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的江苏散文题材广泛，手法多元，直接推动了中国当代散文热潮。叶兆言、董健、刘剑波、范培松、麦阁的创作颇具代表性。但创新意识与探索勇气的不足，也影响了江苏散文的思想深度和人文厚度。
关键词：新世纪；江苏散文；创新意识；思想深度
Scanning on the Prose writing of Jiangsu in new centuary
Abstract: As to the prose writing of Jiangsu in new centur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ts theme is broad simultaneously its technique is diverse, and propelling the heat wave of contemporary prose writing in China directly these years. Zhaoyan Ye, Jian Dong, Jianbo Liu, Peisong Fan and Ge Mai’s prose writing are just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m. However, lack of consciousness of innovation and absence of courage of exploration, have actually affected the depth of thought and the thickness of humanities for the prose writing of Jiangsu.
Key words: new century prose writing of Jiangsu consciousness of innovation depth of thought
一向物华天宝人文荟萃的江苏，是公认的文学大省。当代江苏文坛，活跃着一支老中青布局合理的散文梯队，与实力雄厚的小说军团悄然并行，享誉四方。
新世纪江苏散文创作队伍，总体看主要由小说家散文、诗人散文、学者散文这三个板块构成，从事专职创作者较少。小说家散文和诗人散文，以其特有的灵动飞扬活色生香，惊人的事象捕捉能力，异乎寻常的艺术感觉，让那些读惯了一本正经的“职业散文家”作品的读者大为惊奇。而学者散文的文化影响力和思想冲击力，则有目共睹。
江苏作家群直接推动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热”，对于当代文化散文、小说家散文的贡献不容忽视。《雨花》杂志作为文化散文和大散文的力倡者，推出了夏坚勇等散文名家，功不可没。《钟山》杂志长期开辟“非虚构文本”“江南风流”等专栏，持续刊发王彬彬、诸荣会等作家的历史随笔类文字，2012年1、2期则重点推出刘剑波的《疼痛》（即《姥娘》）、范培松的《南溪水》两部长篇散文，成为近年江苏散文的重大收获。“‘文如其人’这句话一点也不错。散文有散文的作风，各人有各人的特点，那是掩饰不了的，并且亦无庸掩饰。”[1]夏坚勇以其不凡的散文创作成就，一度与余秋雨齐名；黑陶、庞培等的“新散文”影响一时；车前子、费振钟、叶兆言、黄蓓佳、苏童、范小青、朱苏进、赵本夫、毕飞宇等小说家或诗人、评论家尽兴挥洒的散文作品，显示出独特风貌。其他如董健、丁帆、王彬彬、王尧、汪政等学者的随笔，贾梦玮、姜琍敏、斯妤、山谷、薛冰、赵践、韩东、徐风、麦阁、苏宁、赵恺、梁晴、唐炳良、储福金、沈乔生、陆建华、诸荣会、王慧骐、吕锦华、陶文瑜、王建、赵翼如、傅晓红、晓华、胡弦、李风宇、胡竞舟、刘春龙、吴功正、吴光辉、韩开春、杜怀超、周荣池、张震、海波等的散文，以及金陵客、吴非、刘根生等的杂文，均各具特色，可圈可点。
