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的时候，还不懂得怜惜。我总以为，那些环绕着我生长起来的事物，那些天经地义存在着的池塘、老树、屋檐下的声响，会永远在那里，为我保存着一段活生生的记忆。我像挥霍空气一样挥霍着它们，以为来日方长，随时可以回头检索。
直到多年后的一个异乡夜晚，一缕似有若无的、带着水汽的清甜藕香，像一根隐秘的丝线，猝不及防地穿透都市的喧嚣，将我牢牢缠住。那一刻，我才惊惶地意识到，我需要证据，需要一些坚硬、具体、无法被时间完全抹去的物证，来向自己证明，那个在苏北水乡的烈日与荷风里奔跑、发呆、渐渐长大的男孩，并非我虚构的幻影。
我的第一个证据，藏在荷园深处，不是那不能触碰的莲藕与荷花，而是那座耸入荷心的、铁骨铮铮的观景塔。
宝应的荷园，规矩是静默的，譬如“禁止采摘”的牌子，将一种敬畏刻入我们心中。于是，我们亲近那片浩瀚绿海的方式，便成了攀登。那座塔，通体是斑驳的木头，楼梯是历经沧桑的旧物，踩上去会发出吱呀的回响，一步一响，仿佛在叩问这建筑的筋骨。
愈往上爬，景愈开阔，荷塘特有的、混合着植物清芬与水汽微腥的风，便毫无阻隔地扑打过来。及至塔顶，凭栏远眺，之前置身其中只觉得迷宫般的荷塘，瞬间袒露出它全部的壮阔与秩序。田田的荷叶， 不再是身边的点缀，而是汇聚成了一片波涛起伏的碧色海洋，从脚下一直蔓延到视线的尽头，与天相接。白色的鹭鸟在其间起落，像是不小心洒落的灵动的音符。
那座塔，给予了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的“高度”。它教会我，认识一种美，有时需要离开地面，需要保持距离，需要沉默地仰望和远 观。它是我少年视角的延伸，让我窥见了平凡地貌之下所隐藏的宏大几何。如今，我常在林立的高楼间穿梭，玻璃幕墙反射的光刺眼而冷漠，我却时常想起那座木塔的风。我不知道，它老化的筋骨是否依然稳固，那盘旋的楼梯是否还承载着另一个乡下孩子登高望远的渴望。倘若它某一天被拆除，化为一堆废铁，那么，我生命中第一次获得的那个俯瞰的视角，那份由高度赠予的宁静与壮阔，又将依托什么来向我证实？它曾是我的瞭望台，如今，却可能成了我记忆里一座孤悬的、 无法降落的悬案。
从塔上下来，重回地面的荫凉，我的第二个证据，便在那棵不知年岁的老树下等着我。
那是一架悬于粗壮枝干上的秋千，简陋至极——或许是两根粗糙得有些扎手的麻绳，拴着一块厚重的、被无数屁股磨得光滑的木板。它正对着无垠的荷塘，像是一个为这出绿色戏剧特设的观众席。我尤其记得一个暑气炎热的下午，整个世界像被罩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里，蝉鸣嘶哑，荷花的香气也变得浓稠。只有那棵老树投下了一地婆娑的凉荫。我独自一人，不知疲倦地荡着秋千，用身体的重量与双腿的力量，对抗着闷热的空气和地心引力。
而就在不远处的亭子里，奶奶侧身躺在红漆木凳上，假寐乘凉。她手里握着一把别人打广告送的塑料扇子，扇面上印着某个药店的红色字样，边缘已经开裂。她的手腕缓缓地动着，那把破旧的扇子便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扇出的风，想必也是微弱的、温吞的。但那幅画面，却像一帖镇静剂，将那个炎热的下午定格成一种永恒的安详。我奋力荡起，风声开始灌满双耳，在失重的最高点，我能瞥见亭子里那个静止的、小小的身影；回落时，又能感受到那份无言的守护。那秋千，不仅证明过最原始的动能所能带来的飞翔的自由，更证明过这自由背后，有一道慈祥的、毫不引人注目的目光作为底衬。
那股麻绳，想必早已朽烂，那块木板，也恐已不知去向。就连那把广告扇子，也早已碎成塑料片，不知所踪。但我常常怀疑，那份在守护下肆意挥洒的自由，那种知道身后永远有一个清凉港湾的安心，是否并未消失，它沉淀在我骨子里，成为我后来闯荡世界时，最深层的安全感来源。
