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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散文:用写作追问世界

2021/2/1 9:05:56      来源:文艺报 | 韩小蕙      人气:88


 

  我到现在都还在犹豫,要不要对2020年的散文创作放宽一些尺度?因为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庚子年里,世界各地乃至大自然中的一切生灵,动物、植物、风、云、雨、雷、电、雪……所有的一切,都遭受到了百年来最严重的伤害!这情景,怎能让一位位作家和写作者,闭上双眼,捂住耳朵,一心一意地关在房子里写散文、搞纯文学创作呢?

 

  所以,2020年的散文,认真地清点下来,真没有像2019年的《走进敕勒川》那样直击我心的大作品。

 

 

  但是我当然一点儿也不否定大家都在顽韧地努力。不仅如此,还非常感动于作家们(包括新闻记者们)的勇敢奉献精神,大疫面前,生死考验面前,他们紧跟在医务人员的队伍后面,奔赴第一线。很多人都是自觉自愿去的,原因无他,只是觉得对社会有着这份责任,应该去为医学天使和战斗在疫区的人民群众鼓劲,并为这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作出记录。多年的练就,已使中国作家们形成了一个光荣的传统,凡有重大社会和历史事件发生,哪怕是泰山崩于前,他们也都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最危险的前线。这种责任感已经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20年的抗疫作品中,出现了一批既很及时又很正能量,同时还很具有文学价值的散文作品,这似乎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这些作品不仅快速描写出全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波澜壮阔的景象,上至各级医院、方舱医院,中至医生、护士、清洁工、司机、快递小哥……下至“组织起来”的全体中国人民,在遍布城市、乡村乃至少数民族居住的偏远山区,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也细微地表达出中国人民在这场大战役中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从最初的茫然、恐惧、紧张、害怕、悲观,到充满勇气、智慧、团结、乐观,互相鼓励,建立必胜信心。有些作品还深入到理性思考的领域,重读中外关于瘟疫和灾难的作品,反思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思考世界发展格局中的国家关系和人类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

 

  因为单篇作品太多,此处恕不一一列举,但我必须点赞几本刊物:一是《美文》,贾平凹主编亲自策划和组织了“共同战役专刊”,贾平凹、肖云儒、熊召政、迟子建、冯艺、邵丽、关仁山、刘汉俊……这些作家都写来了文章,《美文》以相当于每期三倍的超厚篇幅,表达了中国文学界战胜疫情的必胜信心;二是《天涯》推出了“后疫情时代的生活·文学特刊”,韩少功、刘大先、王威廉、泮伟江等四位作家学者,对聚集、安全性焦虑、数字社会、生存结构、偶然偏离状态等疫情期间产生的新问题展开了深入思考,其文章既有温度也有问题意识,并提供了应对新问题的新思路,别开生面;三是《民族文学》杂志,从第3期至第11期,连续9期推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辑”,刊登了土家族、苗族、白族、仡佬族、满族、维吾尔族等作家的抗疫散文和其他体裁作品,让我们通过这些带着各民族体温的文字,看到了全国各地、遍布城乡的各族人民,在大疫面前团结起来,共同守护家园的努力,令人感动!

 

 

  也许是危难当前,使人们更加重视起了亲情的可贵,2020年写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至爱亲朋的散文骤然增多。写父母的散文是最不好写的,尤其是中国的父母,一般都是父亲寡言、威严,是家里的顶梁柱,父爱如山;母亲则是每家的奠基石,干活儿最多,吃得最差,最为吃苦耐劳,为全家人而把自己压榨到最后一分……由于太多共性,也就太多雷同。不过2020年或许因为疫情下严峻的隔离状态,或许因为我自己的感情变得脆弱了,还或许因为亲情散文既多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我被其中多篇燃烧心灵,久久不能自已。

 

  江子《母亲的爆米花》几乎就是写天下人的共同母亲,林海蓓《爸爸的背》则是天下父亲的缩影。钱国丹的《父逝之伤》写出了一对父女虽历经苦难,然而坚持善良、清白、正义的初心一辈子没有变。高伟的《五月墓园独语》锥心刺血,怀念的是母亲教他认真不苟地工作、奉献他人地做人的中华品德。阿拉旦·淖尔的《父爱如山》写的是她文学意义上的“父亲”——评论家、作家阎纲,为了培养她这么一个牧羊女出身的裕固族女作家,多年来倾心地教导她读书,倾力地帮助她成长。冯秋子的《文学,是他心里捧出的阳光》依然在怀念和总结苇岸,尽管这位优秀的散文家已经去世21年了,她还在苦苦思索他的日记,寻觅苇岸的感性与理性,甚或真实到疼痛的心灵迹象。

