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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画卷 时代的强音——江苏文学主题创作述评

2021/11/18 16:17:59      来源:江苏文学(微信公众号) | 汪政      人气:24

主题创作是文学创作中重要的板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它鲜明地体现出文学的社会功能,体现了文学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主题创作以迅速反映日益变化的社会生活,表现社会的重大事件、重要主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为自觉的创作目标,有力地介入现实生活,是社会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优秀的主题创作是社会的画卷,是时代的强音,它不仅深刻地反映着时代的变化,思考社会发展的规律,代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体现。它以宏大叙事的内容、正大庄严的风格和史诗的美学追求成为文学多样风格中的强大声部。

江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镇,江苏的主题创作自觉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成为与江苏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记录者。江苏广大文学工作者响应省委的号召,在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在江苏省作协的具体组织下,自觉地投身火热的现实生活,投身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主题创作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主题创作的鲜明特征是它的创作定位。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中,主题创作无疑是一种国家叙事,这是其创作最为突出的主体性。要知道,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对不同主体的反映,个人的、群体的、阶层的、民族的、性别的等等,这都是文学创作不同的主体。国家也是主体,而且是一个巨大的、特殊的主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世界,除了人类,最大的主体就是国家。既然不同的主体都应该、也可以成为文艺创作的表现对象,不同的主体可以通过文学反映自己的意志与愿望,那么,国家作为主体,必然在文学当中有这样的定位。作为国家叙事的主题创作自然就会反映国家意志,书写国家行动,抒发国家情感。需要说明的是,文学中的国家主体不是严格的法律与行政意义上的,准确地说,它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另外,国家体现的是国民的意志,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叙事就是人民叙事,只不过人民叙事比国家叙事更丰富、更宽泛。

在改革开放之初,江苏作家高晓声、赵本夫就敏锐地感受到了国家正在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一个在苏南,一个在苏北,描写的生活不同,塑造的形象不同,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这就是中国农村要变,中国农村正在变,这样的变化即使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如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孙三老汉(赵本夫《卖驴》)也不是明确地知晓,但正是这种艺术的真实反映了中国农村深刻变化的生活真实。而更多的时候,不管是作家笔下的人物,还是作家本人,在主题创作中,对国家意志都有自觉的体认,甚至,他们的创作本身就是国家行动的一部分。这几十年来,每当中国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江苏作家的身影,都会看到江苏作家第一时间以重大事件为题材的主题创作。比如1996年的特大洪水,2003年的抗击非典,2008年汶川大地震,2020年的新冠疫情,江苏作家都自觉地响应国家动员,投入到抵抗灾难的国家行动之中。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家公祭,特别是配合国家重大节庆,江苏作家也都会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深刻地记录中国百年来的巨大变化,记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辛探索、奋发图强,一步步走向现代化的辉煌历程,以文学的方式呈现中国经验、描写中国方案、讲述中国故事。

在主题创作中,江苏作家不但对自己的书写对象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更是通过生动的故事与鲜活的人物形象真实表达了国家情感,表达了中国的喜怒哀乐。这种情感是一种大情感,它既是个人的,更是国家的与时代的,它超越了现实生活中个体的、小我的、日常的情感,而是与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甚至与国家面临的和正在进行的事件同频共振,比如在灾难中的国家之痛、人民之痛,比如面对成就时的民族自豪感等等。即使在对历史的书写中,这样的情感也会得到具体而鲜明的表达。章剑华的“故宫三部曲”通过抗战时期故宫文物的命运的记叙,写出了特定历史时期国家的复杂情感。由于南京特殊的历史,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创作成为江苏抗战题材主题创作的一个集聚点,不论是纪实还是虚构,都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表现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不屈精神,同时也展示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悲痛和愤怒。再如,以雨花台烈士为表现对象的作品也是江苏主题创作的重点,仅江苏省作协组织作家创作的“雨花忠魂”丛书就已经有几十部。这一题材的创作成为江苏文学传承红色文化的标志性作品,它们生动诠释了雨花英烈精神,同时也表达了一个国家对自己英雄儿女的崇敬、缅怀与痛惜的情感。

