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版图上，人们对江苏文学的审美特质已经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江南”。这个江南既是地理的，又是历史的，更是文化与审美的。从地理上讲，扬州并不在江南，而从文化上讲，由于大运河的特殊作用，扬州商贾文人聚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引领了江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这样说来，用江南来言说和概括江苏文学至少是大部分有效的。江南是怀旧的，因为江南虽然富庶，但自古又是伤心之地。所以，在怀旧中又多了感伤与悲情。在江苏文学中，不管是老一辈的艾煊、章品镇、沙白、忆明珠、俞律、庞瑞垠，还是更年轻一代的苏童、叶兆言、毕飞宇，在他们的写作中，丝毫不避讳自己对旧日生活场景的怀想。苏童作品的惊人之处便是对那种旧式生活的精细刻画，这种感性主义轻而易举地酝酿出诗情画意而使它们无言地透出一种近于颓废的抒情心态；叶兆言的南京书写则将一种伤感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爱情，还是生命都笼罩在一股宿命论的气氛里。夏坚勇的历史散文将小说家的精致想象落到了实处。另外如陆永基、王川、徐风、荆歌、庞培、黑陶、王学芯、诸荣会、王啸峰、葛安荣、张羊羊、任珏方等也继续着这样的历史与日常生活叙事，他们有的试图对历史上的人与事给出新的故事，或者竭力留住日渐消褪的日常生活。但不管有怎样的意图，那调子总是承接了同样的诗性传统。江南总是与女性连在一起，如同历史上江南出才女一样，江苏的女性作家一代又一代，范小青、黄蓓佳、梁晴、鲁敏、叶弥、朱文颖、戴来、修白、代微、孙频、葛芳、汤成难、庞羽等等，构成中国文坛无法忽视的女性作家部落。当然，女性也是一个美学符号。新时期之初，储福金就以刻画女性著称，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有着深刻的东方印记，娴静、内忍。而苏童则试图再现女性们如何面对自身，如何面对所处的困境。南方私家花园中的女子们该如何打发青春光阴，如何处置内心深处的一腔情愫？这是苏童笔下女性悲剧的渊薮。毕飞宇继续这一传统，他笔下的人物呈现更多世俗气，因而与现实世界也随之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再推论开去，由于以女性、女人入画，所以，江苏文学不由分说地多了份脂粉、凄艳与温婉，这种由人物形象所支撑的风格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作品的叙事框架、故事图式、主题原型与语言色调。江南又是智慧的，江南水多，所谓智者乐水。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和陆文夫笔下的朱自冶虽然身份差异很大，但都是生活的智者。朱苏进的创作虽然大都是军旅题材，但其思想的锐度与智慧的深度常常突破这种题材的一般想象。储福金近来的围棋小说探寻的也是生存的智慧。范小青这几年出入于传统写实与现代写意之间，无论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生活之道的追问，还是对人之存在的疑虑，抑或是在现代化技术的背景下对个体身体与精神的定位，都显示出独到的智性视角。这样的智慧与思想相联，但又与思想不同，是一种更内敛更含蓄的哲学之思，如韩东的知青系列和恋爱系列，毕飞宇的社会关怀小说，鲁敏的城市暗疾与荷尔蒙系列，都表现出生活之思的敏感与尖新。这样的风格也浸润到江苏的诗歌群落中，江苏诗人通过反抒情和回归日常，将诗歌从传统意象与抒情的惯性中拉了出来，形成了非常智慧的诗歌美学。当然，提到江南，那一定是唯美的，在这一点上，最可以见到江苏文学继承自六朝、晚唐、南宋、明末清初迤逦而下的一脉气象。江苏作家用六朝骈赋和南宋长调一样典雅、绮丽、流转、意象纷呈的语言，来呼应、渲染来自历史的“丽辞”传统。有时，对这种语言风格的迷恋替代了对作品所指世界的兴趣，苏童、胡弦、鲁羊、车前子等都是代表。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江苏作家的语言一律色彩眩目、稠如膏浆，恰恰相反，像汪曾祺就可以说是淡到了极致，是极浓后的平淡。他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极致的境界。所以，在江苏作家的审美理想中，形式，真是到了“主义”的程度，怎么写永远比写什么更重要。如果细加辨别，江苏作家在艺术形式的追求中组成了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但艺术的忽略与粗糙在江苏文坛都是不能容忍的，它标举出文学作为“专业”的特质。