黄蓓佳的散文恬静清新，寄意遥深，发散着朝露般的气息和少女般的情怀；范小青的散文大气敞亮，人如其文，粗服乱头而风华自具，不假雕琢而楚楚动人；苏童的散文绵密通透，细腻优美；毕飞宇的散文大气锐利，显示出良好的语言质感、出色的文化感悟和独特的思想深度；赵本夫的散文朴素俏皮，充满哲理，体现出特有的乡村智慧；赵恺的散文随物赋形，联类譬喻，深得骈赋风致；夏坚勇散文追求黄钟大吕之响与惊涛裂岸之势，既具宏大气象，也重审美灵性的张扬；朱苏进的散文精心结撰，严丝合缝，蕴含着不动声色的爆发力，表现出强悍生命个性的奔突和对人类孤独本质的清醒认同；费振钟的散文随笔洋溢着现实关怀与人文追问，呈现出淡雅清丽亲切柔美的风格，凡叙事、写景、抒情均细腻到位，质地纯粹，堪称“江南散文”的典范，对于他，从评论到创作，这种高难度的跨越和转换流畅自如，令人惊奇。黑陶的散文浪漫奇异，惊采绝艳，暗合楚骚传统；其他如车前子散文的烂漫多趣、庞培散文的独抒性灵、苏宁散文的纯洁静美、麦阁散文的诗性忧伤等，均新人耳目。至于董健、丁帆、王彬彬、王尧、汪政等以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见长的随笔文字，则清通畅达，见性见情，重在普世价值的传播，不以文采见长，却蕴含着遒劲的思想冲击力。如是种种，营构出一幅纵横阔大的江苏散文长卷。
与一代散文圣手汪曾祺的情形相似，部分籍贯江苏但居于京沪或外省的散文家，如学者散文的代表人物杨绛、林非、卞毓方，艺术家散文的代表人物范曾，知名随笔作家李国文，军旅散文名家朱增泉等，皆可纳入新世纪江苏散文的考察视阈。
近十余年，小说家叶兆言表现出对非虚构类文本的钟爱，先后出版《杂花生树》等20多种散文随笔集，得专营“散文专卖店”之誉。身为中国文坛为数不多的高学历作家，叶兆言有着良好的杂学基础和国学根柢，其行文取材广泛，侃侃而谈，不为知识、史料和经验、定见所奴役，娓娓道来，自在亲和，幽默、戏谑与悲悯兼备，具明清文人趣味，得英法散文美质。诚如丁帆所言：“所谓散文，乃作者信马由缰地去表现心灵自由的一种独特方式。思到、笔到、神到，随心所欲，让思想放浪于自由的表达中，而非考虑什么现在的‘形散而神不散’的形式。”[2]现实世界里的憨呆书生叶兆言，一俟行文，其神韵遂如风行水上，缥缈奇变，彰显地道的文章家风范。叶氏散文不拘一格，博采众长，充分打通明清小品、五四风尚、现代主义，成就跨文体写作的奇景。“林琴南翻译的速度很快，颇有些像今日的东方快车软件。”（《林琴南》）“他是文学界的成吉思汗，指挥着他的蒙古大军，在小说领域所向披靡。”（《想起了老巴尔扎克》）“做汉奸好比淫妇偷人，小偷偷东西，无论什么充足的理由，别人都不会同情。”“仕途这剂春药，对知识分子的诱惑实在太大，一旦沾上，和吸毒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周氏兄弟》）这样的行文，一似春梦无痕，不着气力，又如剥皮抽筋，不遗余力。尤其以某种拟市井口吻道出，显得张力十足，绰具格言警句特色。
“陈旧人物”系列文本是叶兆言散文中的精华。这类文字，似野史而非野史，似信史又多传奇，简约处一笔带过，丰富处不吝笔墨，力求还原现代知识者和文化人的人格、心灵与性情，藉此呼吁良好的人文生态。《吴宓》结尾写暮年吴宓在1978年被遣送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可谓英雄失路，万绪悲凉。《朱偰》写朱偰被打成“右派”前享受着高级知识分子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打成“右派”后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1968年7月，学究天人的朱偰因不堪受辱上吊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这样的伤感，分明裹挟着黄钟大吕般的抗争之音。要之，叶兆言的散文自由穿越于现实和历史，将学养注入饱满结实的文字肌理，秉持文化与平民的双重视角，呈现出独有的节奏、弹性和语感，既有意思，更有意义。叶兆言的成功个案充分验证了，小说家致力于散文随笔并非不务正业，做得好，同样能够别铸辉煌，衣锦还乡。
