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舫《大春秋》对历史的回溯、探寻、想象和思辨，展现出了新时代中国学者、作家面向未来的长远眼光、开阔胸襟和历史担当；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哲学内涵，又充满时代的创新气息，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
“春秋”，何以“大”？
未有文章，或者未有内容而名字先出也是我的经验；多数的时候，甚至没有名字，我的写作就无法进行。可以说，名字不仅仅是眼睛，而且还是文章或作品的灵魂，它导引着作者写作的思绪与路径。也因此，我对李舫想到《大春秋》这个书名时的激动之情是深有同感的。“春秋”者，历史也。“大春秋”，直译过来就是“宏大的历史”，对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国，只用一个“大”字来形容并不见特殊之处。那么，吸引着李舫持续攀登的巍峨山峰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风景呢？
23首经典诗词裹挟着千古名士的神韵风姿，连缀起从春秋战国到唐宋明清，及至现代和当下中国的千年历史。穷形精微的叙事描摹、酣畅淋漓的写意抒情、悲悯体恤的思辨共情、整体超拔的阐释建构，铺展开一幅雄浑壮丽的民族文化精神图景。“春秋”，何以“大”？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春秋”，是中国历史的大时代，这样的判断当然是共识，那么它何以为“大时代”？它生成，或者来源于哪里？它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着怎样的价值与意义？
在浩繁的历史文化与文献中，李舫独异的目光聚焦于一段“生趣盎然的历史悬案”——“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两个巨人的对话、中国思想史上两位智者的相遇，更是两个流派、两种思想的碰撞和激发。”历史典故真实与否并不十分要紧，重要的是，不久之后，战国的百家争鸣正是滥觞于此：“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继承他的旗帜，将儒学思想发扬光大。老子一生独往独来，在老子之后的《韩非子》《淮南子》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思想体系，庄子更是将他的思想推向一个高峰。”“中国历史文化在秦汉以前，尽管百家诸陈，但儒、墨、道三家基本涵盖了当时的文化精神。唐、宋之后，释家繁荣，儒、释、道三家相互交锋、相互融合，笼罩了中国历史文化一千余年。”
李舫发现并充分阐释了这桩历史悬案的奇特之处。“他们开创了一种辩证思维方式，一种哲学研究范式，一种身处喧嚣而凝神静听的能力，一种身处繁杂而自在悠远的智慧。”在李舫看来，正是这个“春秋”时代，“中国与古代希腊、古代印度、古代以色列一道，开始了‘终极关怀的觉醒’，还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文明，已经完成了思想的第一次重大突破。”
李舫的视角不拘泥于一时一地，思辨也不停留在一人一事，而是打通古今、中西的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视域，将中国和世界历史巧妙地联系起来。发诸笔端的是对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充分自信，这种自信是文化的，亦是民族的。事实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并非简单的世界话语权的获得，而是站在人类历史与现实的高度，表达对东西方文化的总体性把握、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观照，对和平与发展的超越性想象，落脚点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里的中国人的生命经验和思想智识。直面这个伟大而堂皇的、且具有现实与历史意义的命题，俯仰天地、吞吐山河，李舫的写作端的是，怎一个“大”字了得。这种对历史的回溯、探寻、想象和思辨，展现出了新时代中国学者、作家面向未来的长远眼光、开阔胸襟和历史担当；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哲学内涵，又充满时代的创新气息，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
“春秋”，何以“大”？当然离不开时代本身的丰富与博大，但李舫还赋予它一种象征与隐喻的义涵，它寄寓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灵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的滋养与浸润，才使得中华民族始终怀揣理想与信念，虽历经劫难，却顽强坚韧、不屈不挠，“只有重生，没有死亡”。知所从来，方明所往。由是，对中华民族自“春秋”以后文化精神的阐释与建构，才是支撑李舫以历史笔记的形式对纷繁的过往进行梳理、致敬，以及文学探险的根本所在。
焦虑中担当：
文化精神的阐释与建构
李舫的文字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对仗工整，铿锵耐读，气势伟岸；思辨论理之余，绝不缺少激情和诗性，语言简省、短促、有力，金属般铛铛作响的文字具有诗词的骨骼和气质。强大的叙事能力和白描功夫使得作家得以重返历史现场、复现人物的日常生活场景，通过对人物内心情感和命运的真切把握，传递出作家或悲悯、或体恤、或尊崇的同理与共情。
《大春秋》作为随笔类散文的叙事向度，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勃兴的历史文化散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驻足于对历史人物的反思与颠覆，也不剑走偏锋地挖掘、考证、辨析事件的真伪与曲直，更不屑于为了故事的讲述而采用小说的叙述与笔法，其语言的优美与抒情性的华丽片断似乎也只是作者散文写作的兴之所致。作家既不属意于历史本身，也不拘泥于所谓的文学性，她追究的是历史文化本身所蕴涵着的更加宏大深刻的精神，在阐释中进行民族文化精神的当代性建构。这既是“大春秋”本身的内涵所致，也是她的现实焦虑与时代担当。