这是在中国文学版图上谈论江苏，它是一张总图，是要细画的。显然，一个“江南”不能说尽江苏文学，比如，一个显在的事实是，即使从广义的江南来画圈，淮河以北也进入不到江南文化领域，我们经常说江苏文化是吴韵汉风，这汉风就是指的以徐州为中心的苏鲁豫三省交界的地区，而这一地区就是古黄河流域，文化风格自然大为不同。连同淮安一带也与南方有区分度，“南船北马”，文人骚客的文章辞赋自此大异其趣。比如赵本夫、周梅森，丁捷以及薛友津、王建等连同更年轻的杜怀超、黑马、管一等徐州作家群和淮安、连云港、宿迁、盐城的一些作家诗人如赵恺、王清平、蔡骥鸣、张文宝、王成章、姜桦等都另具气象，若以江南来论江苏，那他们就是江苏文学的异数。在江苏文学中，赵本夫是最具异质的一个。赵本夫天然与江南文人主导的江苏无关，他属于黄河故道、楚汉旧国的三省交汇处，那里的气质不同于温柔富庶、轻歌曼舞的吴越文化，而显现出粗犷剽悍、刚劲暴烈的品格。周梅森也是从创作的一开始就与江南分道扬镳，他的创作一路高歌，不断开风气之先，而丁捷也以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意识高屋建瓴般地在江苏文学中独树一帜。
文学地图不能以行政区划来划分，何况，行政区划在历史上一直在变动。文化、历史、哲学、语言以及风土人情的说服力可能更强。比如，与扬州毗邻，包括扬州、泰州、盐城，以及南通、盐城的一部分，这里从地理上被称为里下河地区。它位于江苏的中部，西起里运河，东至串场河，北至苏北灌溉总渠，南抵老通扬运河，是江苏地理上的锅洼地。在古代，这里被水所围，交通不便，虽然时常水灾，但土地肥沃，是鱼米之乡，在农耕时期，生活足以自给自足。因此，这个地区的文学表现出质朴的乡村义理和以日常生活为本体的哲学观。如王尧、费振钟、王干、朱辉、小海、罗望子、王大进、庞余亮、刘仁前、储成剑、顾坚、王树兴、刘春龙、周荣池等，以及早期的毕飞宇、东坝系列时期的鲁敏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质。他们的作品中有着细密的乡村叙事，作品的主角大都是乡村的芸芸众生。在他们营构的世界中，日常生活是主体，平头百姓是主角。在这方文学天地中，或明或暗地呈现出泰州学派的影子。起于王阳明、隆盛于王艮的泰州学派对这一带民众生活的阐释最具有效性，对这一带文化心理的影响也深远而巨大。泰州学派是中国哲学史最为平民化的学问，它主张百姓日用即道。平常人的平常生活是最根本的。每个人都要从生活中寻找意义，把日常生活活出理由，或者说，日常生活本来就是有道理的。这样的哲学解决了日常生活的失重和平庸，为普通人解决了安身立命的难题。
是不是可以这样叙述江苏文学：将其分为苏南（江南）、苏中（里下河）和苏北（汉风）三大板块。当然，还可以对每一个板块进行细化，比如，苏南或江南也不是铁板一块。一旦细究，即能看出分别，比如，可以将南京从江南划出来。南京是六朝古都，一直有种帝王文化，所以，南京作家作品中有不少是写帝王的。但这些朝代又几乎都是短命的，所以，南京文化中总脱不了悲剧意味。在当代作家中，叶兆言可说是把这种文化写得最入骨的一个。再加上南京大屠杀，南京一直背负着这种几乎是宿命的悲情，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作品至今一直在南京文学中占据相当的比重，以至南京人不得不呼吁要从这种悲情与阴郁中挣脱出来。作为帝王与悲剧的自然产物，南京文化中又有一种醉生梦死的放纵和享乐，这以秦淮文化为代表，新老南京作家几乎都写过这样的题材与主题，许多作品流露出欲望和颓废。在这多种文化的影响下，即使是文人，也与魏晋清流有了区别。所有这些，在江南其他地区作家中确实看不到。
这种细化其实是应该向两极进行的，比如可以更细致地考察作家与地区的关系，如地方与文学流派，像宿迁的成子湖诗歌群、昆山的野马渡诗歌群和环太湖江南诗群等。更为突出的是，江苏有许多作家几乎以自己的生活之地作为书写对象，或者因对某一地方的书写以至于成为某地的文化代言人，从而构成了重要的地方性叙事，如凤章之于张家港，杨守松之于昆山，蔡永祥之于镇江，朱宏梅之于苏州，王成章、刘晶林之于连云港，龚正之于淮安，沙漠子之于常州，韦明铧、杜海之于扬州，龚德、孙家玉、黎化之于南通，潘浩泉、沙黑之于泰州，李鸿声、周国忠之于无锡等等。相反，又有许多作家与地方始终存在疏离性关系，他们或者天然地与地方保持间距，或者因迁徙而一直没有确立自己文学上的地方身份，南京就有一大批这样的作家与诗人，如章剑华、周桐淦、姜琍敏、沈乔生、傅宁军、肖元生、叶辉、朱朱、黄孝阳、育邦、曹寇、朱庆和、刘立杆、赵刚、顾前、李樯、李黎、梁弓、申赋渔等，他们构成了特殊意义上的地方写作景观。现在，南京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之都，她的文学地理身份会不会产生变化？也许，南京由此会集聚更多的文学写作者，从地方性来说，也因此会出现更多的身份模糊者，并引发更深入的关于地方写作的话题。