董健教授的“跬步斋”系列文化随笔，犹如暮鼓晨钟，直逼灵魂，堪称江苏学者散文中的上品。《“读图时代”要读书》指出，文化传播中的图像化现象直接导致大众文化生活方式的畸变，尤其是读写能力的衰退、人文精神的式微、思考力与联想力的萎缩等，所以应警惕“图像霸权”，对媒体保持必要的距离。《“人文”不可无“文”》谈及当今人文学科精神萎缩的不良风气，斥责了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艺学领域的造假现象，深切缅怀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等前辈学人风范。《21世纪的“读书人”》呼吁读书人摆脱“工具的工具”的命运，努力建构自身的人文主体性，远离政治实用主义、经济实用主义和文化市侩主义。《告别“花瓶”情结》说：“花瓶是阔人的摆设，它是不懂真美的有钱人和权势者用来装潢门面的。……花瓶存在的惟一依靠就是‘主子’的赏识。”指出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当花瓶的传统，“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进而无情揭穿了时下某类作家的庐山真面目——他们戴着华丽桂冠，写着漂亮文章，自鸣清高，却以被赏识为荣；满嘴文化，可惜灵魂鄙俗。人格与文格的分裂，使其始终不可能拥有恢弘博大的气度，产生不了震聋发聩的力作。这种以被赏识为荣的心理，就是“花瓶”情结的典型表现。《何为大学之魂》探讨了大学之魂的生成和维系必需的一系列条件：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超越的精神、探求的精神，提请人们时时警惕新蒙昧主义、新专制主义、新奴才主义的死灰复燃。“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3]董健的随笔文字内容丰厚，包罗百态，质朴本色，洋溢着不枯的激情。作者健笔一枝，爽如哀梨，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仿佛汉廷老吏，又如百战健儿，通过对知识者透骨入髓的观照，对诸多文化现象鞭辟入里的解剖，体现出不俗的人文意识和卓立于当代文化潮流前沿的气魄。面对世风、士风、学风的腐败，品读这些饱蘸人文激情写下的文字，实不啻于一次精神的洗澡。
刘剑波的长篇纪实散文《姥娘》，文气充盈，笔力酣畅，再现了一位中国老人在时代裹挟下颠沛流离的身影，因其题材的普遍性和独特性而具备了惊心动魄的力量，引发读者对家庭、社会的一系列伦理思考。作者将小说技法适度植入散文创作，表达能力出众，艺术感觉不凡。全书以剖肝沥胆抉心自食般的巨大勇气，直面种种人性的冷漠、阴暗和自私，通过审丑意识、审父情结和审母情结，传达出生命不可承受之痛，凸显至真至纯至孝的情怀，并指涉了人性的种种微妙。评论家肖云儒说得好：“散文大约是最真态的文体了。小说家的心，常常躲在人物和情节浓重的云霓后面，诗人的心又多少被文字精致地装饰着。真正的散文作者，却得裸身子站在审美的旷野上，让生命的光柱通体无遗地照射着自己。”[4]作者写及自己的父母和亲人都在有意无意地盼望90岁的姥娘快死，以获取某种轻松，本是血浓于水的家庭成员，关系竟变得如萨特笔下的地狱鬼魂般纠结如斯，这样怵目惊心的人性本真，彰显安特列夫、鲁迅式的阴郁。“孝道”的本义是各安本位，不必一定要突出哪一方；当某些程序出现差失时，孝道也便悄然背离了原意，成为一种重负。与此相关的，对于“养老”问题，国人向来缺乏通脱旷达的理念和规则，凡事喜欢在爱、义气、情分的名义下一锅烩，由是引发一系列人际冲突，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缺了一种真正的理性精神的引导。《姥娘》于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外，更有助于促进人伦关系的探讨。毋庸讳言，“姥娘”们的过去式，正是我们的现在式；而我们的现在式，则是他（她）们的过去式。都说长辈眼中的晚辈永远像孩子，晚辈眼里风烛残年的长辈们，又何尝不是孩子？不过已经是不那么“讨喜”的孩子了。《姥娘》启示出，“厌老爱幼”是人类的天性，“尊老爱幼”则是伦理道德层面的必然诉求和必定要求。“爱幼”是一种顺流而下的爱，自然而然，容易；“尊老”则是一种逆流而上的爱，要想做到并做好，不易。在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我们尤应克己复礼，遏制天性中的功利与自私，成全人伦和孝道，让长辈们有尊严地度过此生。
