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书给了我养分
《新民周刊》：陈思和老师说，1994年，你是主动要求来复旦上课的？
王安忆：1994年的时候，陈思和代表复旦大学的“明星讲座”，请我和谢晋等几个人到复旦开讲座。我当时就回复他：能不能换种形式？能不能让我正式开堂课？完整地有头有尾开门课，安排到中文系的学生课程中去，这我倒是有兴致做的。这样，我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而且和学生有交流。陈思和回答我，讲课的报酬远远不如讲一次“明星讲座”，如果把你的讲座安排进课程的话呢，麻烦比较大，要重新安排本科生的课程结构，把你嵌进去。我说报酬无所谓，主要是我很想有一段学府里的经验。就这样，我开始给复旦的学生上课。
那是我第一次讲课，台下的学生是中文系大二的本科生，还有作家班的学生。本科生是要交课堂作业的，作家班的学员不用交作业。那时候讲课很艰苦，没有麦克风，只能直着嗓子喊。13次课程讲下来，我也获得了讲课、备课的经验。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觉得很值得。
《新民周刊》：你调进复旦那时，已经当了作协主席，为什么还要来复旦工作？
王安忆：好像都是有契机的，你要我一定要讲出思想脉络，我倒也一时整理不出来。以前没有想过要到大学里来。当然，我是很向往大学这么一个环境，从国外、香港看，一般作家落脚在大学里，是最恰当、最踏实的一个归宿。在作家协会做专业作家呆了那么久，我觉得这个体制越来越空洞，也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我们上海作协有个传统，主席是挂名的，也不强调行政化，最早是巴金先生，后来徐中玉是华师大的教授，也是高校的。我以前没想过进高校，因为我有个极大的障碍，就是我没大学文凭。后来陈思和费了很大的周折，专门给我开一个通道，作为杰出人才引进，2004年到了复旦。
《新民周刊》：“文革”结束后，你插队回来，没去考大学？
王安忆：我当时没上大学，但我去过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这是“文革”后第一期文学培训班，也是从上世纪50年代关闭以后的第一期。我们听课的时候特别认真。全班同学里，除了我和另外一个比我小的同学外，孔捷生、陈国凯、张抗抗、叶辛、陈世旭……我这帮同学，一个个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他们都是当时拿过全国小说奖的人，都是很有名的作家。蒋子龙是我们班班长，已经得了两届全国小说奖。但大家当时都没有上过大学。我们的课程很好，基本上是完整的中文系的速成课程。请的老师都是北大、社科院最好的老师和学者，不像后来，总请一些作家讲座。那半年时间的培训，我觉得收获很大。
《新民周刊》：从书斋到讲台，有什么不同？
王安忆：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来高校工作，也是蛮自然的，没有需要一个刻意的转折和转变。它从某种程度来讲，充实了我的生活。一个小说家生活是比较清闲的，尤其像我这样的人。我也不是特别热衷于“下生活”，去搜集素材，我不是这么一类作家。所以，我很多生活是在书斋里度过的，日子过得还是蛮清闲的。有了学院的生活之后，对于我来讲是个很大的丰富。首先我需要整理我的思想，再把我的思想告诉孩子们，告诉学生。这对我很重要的。我就好像要不断地对自己提问题，把抽象、缥缈的思想变成具体、可以表达的东西，思路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
另外不同的是，我接触那么多孩子，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新鲜的经验，是我来以前根本就没有想到的，超出我的预料，我会和学生有这么贴近的接触，面对面的交流，这对我来讲很重要。
大学里的写作课
《新民周刊》：你现在的课程是你自己决定么？
王安忆：我不是上本科生大课，主要是带研究生，每年的课程都不同。我自己带的研究生，就是办公室面授，面对面谈话。如果是研究生大课，那就在教室里上。我不是一个职业化的老师，每一节课都要备课，我不太能够重复地上一门课，我一上一定是新课。但我现在开始慢慢有点改变，因为当我在讲第二遍的时候，发现还是有很多新的内容可以加进去。如果一个人一直要上新课的话，压力很大。同事告诉我，不要有压力，因为听你的课的学生，是一直在变化的。
《新民周刊》：你曾批评现在的学生写作“潮流化”，现在的潮流文学是什么？
王安忆：潮流文学是什么，我也搞不太清楚，但我知道现在有些特别著名的所谓作家，完全是给出版商包装出来的。他们包装出来的手法，非常容易被模仿。新一代作家就会模仿那些走红作家的特征，很快就红了，出版商又会制造出别的符号来包装你。如果被这个包装所迷惑的话，你就毁了自己。这不是文学的本质。对于我来讲，你到我这来上学。我就有义务，把我对文学的看法告诉你。当然你以后可以完全不按照我的这套看法来做。
我现在看到外面很多书，打开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这还不是文学，它只是一个读本。当然，现在的市场是这么一个急切需要利润回报的空间，所以这种东西会占了很大一部分。我个人觉得经典是很重要的，就是一环扣一环的。那么是不是说，一定要脱离这个经典以后才是创作呢？其实不是。如果你要背叛它的话，你必须要掌握它才能背叛它。我觉得我们的创作上有很多问题，有断裂的问题，有不职业的问题，有难以为继的问题。任何时代都需要经典，当一个经典比较固定的时候，你才可能出来旁门左道，才可能出来一些背叛性的东西，才可能出来革命。我觉得我们现在革命都没有代价的。
《新民周刊》：陈村说，未来的文学巨作必定出自网络。
王安忆：陈村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他开头就这么说，他说从人权的角度，每个人都可以写作，可是如果你从思想的高低上来讲，当然是有区别。他的原话我想不起来了，就是说，你从哪个角度来看问题。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利写作。网络只是个书写工具，好文章也可以在网络上写。
《新民周刊》：一个作家能够被培养出来吗？
王安忆：谈到作家培养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事情。文学它确实是需要天赋的，天赋很重要，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但是天赋是不能教的。另外一部分则由你的生活经验来决定。应该说，文学还是有一部分可以教的东西，这部分就是技术性的东西。比方说，小说的虚构能力，框架和结构，包括语言，那么我至少可以让学生知道，什么语言是好的语言，什么语言是垃圾语言。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可以培养的。
作家，起码要有一个虚构的能力，比如，你告诉我你有很多的生活经验，你有很多的不高兴，或者愉快的事情。可问题是，你要把这些从你自身经验里生发出来的感情，通过一定的技巧，虚构成一个故事，那就是一种能力。我们现在经常出现一些作家，很快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消耗完了，非常浪费地就把自己的感情用完了，写了一篇两篇作品很好，以后再也难以为继了，之后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觉得我们的MFA可以使这个行当更加专业化一点……我们是铺路的石子，可以让写作变得再职业化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