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凝聚长三角的文学力量，寻找长三角文学的独特声音，10月30日，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联合中共鄞州区委宣传部、鄞州区文联，在宁波市鄞州区举办“长三角文学的‘江南味道’鄞州论坛”，来自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知名作家、批评家共60余人汇聚一堂，共同研讨江南文化如何哺育和滋润了长三角文学，长三角文学又如何彰显了江南文化的独特气韵与别样精彩。
开幕式上，中共鄞州区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童丹霞和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分别致辞。童丹霞表示，长三角地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社会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开放程度较高、也是创新能力较强的区域，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近年来，在承袭千年文脉的基础之上，长三角地区的许多作家脱颖而出，创作出了大量富有特质极具风格的作品，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声部。这次作家和批评家的联动，可以形成各层面的对话交流，展示长三角三省一市的文学各具特色又气韵相通的审美风格。洪治纲认为，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在本质上体现为作家与地域的关系。作家作为地域中的人，作为文化中的人，永远无法超越其地域性的成长记忆。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不同作家对于各自地域的独特书写，既具有文化学意义，又具有风格学意义，所谓“燕赵多悲歌，江南多软语”，均兼具文化精神和审美风格的双重价值。没有大量丰富的地域性文学书写，也就无法呈现一种丰茂和广袤的文学图景。常态化的文学，总是由不同的个体创作、不同的地域书写、不同的表达形式，在多声部的共鸣之中，形成恢宏雄浑的交响，否则，只能是一种难成气候的小调。这也是本次“长三角文学的‘江南味道’”论坛的一个重要讨论目标。
在大会主旨演讲中，江苏省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钟山》杂志主编、散文家贾梦玮认为，江南地区的文学和它的地域哲学思想有很大关系，像浙江、江苏作家群的出现，背后往往有它的哲学流派，如温州作家群与永嘉学派的关系，江苏作家群跟泰州学派之间的关系。泰州的王艮、宁波的王阳明等哲学家，对地域文化思想和人们的生存观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贾梦玮还以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王艮为例，阐述了王艮的哲学核心思想、其弟子李贽、颜钧、罗汝芳、何心隐等人在南京等地域的学术活动，并认为他们对于汤显祖、公安派等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杭州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唐宋文学研究专家沈松勤以“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为中心，阐述了宋韵文化对于江南，特别是浙江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他认为，近代以来的国内外学界最为推崇的，就是宋代文化。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到达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首次提出“宋代文艺复兴说”后，又认为宋代文化不仅是“中国第一”，而且是“世界第一”。宫崎市定是内藤湖南的弟子。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近世说”以唐宋“转型论”核心，推导出“宋代文化顶峰论”和“自宋至清千年意脉论”。宋人不仅强调“内省”，而且追求开放与容纳，崇尚“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江南文化传统。
《江南》杂志主编、小说家钟求是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分析了江南地区的创作特质，认为江南作家写出来东西，容易被人看作是地域性的东西，这个是有江南味道的，或者江南某一个地域的小说。江南的作家在追求精致、细微的个体体验的同时，还应该在细腻的叙事中呈现出阔大的精神世界和审美追求。来自上海的小说家路内认为，江南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标识就是语言。因为我们的认知方式是我们的语言，虽然说十里八里不同音，但是这种语言方式，实际上是我们南方人讲普通话的独特方式，也是我们互相之间认知的一种方式。同时，他还在宽广的文化视域下，剖析了文学意义上的“南方”在内在文化逻辑和审美旨趣上的选择。
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小说家许春樵认为，长三角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其当下而言，首先要面对的是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到来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其次是面对地域文化写作的困境。在他看来，世界性写作与本体性写作，在长三角地区的文学实践中，完全可以转化为深入探索和思考现代化与城市化背景中人与人性的新型关系，深度介入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与关怀，对百年大变革之际人性灵魂的解剖与探索。
来自江苏的小说家胡学文认为，同样是长三角，但是南京的文化和苏州还是有区别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差异性和普遍性可能是永远纠缠的问题，差异性重要还是普遍性重要？它的比例怎么协调？它的分寸怎么把握？同时，世界上也有些大作家就没有特定的地域意识，而是有着多重文化背景，或者说他们拥有更开阔、更广远的地域，其作品也更为丰富更为多样，像奈保尔、石黑一雄等。无论是书写单一的标识性明显的地域，还是注视有多元文化的更广阔的地域，写作最终的指向是一致的，即差异性。这是文学之所以没有国界，能穿越时空，能吸引人、影响人、魅力持久的原因所在。来自江苏的小说家余一鸣从稻耕文化讲起，深入探讨了江南地区的稻耕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作家的审美心态和对象的择取，形成了作家地域写作的特殊景观。
《雨花》主编、小说家朱辉饶有意味地辨析了南方和文学的关系，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江南水多，水润万物，一切都是蓬勃的，都是色彩斑斓的，都是丰富的，也是富足的。它造成了一个地方长期的繁荣和富足，造成了人文的深厚积淀，文学传统也就比较绵长；二是江南四季分明，春光明媚，夏日炎炎，秋风送爽，白雪皑皑，我们都见过，这也造成了我们的生态体验和气候体验是比较全面和丰富的，江南的文学作品所呈现的面貌也是比较色彩斑斓的；三是生活相对富足。人必须要吃饱了，才能在家里写一些文学作品。所以说经济的发达，商业的发展，包括延伸至传播出版业的发达，也是江南文学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此外，本次会议还邀请了一批作家和宁波青年作家进行创作对话。来自浙江的吴玄、黄咏梅，来自上海的批评家、诗人木叶，以及来自安徽的散文家胡竹峰与宁波青年作家徐海蛟、赵挺、姚十一、潘瑶菁、高丽娜等，就新时代如何书写江南文化，呈现地域特征而又走出地域，讲好江南故事，传递长三角文学声音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与鄞州的广大文学爱好者进行了广泛互动。
与会嘉宾和文学爱好者纷纷认为，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三省一市的作家密切沟通、深入对话，不仅有助于作家更好体会江南文化特质，互学互鉴，更能推进江南地区文学创作整体提升，期待未来有更多机会深入研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