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范培松教授暮年发飙，推出自传体长篇散文《南溪水》，爆出猛料若干。作品以近于魔幻的手法，驱使天、地、人、神四维互动，彰显时代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完成了对荒诞岁月的控诉。《南溪水》从长辈口中真实讲述的“长毛”造反说起，到改天换地的剧变，一直写到“文革”武斗的惨烈、身陷缧绁的困厄，对革命与杀戮予以大胆反思。读到这样的作品，首先应该感谢大历史的丰富馈赠。《南溪水》行文看似随意草率，实则浑然天成，耐人寻味。作品的妙处在于以局部照亮全部，彰显细节的魅力，一些精彩句式随时可见。如，跛脚的乡间配猪老头，脸圆头也圆，长得很像公猪，“似乎那公猪是他的儿子似的”；跳大神的乡村巫婆张莲英则“活像一只啄木鸟”。这样瘦硬精警的比喻，这样奇特而有力的修辞，直追北宋“江西诗派”宗师黄庭坚。而巫婆张莲英跳大神时的唱调，竟与国学大师钱仲联上课时吟诵古诗的腔调十分相似，如此反诗性的突兀比较，生成奇异的阅读效果。作者写自己课间向钱仲联教授请教问题时，钱回答“我说是香草就是香草！”这种可爱的霸道中所发散出的自负自信与真性情，令人难忘。《南溪水》移步换景，举重若轻，在对一己心路历程的剖析中，发散着独特个性。
女作家麦阁的散文主要收录于《再见，少女时光》一书。其文本沉静而热烈，内敛而奔放，感觉的变异与放大，意识流、蒙太奇等手法的植入，让人想起杜拉斯与伍尔芙。生活给了麦阁一颗慧敏的心，文学则赋予她明澈的性灵、向上的翅膀。她以清冽的语言，良好的语感，述说着喜悦与神秘，蜕变与成长，总体上呈现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怀。麦阁笔下的春潮与夏昼，秋晚与冬夜，蓝炊烟、白太阳与青石板，河岸的空宅，树杈间的河流，梦中的父亲，黄昏的叹息，以及忧郁困顿而叛逆的青春期，总也走不出的青春阴影，内心深处排遣不开的孤独、恐惧、失落、悲伤、寂寞，至为动人。麦阁以女性所特有的感知方式，执着书写爱与痛、梦与醒、生与死，如杜鹃啼血，声声压抑，却也不乏粉墙黛瓦式的明朗。麦阁的文字充分印证了，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压抑的结晶，写作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倾诉，一种依托，一种灵魂寄存的方式。在她那里，苦难闪耀着诗性的光泽，每一个字都是她内心气质在纸上的延伸，都是从心底真正流淌出来的。
要之，新世纪江苏散文创作题材广泛，手法多元，姚黄魏紫，各擅胜场。其不足和局限则在于尚缺乏自觉的文体意识、足够的创新动力与大无畏的形式探索勇气，表现于具体创作，往往呈现出不自觉的跟风倾向，鲜有能够自立门户、独成一体、金鸡独唱者。江苏散文创作总体上多的是纤细、婉约、清丽的笔触，少的是黄钟大吕般的史诗气魄和崇高之美，在思想深度和人文厚度方面不免有所欠缺，因之也便缺乏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贾平凹、周涛、张炜、潘旭澜、南帆、余秋雨式的散文重镇，亦缺乏王小波、筱敏、朱学勤、刘亮程、陈丹青、陈凯歌、章诒和等风格鲜明、绰具另类之美的散文名家，更未涌现出与朱自清、叶圣陶、瞿秋白等前辈江苏散文大家相比肩的人物。一些散文作家的可持续写作能力不强，亦令人遗憾。如上世纪90年代名动一时的夏坚勇，行文苍茫雄健，元气淋漓，注重在以古比今、托古讽今中渲泄激情，寄托心音，突显散文强大恣肆的本体，取得了预期的文化穿透效应；遗憾的是夏坚勇的总体散文创作量欠丰，近年尤其难以为继，表现方式也偏于直白袒露，往往理胜于情，质胜于文，以致搁浅了文本意蕴，影响了文本美感。他在当代散文领域的相对落寞和渐渐淡出，与此不无关系。