 

  尤其是一些熟悉的文友或认识的名字,当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情节、细节呈现出我从未能想象出来的面貌时,那种震撼和感动是加倍的强烈——生活匆匆,生命匆匆,我们往往看惯了春花秋月四时更迭,而变得迟钝又漫不经心,轻慢了大量本来应该珍视的瑰宝,对我们的父母是如此,对亲人、对朋友、对邻居乃至我们身边的保洁员大姐、维修工大哥、保安兄弟、快递小哥……都是如此。

 

  在一个明朗而健康的社会里,人应该是第一位的,人的高贵心灵、人的美好品质、人的每一个微笑,包括我们自身的每一次振作、每一次祛魅、每一次战胜阴郁迎来光明,都是为生命增色的壮举,都是为世界增福的善缘,都应该善待、喝彩、鼓励、坚持。这就需要散文,这就需要文学。

 

 

  古代有“深夜秉烛好读书”,2020年则有“锁身在家深思考”。往年的开会、聚谈、采访、上班、社交、娱乐,变成了独处、深思、阅读和写作,喧哗的热闹被静穆的慎独所取代,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于是我发现,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思考并“追问”了起来。徐刚的《良渚文化:发现的历史》以寻找和挖掘良渚文化,去追问江南人脉和江南文化的形成。王剑冰的《石问》问的是东北营口的大石棚,在4000多年前,在没有电能和机械的原始时代,仅仅靠着人的自然力,是怎样以命相搏搭建起来的?徐风的《黄龙山》讲述了做壶大师顾景舟的轶事,诉说了一把壶背后的文化底蕴、手艺史、饮茶史、风俗史……同时发问,在长达600年的时光里,宜兴凭什么把紫砂艺术做到了世界的极致?

 

  孔见的《蛇之殇》以毒蛇喻恶人,追问蛇为什么会有毒?然后给出他自己的独思:“就人而言,生命内部积淀的仇恨太深,又得不到及时必需的抒泄,就会化为毒素沉积下来,储藏在脏腑里。当毒素郁积到一定数量,他就没有了选择的余地,要么伤害自己,患一场恶病走人;要么伤害别人,干出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情来。仇恨源自于伤害,受到伤害又没有能力报复伸冤,也无从化解,仇恨就结下来了,存入增值的银行里,生出毒的利息来。一旦社会变故,革命的暴风骤雨来临,这些蛰伏的蛇人,就能获得喷洒毒素的狂欢的机会。”

 

  吴佳骏的《五种孤独》分别以“风”“烟”“光”等章节,写出留守老人和儿童们逼仄、孤独的生活状况,追问为什么非得把农村老家抛在时代列车的后面?唐朝晖的《为什么步履迈得那么艰难》记述了藏族女作家央珍的心路历程和写作之旅,这句话本是央珍在一篇文章中的询问,唐文原封不动拿来做了标题,可以看出他的感同身受有多深。

 

  周晓枫的《散文的时态》只有短短2900字,却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她向散文创作的高地发起了革命性的冲锋。她隐约发现了迄今为止、囊括古今中外所有散文写作的一个共同特点,即都属于过去完成时态。为此,她大胆喊出了“以正在进行时态写作,”因为“散文以正在进行时态来构思和描写,就不像过去那么四平八稳,可能出现突然的意外和陡峭的翻转。少了定数,多了变数;不是直接揭翻底牌,而是悬念埋伏,动荡感和危机可以增加阅读吸引力;更注重过程和细节,而非概括性的总结;并且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更多元、多义和多彩——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它不像数学一样有着公式和标准答案,而是具有难以概括和归纳的美妙的可能性;即使答案偶尔是唯一的,过程,依然能有多种、多重、多变的解决方案”。

 

  此外,差不多所有有所追求的作家,所有有点深度的作品都在思考与追问。其实都是在追问我们人类的终极原点: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每个人应该怎样深入思考、勤奋工作、认真生活,努力过好自己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

