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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我对文学的看法

2021/3/22 9:56:38      来源:《新民周刊》      人气:476

大学教书给了我养分

《新民周刊》:陈思和老师说,1994年,你是主动要求来复旦上课的?

王安忆:1994年的时候,陈思和代表复旦大学的“明星讲座”,请我和谢晋等几个人到复旦开讲座。我当时就回复他:能不能换种形式?能不能让我正式开堂课?完整地有头有尾开门课,安排到中文系的学生课程中去,这我倒是有兴致做的。这样,我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而且和学生有交流。陈思和回答我,讲课的报酬远远不如讲一次“明星讲座”,如果把你的讲座安排进课程的话呢,麻烦比较大,要重新安排本科生的课程结构,把你嵌进去。我说报酬无所谓,主要是我很想有一段学府里的经验。就这样,我开始给复旦的学生上课。

那是我第一次讲课,台下的学生是中文系大二的本科生,还有作家班的学生。本科生是要交课堂作业的,作家班的学员不用交作业。那时候讲课很艰苦,没有麦克风,只能直着嗓子喊。13次课程讲下来,我也获得了讲课、备课的经验。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觉得很值得。

《新民周刊》:你调进复旦那时,已经当了作协主席,为什么还要来复旦工作?

王安忆:好像都是有契机的,你要我一定要讲出思想脉络,我倒也一时整理不出来。以前没有想过要到大学里来。当然,我是很向往大学这么一个环境,从国外、香港看,一般作家落脚在大学里,是最恰当、最踏实的一个归宿。在作家协会做专业作家呆了那么久,我觉得这个体制越来越空洞,也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我们上海作协有个传统,主席是挂名的,也不强调行政化,最早是巴金先生,后来徐中玉是华师大的教授,也是高校的。我以前没想过进高校,因为我有个极大的障碍,就是我没大学文凭。后来陈思和费了很大的周折,专门给我开一个通道,作为杰出人才引进,2004年到了复旦。

《新民周刊》:“文革”结束后,你插队回来,没去考大学?

王安忆:我当时没上大学,但我去过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这是“文革”后第一期文学培训班,也是从上世纪50年代关闭以后的第一期。我们听课的时候特别认真。全班同学里,除了我和另外一个比我小的同学外,孔捷生、陈国凯、张抗抗、叶辛、陈世旭……我这帮同学,一个个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他们都是当时拿过全国小说奖的人,都是很有名的作家。蒋子龙是我们班班长,已经得了两届全国小说奖。但大家当时都没有上过大学。我们的课程很好,基本上是完整的中文系的速成课程。请的老师都是北大、社科院最好的老师和学者,不像后来,总请一些作家讲座。那半年时间的培训,我觉得收获很大。

《新民周刊》:从书斋到讲台,有什么不同?

王安忆: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来高校工作,也是蛮自然的,没有需要一个刻意的转折和转变。它从某种程度来讲,充实了我的生活。一个小说家生活是比较清闲的,尤其像我这样的人。我也不是特别热衷于“下生活”,去搜集素材,我不是这么一类作家。所以,我很多生活是在书斋里度过的,日子过得还是蛮清闲的。有了学院的生活之后,对于我来讲是个很大的丰富。首先我需要整理我的思想,再把我的思想告诉孩子们,告诉学生。这对我很重要的。我就好像要不断地对自己提问题,把抽象、缥缈的思想变成具体、可以表达的东西,思路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

另外不同的是,我接触那么多孩子,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新鲜的经验,是我来以前根本就没有想到的,超出我的预料,我会和学生有这么贴近的接触,面对面的交流,这对我来讲很重要。

大学里的写作课

《新民周刊》:你现在的课程是你自己决定么?

王安忆:我不是上本科生大课,主要是带研究生,每年的课程都不同。我自己带的研究生,就是办公室面授,面对面谈话。如果是研究生大课,那就在教室里上。我不是一个职业化的老师,每一节课都要备课,我不太能够重复地上一门课,我一上一定是新课。但我现在开始慢慢有点改变,因为当我在讲第二遍的时候,发现还是有很多新的内容可以加进去。如果一个人一直要上新课的话,压力很大。同事告诉我,不要有压力,因为听你的课的学生,是一直在变化的。

《新民周刊》:你曾批评现在的学生写作“潮流化”,现在的潮流文学是什么?

王安忆:潮流文学是什么,我也搞不太清楚,但我知道现在有些特别著名的所谓作家,完全是给出版商包装出来的。他们包装出来的手法,非常容易被模仿。新一代作家就会模仿那些走红作家的特征,很快就红了,出版商又会制造出别的符号来包装你。如果被这个包装所迷惑的话,你就毁了自己。这不是文学的本质。对于我来讲,你到我这来上学。我就有义务,把我对文学的看法告诉你。当然你以后可以完全不按照我的这套看法来做。

我现在看到外面很多书,打开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这还不是文学,它只是一个读本。当然,现在的市场是这么一个急切需要利润回报的空间,所以这种东西会占了很大一部分。我个人觉得经典是很重要的,就是一环扣一环的。那么是不是说,一定要脱离这个经典以后才是创作呢?其实不是。如果你要背叛它的话,你必须要掌握它才能背叛它。我觉得我们的创作上有很多问题,有断裂的问题,有不职业的问题,有难以为继的问题。任何时代都需要经典,当一个经典比较固定的时候,你才可能出来旁门左道,才可能出来一些背叛性的东西,才可能出来革命。我觉得我们现在革命都没有代价的。

《新民周刊》:陈村说,未来的文学巨作必定出自网络。

王安忆:陈村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他开头就这么说,他说从人权的角度,每个人都可以写作,可是如果你从思想的高低上来讲,当然是有区别。他的原话我想不起来了,就是说,你从哪个角度来看问题。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利写作。网络只是个书写工具,好文章也可以在网络上写。

《新民周刊》:一个作家能够被培养出来吗?

王安忆:谈到作家培养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事情。文学它确实是需要天赋的,天赋很重要,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但是天赋是不能教的。另外一部分则由你的生活经验来决定。应该说,文学还是有一部分可以教的东西,这部分就是技术性的东西。比方说,小说的虚构能力,框架和结构,包括语言,那么我至少可以让学生知道,什么语言是好的语言,什么语言是垃圾语言。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可以培养的。

作家,起码要有一个虚构的能力,比如,你告诉我你有很多的生活经验,你有很多的不高兴,或者愉快的事情。可问题是,你要把这些从你自身经验里生发出来的感情,通过一定的技巧,虚构成一个故事,那就是一种能力。我们现在经常出现一些作家,很快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消耗完了,非常浪费地就把自己的感情用完了,写了一篇两篇作品很好,以后再也难以为继了,之后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觉得我们的MFA可以使这个行当更加专业化一点……我们是铺路的石子,可以让写作变得再职业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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