毋庸讳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江苏作家身上总有一股割舍不断的雅气、名士气、中产阶级气，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散文创作成就，致使文本的气象、格局有欠阔大，形成丘陵多而高峰少的散文创作生态。凡江河湖海中走得太快的船，因其载重量少，吃水必然不深。江苏散文创作如何突破细腻幽微抒写自我的躯壳，以天问般的胆识，以直面现实拷打灵魂的惨烈，昂然彰显正大庄严的王者气象，体现崇高美的要义，成为值得探讨的重要一维。相信对于卓富实力的江苏散文创作来说，要想达到一个理想高度，并非难事。
另外，由于散文这一文体本身概念的含混，分类的模糊，内涵与外延的不确定，兼以创作面目的驳杂不一，先天性地决定了散文理论建构和言说的难度，涉足者往往不得要领，仿佛陷身无物之阵。尤其在学风浮躁的当下，种种原因，致使散文研究青黄不接，散文批评积弱积贫。难怪有些多年从事散文研究的学者感慨不已：“尽管什么什么研究会布满各个角落，尽管什么什么研讨会一直在开，但又有几人把他的精力真正投入到散文理论研究之中？”[5]我们平时读到的很多散文评论都是感想式、印象式、片断式的，篇幅上难得写长，质量上更难得写好。在国内散文研究和批评的力量总体较为薄弱的大前提下，关于新世纪江苏散文的研究和批评同样少之又少，与蓬蓬勃勃的散文创作颇不成比例。上世纪80年代以来，江苏文坛陆续涌现出吴周文（代表作《杨朔散文的艺术》《散文艺术美》）、范培松（代表作《中国现代散文史》《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史》）、张王飞（代表作《朱自清散文艺术论》）、王尧（代表作《中国当代散文史》《询问美文》《乡关何处》）、沈义贞（代表作《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等一批有成就的散文研究和批评学者，但遗憾的是未能进一步做大做强。这种情状倘不改观，势必影响到江苏散文的繁荣。
需要提及的是，江苏一批为数不少的散文写手，专意炮制温情脉脉的“心灵鸡汤”体文本，颇为一些面向市民的晚报小报类媒体副刊所青睐。若干年来，此类以赚取读者的廉价泪水为目的的垃圾小品一直不见衰势，几成一种散文公害。其所显示的，更多的是非文学的品质、亚文学的特色，恰印证了鲁迅当年的预言：这类文学上的“小摆设”，“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6]此种流水线、格式化、快餐化写作，客观上也把文字当成了媚俗和谋利的手段，值得警惕。
注释：
[1] 《梁实秋批评文集》，徐静波编，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238页。
[2] 丁帆：《当代散文写作随访》，《散文研究》，贾平凹主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2页。
[3] 林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自制的海图》，林贤治著，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4] 肖云儒：《散淡小利》，《散文研究》，贾平凹主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5] 范培松：《中国散文批评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8页。
[6] 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576页。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江苏省社科基金课题《江苏改革开放30年散文创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8ZWD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