 

 

  2020年写古典的数篇,溯流求源,抚昔思今,都是既有书卷气,又具当代性的锦绣文章。

 

  神奇的是穆涛的《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这根“棍子”原来是“表”,也就是后来的“日晷”,是我们中国最原始的计时工具。“时间”由它开始了,然后又有了日、月、季、年,又有了春、夏、秋、冬和天、地,又有了二十四节气;再然后,“时间”的概念一一完成,这根“棍子”又由“正时”变成“正事”,尧帝把它竖立在“政府”办公地前的广场上,命名为“诽谤木”,其作用由仰观天象转到向天问政、替天行道,进而俯察世道人心……光阴一寸一寸过去,炎黄子孙所创建的中华文明一寸一寸升高,由神奇升华而为神圣,而我们内心的崇高感也在一寸一寸地升高。

 

  潘向黎的《流逝永恒,此刻亦永在》从古诗词入手,歌吟当年千古名句留下的永恒,但也表明了对今天的信心,在“怀古伤心的同时,蕴含着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识:人生代谢但异代同心,因此情怀不灭。”刘琼的《七月芙蓉生翠水》亦是以传统诗词为媒介,纵写历代文人对荷花的吟咏,盛着多少故事和载得动、载不动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陆春祥的《如鹤》写的是袁枚,这位清代才子33岁辞官归隐,蛰居在他的随园里,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随园诗话》《随园食单》《子不语》等鸿篇巨著,如仙鹤一样的人生,至今尚传来几声清咧的鹤鸣。此外,聂作平《击壤歌》中初民们的生死悲欢,阿莹《绥德之丘》对一代枭雄蒙括的追悟,韦力《寻找苏东坡》的心路历程,张瑞田对《康有为的洛阳行》的往事钩沉等篇,均值得细读。

 

 

  还要说到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2020年集中读了一大批各族作家的散文、纪实、非虚构,篇篇文章都写得颇有特色,值得大书特书。

 

  时至今日,很多人还很不了解这个群体,而且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缺漏,这是很遗憾的。如果你们能静下心来好好读一读各族作家的作品,看到他们这些充满了天地大美的感性又高扬着人性光辉的作品,你们一定会震惊的。

 

  龙章辉(侗族)《被割裂的故乡》是一道时代的思考题,以个人执著于祖辈“走出农村,做城里人”的愿望,终于跳出了农门;后来因为修高速路、祖屋拆迁,父亲也带领全家进了县城;但欣喜之后渐渐发现,故乡已永久长在基因里,是无法割裂的,这种意想不到的苦闷与彷徨,使他开始思索民族传统和伦理、道德、秩序等重要问题,而这,当然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困惑。黄立康(纳西族)《风中的声音》似一首苍茫的古歌,从散落在云贵高原上河川中的雁鸣、象语、马嘶、虎吼,还有是谓降调的“风吹低的草原,纳西祖先出发的地方”等五种声音中,追寻着母族的足迹,他们的现实世界和精神审美,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勇气、力量和善意,以及他们的人性之美,正是这些沉郁浑厚的声音,导引着一代代纳西人从黑暗走向光明,更向未来挺进。绿窗(满族)《当归,当归》宛如一阙铁板弦歌,以断肠草、甘草、五味子、苍术、菟丝子、金银花、当归等一味味中药材为引子,把一个在疼痛中生长出来的中医家族写得波澜壮阔,也把对中国医药的神圣崇拜表达得入情入理。

 

  祁建青(土家族)的《炫舞青稞》仿佛是铺在田间的巨大地毯,作家着眼于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启动了丰繁绚丽的编织,从“玄鸟化玄女,玄女化青鸟,青鸟化青稞”,到西王母瑶池宴请周穆王用的青稞酒;然后,一路直奔时光和历史,进入到现代大型景观农业,在审美级农区流连忘返,饱览着“雀鸟在麦梢上舞蹈,稞穗在飞行间比翼。从翠鸟到金雀,田野史上演由翡翠宝石到黄金金属的传奇转型,骨骼肉身灵性蜕变的前世今生,有关古老神仙们的事迹掌故,灰线草蛇还在田里留着呢。”这一段金光灿烂的描写,简直又是一首美丽的诗,直叫普普通通的青稞舞动起腰肢,炫稞成金了。