德国历史学家德罗申提出：“我们不应该把文本作为理解阐释的唯一对象，而是要把理解的视野拓展到对历史的理解，即，对过去事件留下的凌乱痕迹作出理解，使得过去的‘痕迹和受到压抑的光束’重新显现。将历史视为解释的产物，从解释的角度理解历史，这不仅是哲学阐释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和认识论。将历史视为一系列的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历史事件的真实存在，而是强调各种阐释行为、阐释话语本身包含的差异以及各种差异蕴含的权力、机构关系。”这段论述强调了这样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将文本放在历史中理解，二是将历史视为解释的产物，三是阐释的差异性，但这不意味着忽视历史事件的真实存在。李舫也认同这样的阐释伦理，显然，《大春秋》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在了“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与阐释，进而获得自己独特的发现，并进行与现实融合的文化精神的建构。它的“改写和重估”，使阐释的创造力与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
《大春秋》采用了一种整体性的结构方法，它将所叙述、考察、研究的人物、事件或现象置于广阔的历史视野里，此时的人物、事件或现象有如被批评的“文本”。“士”“脉”“道”三辑的设置并非历史现象本身的自然呈现，而是李舫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种主动认知与自觉把握，这是她在阐释并建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时的独特选择。在西周后的先秦诸侯国中，国君下设卿、大夫、士三级，士是最低级的贵族阶层，也泛指做官者或读书人。这个阶层的人基本都是文化人，他们虽然生活在社会较低的层级，却是最具活力的文化创造者，体现着一个民族哲学思想与文化精神，他们的兴盛与衰颓几乎决定了一个时代的高度。
李舫笔下的杨雄，充盈着日常生活的细节，寥寥数笔，那个为写《长杨赋》耗尽心血、力竭而病的壮夫之神态就跃然纸上；嵇康的出场笼罩着诗性甚或魔幻的气息，那种与时代和周遭格格不入的反抗者形象顷刻间便从读者的脑海里升腾而来。而李贽的出场，更是惊心动魄。作者仿若亲身经历了那种生命撕裂的痛感，将一种决绝的力量和伤悼的哀婉一并刻录进生活的现场。由此，“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一种文化存在，更多地被赋予了某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力量。
在李舫看来，“士”“脉”“道”几近于人体中的筋骨，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正是经由这三个层面建构起来的。中华民族的历史由此才得以延续并发展，成为至今仍然不断创新、焕发着创造活力的文明古国。
“道”在中国历史中无疑是一个最为复杂、博大、玄妙的概念与理想，无数的仁人志士、思想哲人与文化巨匠都试图穷尽自己毕生经历与才思，甚至鲜血与生命，赋予它属于自己的理念与阐释，它有如高悬于浩瀚宇宙的最耀眼的那颗星辰，以人类灵魂的姿态飘荡在俗世人间，引导着中华民族砥砺前行：“晤对论礼之后，各自继续秉烛探幽，两位孤独的智者，寻觅着文化的春与秋；轰轰烈烈，衔命而出，稷下先生们争鸣砥砺，灼灼燃盛思想的火光；捣雪，熏香，柔润而坚韧，一页桃花细纸，托起了文明的传统与未来；审慎俯首，养精蓄锐，骄傲的王朝沉吟低回，向民族的融合张开襟怀；深沉宁静的红楼，昂扬沸腾的红楼，革命者敲响钟声，开启国家独立的征程；驰骋于白山黑水间，抗争在崇山峻岭中，将士们守疆卫民，不惧死生；这是中华之道的浪漫。在中华民族的春秋纵横中，大道不改，激荡着赤心拳拳，铸炼出脊梁铮铮。”在李舫笔下，理想之崇高、英雄之精魂、家国之情怀，都隐含在那一首首诗词的吟咏和文章的恣肆写意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从戴叔伦的“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到岳飞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全书最后以“苟利国家生死以”作结，显示出作家对“道”之大者的深切思考和自觉认同。这种基于历史警醒、文化省察、哲学思辨之上的梳理和总结颇具匠心，既点明了《大春秋》在文本层面的意旨，也彰显了以文学方式抒写和阐释历史的价值。在历史学家不能及、无所及之处，让历史的细节释放出更加个性、丰盈、壮美的美学力量。
尤其值得一说的还在于，《大春秋》没有将时间的下限止于古代，而是延续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及至新时代扶贫攻坚的千古伟业。书中收录了近年来，李舫在中国农村行走的纪实性随笔。从雪域高原的西昌、悬崖峭壁的凉山、苦瘠天下的固原到武陵河畔的湘西、七省通衢的襄阳，那些在山区扶贫过程中的亲历和见闻铺展开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来路与实践，进而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勾连起来。李舫想要阐释和建构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包含着现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这一革命历史所蕴含的思想文化精神与两千多年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精神虽然有着形态的差异，但其内在的本质却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春秋》恰恰是以一种具有总体性的叙事参与到了新时代中国文学乃至思想文化精神的建构之中，那种强烈的文化自信和超越性的思想智识，对于新时代中国文学而言无疑是稀缺而宝贵的。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在“大春秋”中，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