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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这一辈子，与散文的关系非常怪异，几乎说得上是“生死冤家”。
我原本的专业，是世界戏剧学，兼及国际人文美学。直到我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以及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还没有写过一篇散文。
写散文的起点，本书那篇《因爱而勇》里约略提到。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越来越感到中国文化蒙受了巨大委屈。居然有那么多自称知识分子的人到处撰文、演讲，滔滔论述“民族的劣根性”“丑陋的中国人”。即便在所谓“寻根热”中，不少热点也是以此为主旨。只要是中国人做的，什么都错，而且错得愚蠢、可笑、荒唐。对比的坐标，全在西方。
表面上，他们没有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实际上已经否定。因为我对文化的终极理解是“集体人格”。所谓“民族的劣根性”“丑陋的中国人”，就是在终极意义上否定了“集体人格”，因此也否定了中国文化。
我曾经仔细观察过那些诅咒中国人的中国人，想在他们表情间找到一丝把自己也包括进去的愧仄。但是没有，他们的口气始终居高临下，睥睨方圆，好像自己刚刚从天上下凡。
对此我不能不生气。尽管乡间童年告诉了我什么是贫困，文革灾难告诉了我什么是痛苦，但我也亲眼目睹父母之邦在摆脱贫困和痛苦时的不懈毅力。我长期研究西方的最高哲思和顶级艺术，也熟知他们的远征血火、虏掠罪恶，怎么能容忍一帮既不了解西方也不了解东方的中国文人胡言乱语，天天毒害大量民众？
就在这时，我读到了英国哲学家罗素对中国的论述。罗素一九二一年到中国来考察，当时的中国备受欺凌，一片破败，让人看不到希望，但是这位哲学家却说：
进步和效率使我们富强，却被中国人忽视了。但是，在我们骚扰他们之前，他们还国泰民安。
白种人有强烈的支配别人的欲望，中国人却有不想统治他国的美德。正是这一美德，使中国在国际上显得虚弱。其实，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自豪得不屑于打仗，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如果中国愿意，它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不管中国还是世界，文化最重要。只要文化问题能解决，无论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我都接受。
说实话，读到“在我们骚扰他们之前，他们还国泰民安”时，我哽咽了。
罗素对中国历史了解不多，却显现出如此公平的见识。这种公平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催促我必须为中国文化做一点事。
于是，我辞职二十三次终于成功，单身来到甘肃高原。当时宣布的目的是“穿越百年血泪，寻找千年辉煌”，而我内心的目标却更为学术：让中国人找到集体身份。
若有可能，我还想用点点滴滴的理由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罗素说“如果中国愿意，它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二
要说服自己和别人，理由必须是感性的、具体的，因此，我不在图书馆里查阅汉唐，而要独自在沙漠中行走。
我们以往，在受屈、愤怒、反驳、辩论时，用的大多是大话和结论，听起来慷慨激昂、气势不小，实际上却无法平静地向外界说明自己，因此并没有什么力量。
更重要的是，我们举起的标帜，大多是历史逻辑、国际政治、经济数字，而不是文化。大家经常把文化放在口上，而不是放在心上，不相信文化真有那么大的力量。
但是，罗素说了，“不管中国还是世界，文化最重要。”
于是，我决定，既然要为中国文化说话，就必须用最纯粹的文化方式，让一切向往文化的陌生人都能倾心。
这样，我的主要行为就成了这样两项——
第一，实地考察古文化的遗迹和废墟，必须亲自到达；
第二，边考察边写散文，而且是美文。因为只有美文才称得上“纯粹”的文化。
这就是我开始在荒原小客栈里写作一篇篇《文化苦旅》的由头。
三
说起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队伍已经不小，但是，这支队伍基本上由学者组成，他们都以学者的目光，做着学者的事。
我也是学者，但我打开了散文的目光。
不错，散文不仅仅是文笔，首先应该是目光。
这就像我原先从事的戏剧一样，以“戏剧的目光”和“非戏剧的目光”看同样的事，结果大不一样。
以散文的目光看中国历史，也就引进了广大读者最饥渴又最动心的眼光。这种目光的特点是：厌倦陈腐，厌倦狭窄，厌倦枯燥，厌倦重复，厌倦概念；着意诗情，着意人伦，着意发现，着意惊奇，着意细节。
我就顺着这种目光，取舍沿途所见所闻，结果，选择出来的一切与我原先的学术目光差别极大。但学术目光也有作用，那就是在散文目光中加了一层“重大意义”的网筛。
这样一来，我写敦煌，就会凭想象写出自己与斯坦因的车队对峙在沙漠里，然后自己大哭一场的情景。然后，我系统阐释了废墟文化、非攻文化、魏晋文化、乱世文化、两难文化、拜水文化、藏书文化、书院文化、晋商文化、清宫文化、流放文化、科举文化、君子文化、小人文化……