当我从那充满野性呼喊与静谧守护的户外回到老屋，第三个证据，便以一种极安静的方式，贴在童年房间的墙角。那是一枚幼儿园轮滑比赛的号码布，布料已经泛黄，别针也生了锈，上面的数字边缘卷曲，像一片在秋天里挣扎着不愿飘落的枯叶。它那么小，那么不起眼，却像一枚时间的图钉，将一段喧闹的、充满速度感的记忆，牢牢地钉在了那里。它证明过一个男孩最初的竞争意识，证明过他笨拙地想要冲向某个虚无终点的急切与认真。那时，他的世界，不过是一条巷子的长度，他的荣耀，便是冲过终点时伙伴们的几声欢呼。
我后来跑得更远了，跑出了巷子，跑出了小镇，跑到了更广阔也更具规则的赛场。我获得了更多、更精美的号码布，但它们都像一次性的门票，在比赛结束后便被随手丢弃。唯有这一枚，它固执地留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坐标，标记着我所有奔跑的起点。它让我惊觉，我后来所追求的一切速度与里程，其源头，竟是如此具体而微小。倘若有一天，这枚纸片最终被清扫、被遗忘，那么，那个穿着不合身轮滑护具、眼神里混合着恐惧与兴奋的男孩，他最初的人生轨迹，又将在哪里被找到呢？
与这枚躁动的号码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四个证据——那把在墙角沉默了十年的二胡。
它静立在琴箱里，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静止。琴弦松弛，如同沉睡，蒙着的一层松香灰，是时光落下的轻纱。它不再发出任何声音，可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音响，收纳着过往所有的喧嚣。
我还能记起最初学琴时，它如何发出锯木头般刺耳的噪音，那是一个男孩对旋律最粗暴的初探，是对忍耐力的考验。后来，经过无数个枯燥练习的黄昏，它终于能流淌出《赛马》的激昂、《二泉映月》的悲怆，那声音里，混杂着考级的压力、父母期待的目光，以及一丝终于驾驭了某种复杂技能的虚荣。然后，在通过十级考试的那一天，它仿佛完成了宿命，骤然沉默。这一沉默，便是十年。它的沉默，比它曾经发出的任何声音都更响亮地追问着我：你当年学会的，究竟是音乐本身，还是仅仅是一种被社会认可的、可以用来证明“优秀”的技艺？那把二胡，像一位入定的老僧，不再言语，却用它空寂的琴筒， 照见我成长路径中那些功利性的岔路。它是我某一阶段生命的纪念碑，也是拷问我初心的十字架。
我于是明白，我一次次地暗自渴望回到那里，不仅仅是出于乡愁，更像一个侦探重返案发现场，一个史官查阅原始档案。我去查看木塔是否稳固，秋千的印记是否还勒在老树的枝干上，亭子的红漆木凳是 否依旧冰凉，墙上的号码布是否还在，那把二胡的弦是否还有一丝震颤的可能。
我恐惧它们的消失，并非因为多愁善感，而是因为我怕它们消失之后，就没有人——连我自己也不能——证明那段融合了登高的眺望、守护下的飞翔、最初的奔跑与沉寂的琴声的生命，确凿地、生动地发生过。
当故乡的老屋终将改建，瞭望塔被更“现代”的景观替代，这些物证——我今生今世的证据——湮灭于推土机下或时间的流沙里，我那“水乡少年”的身份，将何以依托？那个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我，又将如何在茫茫时空中留下他存在过的痕迹？
这乡愁，至此，已不再仅仅是对一片地理区域的眷恋，它演变成一种对自身存在的深刻焦虑，是对“我曾是谁 ”这一根本答案可能永久失传的、无力而深沉的恐惧。我活过的痕迹，我的懵懂、我的狂想、 我的努力、我的困惑，都一一托付给了它们。
那塔、那秋千下奶奶的扇影、那号码布、那琴，它们是我散落在时光洪流里的，沉默的、最终的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