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姜琍敏是一个在文学上不太张扬的人，默默地写是他唯一的文学动作。也正因为这样的勤勉与低调，才使他有了如此惊人的创作量。在文学理想上，他是一个偏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人，这可能与他青少年时期的文学阅读与文学启蒙有关，当然，也与他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与人生感悟有关。他的小说创作，虽然几乎横贯新时期文学几十年，历经各种文学潮流，但却少有时风的影响。这不是说他的创作能置于时代之外，而是说他总是不急不躁，将别人的思想，外面的风潮慢慢地琢磨，沉潜，消化，积淀，然后化为自己的手笔，并且统摄在自己的文学理想与实践之中。
姜琍敏的文学是为人生的，是与社会和现实相呼吸的，是试图为人心存照的。姜琍敏这代作家，对社会的认识，对生活逻辑的理解实际上在几十年前就基本上形成。这样的代际背景、思想资源与文化性格在面对这几十年的社会巨变，特别是要以文学的方式来处理时，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就看具体的创作者怎么使唤了。有的人可能始终呆在自己的那前几十年里出不来，他们或只写自己那代的人与事，或对现实只存不解与怨怼。但也有通脱者，能将自己的阅历、背景与认知作为参照，恰可以拉开距离看出历史的变化与世事的播迁，如黑白对比般鲜明。姜琍敏正是这样的智者。他的作品虽然立足时代，却从社会的神经末梢入手，潜伏到人物的灵魂深处，写出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与地位的人物的心灵史，他们的欲望、本能和畸变。姜琍敏如同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下刀稳而准，经他之手，那深藏的病灶几下子便呈现出来，让人不得不叹服作者的老辣甚至“残忍”。
姜琍敏长期从事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这一职业使他须臾不能忘记读者，他们是他的上帝。这样的态度必然体现在他的创作中。他知道读者们喜欢怎样的作品，同情普通读者的审美趣味。姜琍敏对小说传统有精深的研究，对小说这一带着世俗印记的文体的文化属性了如指掌。说得白一点，好看是对小说起码的要求，在这方面，姜琍敏是下了大力气的。千万不能说好看是小说的低级性状。相反，在一个现实常常超出了文学的想象，资讯发达天下怪事第一时间就能传遍世界的时代，在影像叙事不断增强刺激度的今天，讲好一个拖得住读者的故事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从读者的反馈中知道，他们喜欢姜琍敏的小说。
姜琍敏不仅多产，而且多面。他不但在小说上跑马圈地，而且在散文创作中也颇多建树。汪曾祺曾经说过，一个作家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一个文体家。这句话的含义非常丰富，从大了说是自创新体，开一代文风。也可以说是一个作家建立了自己的文体意识。他知道文体的性格，文体的特征，文体的目标与功能，知道如何与不同的文体相处，更知道自己的心性与文体的关系。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好什么。我没有与姜琍敏讨论过类似的问题，也不敢贸然说他是个文体家，但依我的判断，他是一位具有自觉的文体意识的作家。因为我在小说与散文之中，看到了不同的姜琍敏。
在姜琍敏那里，小说是向外的，是为别人的，也是言说人间世事甚至天下大势的。但散文不同，散文在他那里，可以向外，但更可以向内，是为别人的，但也可以为自己，既可以观风俗，论时事，但更可以说人情，道心事，叙讲开门七件事，玩一玩风花雪月，它是“我”的，也是自由的。如果要对姜琍敏的散文特色作一个概括的话，我以为或可用智慧风貌而论之，就是从生活出发，反过来解释生活。古人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张载的横渠四句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韩愈主张文以载道。我以为都可以用来说文学，说散文。立言，立命以及载道，就是给生活以说法，给生活以意义，为生命找寻价值。所以，生活的结束，就是文学的开始。我们看姜琍敏的散文，他所耳闻目睹的我们没有经历过吗？巴黎的超市，罗马的街道，我们没去过吗？街边的瓜摊，桥洞中的寄居者，我们也见到过，我们也常常打电话时拨错号码，也时时丢三拉四，也怕理发，怕搬家，但我们更多的时候也就止于此而已。每天每日，有多少类似的事情与场景与我们擦肩而过？至于它们的背后是什么，它们与什么有着隐秘的联系，会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我们却疏于思考。姜琍敏通过他的写作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再向前一步的，也就这一步之遥，我们竟能海阔天空，我们成了“会思想的芦苇”。姜琍敏有文《叫我如何不执著》，虽是说自己，但我们也不妨多“执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