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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首《同桌的你》再次萦绕耳畔。不知为什么，其中的几句歌词忽然使我的心微微地起了颤栗：“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歌曲传达给我的，竟是这样一种令人怀旧的感伤…… 我固然为我不知道有没有同桌的男孩子为我生过同样的感伤而感伤；而我更感伤的是，在我出嫁的那个年代 ，女孩子们已经没有长发可盘，也没有嫁衣可穿——一切的风情和习俗都作为“四旧”被扫荡一空了。 而那些风情和习俗，曾经是怎样的神秘和美丽呢？
我知道，民间把女孩出嫁那天的盘髻叫作“上头”——长长的辫子盘成了发髻，刘海一丝不苟地梳了上去，然后还要“开脸”：用细线把脸上的汗毛绞得干干净净。上了头，开了脸 ，人就彻底告别了少女时代。在盘起长发的那一瞬间，女孩子内心的感触应该是相当复杂吧。我遗憾我永远也不会有那样的体验了。
在我幼年的时候，我是很喜欢看自己家和别人家的保姆们蘸着刨花水盘髻的。有一次，有个年轻的保姆和主人家既不成材、也没有工作的弟弟谈上了恋爱，她嫁给他，一方面毫无保障可言，另一方面，她毕竟又从保姆的位置变成了那个大家庭的正式成员。她结婚的那天，保姆们都以她娘家人的身份去替她“上头”。“开脸”的时候，她一面哧哧地笑着躲闪那根线绳，一面从紧闭着的双眼里滚出了泪珠子，把“开脸”前扑在她脸上的厚厚一层粉弄湿了一大片。
在我去苏北插队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虽然那地方的妇女沿袭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称谓，一直把自己叫作“妇联”，可她们的装束一点都不“左”：人人都盘着一个最传统的老式发髻。那种发髻的式样真是好看，扁扁的，圆圆的，中间是二寸宽的红头绳缠住发根，一根铜簪子横插过去，就把发髻别得牢牢的。盘髻的时候，“妇联”们特意留一绺头发，从左额横挑到右额，在右额角用一枚小花发卡俏皮地别住，发梢任由它悬垂下来，在耳垂下方一刀剪齐，就像一缕缨络，飘来拂去，平添无限风情。
都说扬州出美人，其实美人大都不在城里而在乡间。那些头发瀑布一样地披下来，或者精精致致地盘上去的窈窕“妇联”们，几乎无一不是风韵十足的美人。
现代人对发型的选择已经非常地随意，盘髻不盘髻，与婚否没有直接的关系。我的女儿上初中的时候，用发网给自己盘一个低低的髻，髻上横插一根带红珊瑚珠串的发针，一副端庄秀丽的小模样，与她的气质非常相配。我喜欢她这样的打扮。
其实我最欣赏的是以前上海都市妇女盘的那种横S髻 ，看上去有一种小康的温馨和都市知识妇女的温婉。
盘髻，收拢起的是女人的千般平淡，凝聚成的却是女人的万种风情。
大 漠
没有见到大漠之前，我以为那里满目是沙的峰峦，金色的绸缎一般起伏逶迤。然而我错了，大漠不但单调平板，而且粗砺。可以想像，千年万载的风，早把能够吹动的细沙横扫到某个角落去了。
这里是真正的不毛之地。
难怪在旷古的荒凉和死寂之中，用狼烟传递的信息，会比北京吉普早两天到达目的地。
8月的天气，人在大漠上行走，总感觉不久就要自燃。空调大巴开起来，动辄就是数百公里，车窗外除了枯褐色还是枯褐色。司机说：“看见没有？前面有一片海———其实啥也没有！”
我立刻想像一个濒临绝望的人，拼尽全力奔向那片永远也奔不到的虚幻的水。
没有水，没有绿，没有生命的任何痕迹，这是何等恐怖的一个境地。
多年以前，我在小说里读到过一个难忘的故事，说一个囚禁在大漠监狱里的重刑犯人，千方百计要逃出大漠去向临终的父亲忏悔。他在劳动中私藏了一块木板和十来只南瓜，找到一个机会开始了他的逃亡之旅。他用绳子拖着那块载着南瓜的木板，昼伏夜行，南瓜吃完的时候，他逃出了大漠。虽然警察早已在他父亲的病榻前守候着他，他毕竟了却了自己的心愿。
是那些可以解饥解渴的南瓜，帮他征服了大漠。
到过大漠之后，我忽然明白，这个故事全然是杜撰的。
且不说平坦如坻的大漠如何使人难以藏匿，就说那十来只南瓜，如何在烈日和沙石的炙烤下长时间地保持水分？
不出两日，便成瓜干了。
干燥的大漠，连空中的云，也终年不含一丝雨。同行的专家们由衷地说：“对大漠里生存的任何一个生命，我们都抱以崇高的敬意。”
然而大漠以前并不都是死亡之地，就拿只剩半截烽火台残垣的阳关来说，它就曾经目睹过汉代以来丝绸之路的无数辉煌。直到公元六世纪之后，设于魏晋的阳关城池才逐渐被风沙掩埋，最终遭到废弃。近在眼前的同样悲剧是罗布泊，仅仅在十多年前，那里还有过河流和绿地，曾几何时这一切荡然无存，罗布泊再也无法存活任何生命。
我最早是在嘉裕关宾馆看到那份《告贵宾书》的，它以卡片的形式贴在浴室的瓷砖墙壁上，内容是这样的：“尊敬的贵宾：为了保护世界生态环境和水资源，我们不再每天为您更换可以重复使用的棉织品。需要换洗的物品，您可以单独放在浴缸里。感谢您对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热心支持。”
之后在敦煌、在乌鲁木齐等地的宾馆里，我又一一见到了这样的卡片。
其实在去过大漠之后，在对“水是生命之源”的提法有了切肤的体会以后，即使没有这样的卡片，我也已经充分懂得了水的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