，当一个社会的分配无法维持公平的时候，当一个社会视传统如鸿毛的时候，当一个社会已经将博弈纳入机会成本的时候……什么怪诞事件的发生都将变得可以理解。张宗刚的文化批评最终的目的就是对这些问题的追问。
我对张宗刚批评的这些述而不作的介绍是简单的，但已足可见出他的努力与不俗的业绩。张宗刚的批评之路还不长，肯定需要更多的修养与历练，不过，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适宜批评家生长的时代，他将如何面对与选择？
这是一个问题。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创作室副主任，评论家）
——原载《南方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