有一个现象比较奇怪，说到江苏文学，很少有人说到它与海洋的关系，仿佛我们谈论的是内陆省份。其实，江苏也是一个海洋大省，海岸线有近一千公里。原因出在哪里？首先还是自然和经济因素决定的，江苏沿海大都是滩涂，面临的又大部分是黄海，自然景观欠缺，又无深水良港，其沿海城市对海洋的依赖较小，且对周边构不成影响和辐射。纵观江苏的经济史，基本上是以长江和运河经济带构成的，这样的格局自然使它不太容易进入文人视野。不过，即使如此，南通、盐城、连云港依然有不少作家写出了不少海洋文学，如南通的海笑、龚德、成汉飚、刘剑波、李新勇，盐城的张晓惠、姜桦、李志勇，连云港的李建军、王绪年等。陆地文学不同于水域文学，江、河、湖的文学也与海洋文学有本质的差别，虽然同是写水，但此水非彼水。现在，这三个城市都在现代化发展的理念推动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开发的带动下，越来越显示出区位的独特性，海洋在社会发展与民生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以至南通提出了“江海文化”的地方文化定位，相信江苏的海洋文学今后会有更长足的发展。
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对一个地方的文学地图可以通过多种维度来绘制。比如乡村与城市、产业与行业的分布、纸质文学与网络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以及不同文体的擅长等等。就以产业与行业分布来说，江苏的文学就可以分为农业文学与工商文学。而这样的文学又可以与地区发生重合。比如相对而言，南通、无锡、徐州的工商文学就相对发达，像朱一卉写南通纺织，高忠泰写无锡工商，包括常州作家袁亚鸣的金融小说都是江苏文学中的亮色。以徐州为例，这里曾是中国的煤炭生产重镇，又是现代工业与铁路的中心。仅以新时期文学而言，徐州的作家就贡献出大量的工业题材作品。周梅森、李其珠、杨刚良、杨洪军等都写出了许多有分量、有影响的作品，几乎支撑起了江苏工业文学的半壁江山。工业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的软肋，我们早就形成了农耕美学，中国古典美学都是在农业文明中形成并定型的，到现在依然是我们审美标准的核心，作为对比，工业革命也已近三百年，但我们的工业美学还未形成自己独立的审美体系，这非常奇怪，说它是文明的欠缺都不过分。而工业美学的成熟无疑是建立在工业文学、工业文艺上的。学院写作在江苏是可以单独列章讨论的，这在创意写作成为时尚的今天尤其应该重点论述。其实，江苏的学院写作一直有强大的传统，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苏州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等都是一时高校文学写作的重镇，现在，其景象依然壮观。丁帆、王彬彬、王尧、张新科、余斌、鲁羊、郭平、黄梵、义海、房伟、马永波、朱婧等，他们存在的意义绝非自我写作，更在于他们的文学教育以及对大学文学风气的形成，而其多种身份与江苏文学的研究、推广更是作用甚大。
为了论述方便，本文提及到不少作家，但未被提及的更多，特别是那些坚持在地方的写作者们。说起某个地方的文学，人们总是习惯地想到那些叱咤文坛的名家高手，其实，除了他们以外，不知道有多少民间的写手在孜孜不倦地写作。事实上，在国民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写作已经不是一部分人的特权，甚至已经不是一件艰难的事。不管到哪个地方，都会遇到众多的写作者。就我对江苏的了解来看，13个市，70多个县，莫不如此。我特别敬重这些在地方生活工作同时坚持在地方写作的作家，他们就在当地读者的身边，就在相识的人群当中写作，在乡里乡亲的眼中慢慢成了作家。这些乡土作家笔下的文学世界就是普通民众的生活，乡亲们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看到了自己的生活。作为作家，他们是成功的并且是幸福的。他们能切身地感受到读者的依赖和信任，感受到自己文字的力量和写作的意义。这些写作者影响了一个地方的文化风气，更为文学的正态分布奠定了基础，与所有行业一样，文学人口的多少决定了一个地方最终的文学水平，他们，是江苏文学最为厚重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