江苏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突显了主题创作的文化功能,那就是为国家写史、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树碑。这样的功能首先在江苏作家的历史题材创作中得到了体现。陈惠彤的《江海儿女》《横刀立马》、艾煊的《乡关何处》、黎汝清的《皖南事变》等都是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书写对象,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奋斗史,面对历史,作家们站在时代的高度,不仅再现了历史,更对历史做出了新的理解,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庞瑞垠的“故都三部曲”《危城》《寒星》《落日》和《逐鹿金陵》《秦淮世家》体量巨大,作家以南京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为表现对象,用一座城市写尽了中国的百年历史。夏坚勇、章剑华、诸荣会、育邦、王成章、王一心、李伶伶等作家的历史散文与报告文学,或者以某一历史时期作为表现对象,或者记录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或者为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江苏历史名人作传,都表现出了具有整体观的历史眼光,探讨历史规律,彰显文化精神,传承优秀传统,江苏作家自觉地为正在进行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思想与精神资源。

在对现实的书写中,江苏作家的主题创作体现出他们思想的洞察力,体现出他们对现实发展的敏锐性和为时代立传的有力担当。凤章的《张家港人》、杨守松的《昆山之路》、庞瑞垠的《华西纪事》、周桐淦的《智造常州》、章剑华的《世纪江村》、张文宝的《水晶时代》、陈恒礼的《中国淘宝第一村》、周淑娟的《贾汪真旺》等作品以江苏改革开放以来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方为案例,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历史为背景,详尽地记录这些地方改革与发展的历程,总结它们的成功经验,以文学特有的方式为江苏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样本。江苏作家的主题创作不但是时代的记录者,也是时代的思考者,范小青的长篇小说《百日阳光》以苏南模式为背景,对中国乡镇经济这一特殊的经济形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探讨中国经济转型对苏南带来的挑战与机遇。而她的《城市表情》则聚焦旧城改造,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乡村城市化、城市现代化与都市化中许多矛盾与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杨刚良的《大爆临界》以国企改革为表现内容,不回避矛盾,不绕行难题,全方位地展示出中国经济在改革发展中的阵痛与重生。说到江苏的主题创作,周梅森是一个现象级的作家。他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至高利益》《国家公诉》《绝对权力》《我本英雄》《我主沉浮》《梦想与疯狂》《人民的名义》《天下财富》等作品,都以敏感的眼光捕捉到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潜在燃点,通过曲折的情节、个性化的人物形象生动展示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直面矛盾,更彰显正气,作品透出中国从执政党到普通民众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力量。

丁捷的“追问三部曲”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正在进行和将永远不停步的反腐行动,他既通过一个个典型案例,从体制机制和人性的角度立体地剖析腐败的根源,又从正面立论,从历史、文化、党性与民心多角度诠释了现代文明的价值、意义与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初心。不管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还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在中国百年奋斗史中,从英雄到普通民众,人物始终是江苏作家主题创作的重中之重,通过一个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江苏的主题创作为中国文学贡献了一个特殊的文学群体形象,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画廊。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时代的影子,可以见出崇高的理想、不屈的斗志、勇敢的精神、闪光的思想、人格的魅力。这些创作既有群体性的《最美江苏人》《向人民报告》这样大型的报告文学,更有以一个个杰出人物为表现对象的单部作品,可以说,江苏百年来的英雄形象、优秀人物都在主题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多角度的甚至是反复的书写。

不管是事件还是人物,不管是虚构还是纪实,纵览过去,江苏的主题创作为时代和未来留下的不仅是文学,还有历史。江苏的主题创作不仅是在记录当下,更是为将来留下历史,留下证言。评价文学有许多尺度,既有现实的尺度,也有未来的尺度。评价主题创作,既要着眼于当下,更应该着眼于未来。如果着眼于未来,就要看现实的文学文本能不能向文化文本和历史文本进行转化,这是对文学作品最高的评价标准之一,也是文学经典化的标准之一。巴尔扎克曾说自己是法国历史的书记员,江苏作家就是这样的书记员,他们的主题创作既是文学,同时也是历史。对社会现实的真实的、形象的、史诗般的记录终将会被人们记住,这是主题创作的超越性的意义所在,这一意义已经被人类文明强大的文史传统所一再证明。