这些文化，在我之前，大多没有人以专题方式完整写过。这就是说，散文目光帮助我开启了这些重大课题在当代立身的起点。由此可知，散文目光，能够超越疲庸的历史流行话语，诗化地思索天下。
挖掘出这些文化还是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是让广大不熟悉历史的朋友乐于接受。于是，散文的语感、节奏、文字起了关键作用。这就使《文化苦旅》等作品拥有了大量急于在文化上认祖归宗的读者，而且，在海内外保持了几十年的热度而不减。
大陆不必说了，深圳书城总经理陈景涛先生曾向我出示过一份全国十年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我一人占了四本——这还不算总数超过正版几十倍的盗版。
在台湾，“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成为一代时尚，一群台湾作家还以这个书名出版了专著。为此，我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到台湾举行一次“环岛演讲”，无法推却。
白先勇先生说：“余先生的散文，一直是全球各华人社区读书会的第一书目。”
但是，正是这一切， 给我带来了祸害。
四
极度畅销，被媒体转换成了极度诽谤。据杨长勋教授统计，我已经有幸成为古往今来受攻击最多的独立文化人。他自己收藏到的诽谤文章，已达一千八百多篇。这就是散文所能造成的祸害，本文开头所说的“生死冤家”，并不夸张。
奇怪的是，所有的诽谤都不涉及文章本身，只是一味造谣。上海警方根据我的报警，曾就一个所谓“前妻”的谣言进行深入调查，得出结论：社会上针对我的多数诽谤都是为了诈取“止谤费”，因此建议以“讹诈”的罪名起诉。我为了避脏，没有起诉，心里却还有点嘀咕：仅仅为了“止谤费”，能搞出这么大的规模、延续那么长的时间吗？应该还有强悍的发动者吧？
后来终于明白了真相。本书《“石一歌”事件》一文已经记述，香港一家报纸加上广州一家报纸，起到了关键作用。
那是在汶川大地震期间，我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后在海外发表文章，说“全民救灾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人类极少数最优秀的族群之一”。没想到这句话引得香港《苹果日报》发起对我的系统攻击，攻击文章也承认了过去对我的诽谤都由他们制造。原来，他们最容不得的，是我把中华民族说成是优秀族群，哪怕是“之一”也不允许。
对此，我作了回应：“我愿意在中国寻爱，他们坚持在中国寻恨。”
这就是他们对我发起大规模诽谤的根本原因。
因此，他们也从反面为我颁发了一个大大的文化奖章。这么一想，散文又让我由“死”返“生”了。
于是，我干脆以阐释中华文化为主业。到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发表演讲《中华文化的非侵略本性》，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同时，开始在海内外从头论述君子之道、老子、周易、屈原、司马迁。
五
生生死死之间，我对自己的散文也就更加珍惜起来。
一直有不少人在编我的文选，连大学者季羡林先生也在生前主导，为我编了一本散文选《南溟秋水》。但是各种文选都没有来得及把我近年来所写的《中国文脉》《门孔》《雨夜短文》作为选择对象，因此就有了这本新的散文选。
可选文章不少，我闭目一想，粗粗分了四辑：
第一辑 背影
第二辑 路途
第三辑 逸思
第四辑 自己
“背影”是指中国历史上一些让我们仰望的杰出文化人。他们后来多数成了中国人的“人格地标”，因此也成了集体人格的一部分。顺着我的目光细细地看过这些背影，谁还能相信所谓“丑陋的中国人”这种诬陷?
“路途”是从空间意义上丈量中国文化的厚度和温度。这种丈量，我先用脚，再用笔。有幸，广大读者都跟着我上了路。余光中先生曾打趣：“你的苦旅，转眼就成了人声鼎沸的乐旅。”让那些被长期冷落的文化路途再度热闹起来，这本是我的初衷。但是，再度热闹并不是回到过去。重温过去的路，是为了迈出新的脚步。中国文化，看起来老路纵横，却急需新路。
第三辑“逸思”中的很多文章，在其他地方出现时最受青年读者欢迎，被报刊转载的频率也最高。用短短的文字随意书写，这倒是散文的本性。相比之下， 第一辑和第二辑的负载都太重了。我自己在休闲时也喜欢读这种轻笔漫谈的文章。因此，这一辑让散文回归，让读者舒心。
第四辑“自己”，放在压轴的地位。散文写来写去，最终是写自己。个体生命信号的浸润，是散文不同于论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我在这一辑里所选的，都是以自己为题材的篇目，但这一辑的开头《我的生命支点》《因悟而淡》两篇，已经说明我心中的“自己”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自己”早在心中放空，只是写作时所需要的一种“可亲托手”。
“无己而又有己”，这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也是散文的一种格调。
（此文是正在编印的散文集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