一般来说,人们对江苏文学的风格有许多先入为主的想象,唯美、阴柔,如江南丝竹、吴侬软语,而江苏的主题创作为江苏带来的是阳刚正大之风。从美学上说,主题创作显示的是崇高之美。主题创作是国家叙事,不管是创作的主体定位,还是从创作的表现主体上说,主题创作都应该呈现出崇高的审美风格。主题创作的崇高之美是由多方面决定的,因为它是大题材、大主题,它是大故事、大人物、大情感,它最后呈现出来的是大文章。周梅森的创作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这种大,宏大的叙事,壮阔的场景,深刻的主题,汪洋恣肆的语言风格,一部又一部的长篇巨制,正是这样的艺术要素构成其雄奇阔大的气势。张新科的“英雄传奇三部曲”——《苍茫大地》《鏖战》《渡江》分别取材于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三个阶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品具有宏阔的时代背景,人物众多,线索纷繁,各种政治与军事力量交织在一起,结构出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多重情节的叙事框架。张新科的作品是主题创作中典型的英雄叙事,而英雄更是崇高精神最佳的体现者,他们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继而以自己的智慧与力量自觉践行这些理想与信念,并且创造出超越同侪的事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将这些置于高出自己生命的崇高地位,慨然担当,视死如归。因此,英雄的意义与价值总是具有超越性与感召性的,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也许会沉入历史,但他们的精神却与日月同辉。英雄总是集时代、民族与国家精神于一身。张新科的英雄叙事再次提醒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民族与国家没有英雄,更不能想象一个时代、国家与民族会忘记或漠视英雄,倘若如此,精神便无从体现,信仰更无处安放,那样的社会必定是失去了脊梁的软体和失去了凝聚力的散沙。

当然,崇高并不与巨大划等号,弱小、平凡同样可以崇高。范小青的长篇小说《桂香街》刻画的就是一个普通的街道干部,但是,在她的身上一样有着崇高的美德与耀眼的光辉。这是一部来源于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随着城市建设的现代化和服务型社会的构建,社区治理的重要性越来越突显出来,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是城市人生活的村庄,容纳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聚集着许多无法用简单的对错去对待的矛盾,它是现代社会的基层,是社会神经的末梢,但却决定着每个社会成员生活的质量和他们对幸福的基本判断。小说生动地显示了小社区、大总理的道理,林又红是中国最小的官,但却是个重要的官,她平凡而又伟大,她从另一个侧面形象地说明了英雄的另一种存在与品质。毕飞宇的《推拿》也是对平凡人生的书写。这部以盲人为主要人物形象的作品努力寻找人性中温暖的部分,寻找爱与善良。面对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人们都在寻找原因,更在思考应对的方略。毕飞宇以正面的方式书写了人的尊严,歌颂了人性的光辉。毕飞宇对盲人群体的了解使他在表达尊严时找到了最为直接也最具承载力的意义载体。毕飞宇将盲人作为主人公,因为“盲人的自尊心是骇人的”,他们“要比健全人背负过多的尊严”。这一特殊群体虽然生活在黑暗中,但不管面对什么,无论是生计、金钱、爱情还是生命,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一个人的尊严。毕飞宇以一个特殊的群体推出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通价值,正因为它的普通,所以能接通许多丰富的现代人文理念,作家以特殊群体的平凡故事彰显了我们这个时代崇高的主题和主流价值观。其他如徐风的《忘记我》、刘晶林的《海魂》、韩青辰的《因为爸爸》、赵菱的《乘风破浪的男孩》、傅宁军的《永不言弃——消防英雄成长记》、宋世明的《法医迷案》、周荣池的《李光荣下乡记》等作品也都以生活中平凡的人为主人公,他们或者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中默默奉献,或者在突然的变故中爆发出力量,完成了英雄的壮举。这些作品努力挖掘普通人身上的英雄气质,把他们身上的善良、勤劳、勇敢、无私等美德呈现出来,从而构成了时代与社会精神的主旋律。这些作品又都以日常叙事与职业叙事为主,并无大起大落,也无多少惊世传奇,但是,就在这普通的生活中,却有着动人心魄的力量。这样的书写具有广泛的意义与象征功能,这些人物既是一个个个体,又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身边人的代表,人物与故事,共同阐释了“人民”与“生活”的深刻涵义。

江苏主题创作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更多的创作力量包括年青作家也都加入到主题创作行列之中,主题创作不但是作家们自觉的选择,更是宣传文化管理与生产部门常抓不懈的工作。氛围越来越浓,机制不断创新,而作品也越来越得到读者与市场的认可,正在发挥其培根铸魂、振奋精神、引领风尚的作用。相信,经过作家们的努力和全社会的广泛支持,江苏的主题创作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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