 

  田芳妮(土家族)《翻过年关》和刘青梅(土家族)《翻垭口》都是抗疫散文,两个土家族女作家,两个都在武汉工作,庚子春节前回老家过年。两个标题都用了“翻”字,前一个老家搬新屋、家里买了新汽车喜气洋洋接她归,却没回成;后一个刚刚到家,却突然接到疫情消息而自我隔离。此二“翻”,把武汉与山寨紧紧勾连起来,不仅展现出两地(扩而大之是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真情实景,更把各民族、各人群、各职业层、各年龄层人民的积极心态、坚韧不屈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努力活化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写的虽然是抗疫散文,但却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在结构上借鉴了小说的叙事优长,又用散文的语言表达出来,流畅清新,好读耐读。另外两位土家族男作家李传锋的《武汉疫情亲历》悉心记述了武汉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的点点滴滴,带我们再回首,思考来路;徐晓华的《眺望灯火》以一名值勤民警的自叙,写出恩施小城全民抗疫的一角,表达出爱家乡、爱祖国、爱亲人、爱人民、爱生活的人性大爱。感谢这四位作家,让我记住了湖北的土家族,并从他们身上汲取到勇毅的精神力量。

 

  其他出色的作品还有:王樵夫(满族)《额吉和她的黑马驹》,李贵明(傈傈族)《盐的味道》,何建安(哈尼族)《风过哀劳》,兰柳杰(瑶族)《开满鲜花的河流》,白金萍(蒙古族)《当歌声响起》,谢家贵(苗族)《军人与老人》,格致(满族)《五号鹤》,艾傈木诺(德昂族)《小镇之金》,蒲海燕(侗族)《雪峰山花瑶》,阿娜(达斡尔族)《纳文江蛰记》,陆祥红(壮族)《石桥上的缘》,马凤鸣(回族)《十月的油菜花》,韦晓明(苗族)《青山巍巍特高耸》,黄其龙(壮族)《蜜蜂飞来飞去》,朝颜(畲族)《樟树下,外婆家》,姚茂春(侗族)《河畔的盛宴》,李达伟(白族)《高黎贡》……

 

  为什么这么多?为什么能写得这么好?除了“少数民族都是天然的诗人”这个语言优势之外,我认为,还是因为“虔诚”和“纯粹”。真正的文学必须是虔诚的信仰。真正纯粹的文学写作不带任何功利,只是生命的腾跃、热血的演绎、灵魂的倾诉,既是作家一个人的表达,也是整个家族、整个民族的心声。所以这种写作,不是用笔(电脑)写的,不是轻飘飘的率尔操觚,而必须用尽全身心的力气,有点像夸父,宁愿道渴而死。正如作家卓然所说:“如果只是为写而写,或只是技术性写作,那样的小说就永远只能是所谓的小说,散文也永远只是文字意义上的散文,永远称不上是真正的文学作品。”

 

 

  我曾问过张中行老先生,对于文学(散文)创作来说,什么最重要?行公毫不犹豫地回答了五个字:“思想最重要”。这是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穷其一生的所悟,真正是至理名言。对于我们很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来说,秉持的也正是这种文学观,所以今年最好的散文作品,我认为还是思想、胸襟、境界、学识、学术、艺术合而为一的作品。

 

  鲍鹏山的《圣贤之忍》又是一篇振聋发聩的大文,不仅把“忍”字所包含的“忍受”“容忍”“残忍”“刻忍”一一讲了个彻底透明,而且也把君子与小人的关系讲得明白而透彻:“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尽管如此,一辈子穷困潦倒、忍饥挨饿、倍受挤压的君子们,也得守住底线,不能堕落,变成小人。而“坏人最大的危害不是伤害了好人,而是让好人变得跟他一样坏”,这句话更是警钟,揭示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对于追求世界文明高度的人类来说,必须不断保持和增加好人的数量,压制和减少坏人的数量,否则社会大环境就会变得越来越糟。

 

  贾平凹的《我与文学》太有启迪性了,一组都不长的小文章,篇篇都是他平时在生活和文学写作中切肤锥心的体悟,以平实得让人感到亲近的语言讲述出来,不做作、不摆架势,春风化雨,丝丝入心。比如:“自感新添了一种本事,能在人里认出哪一个是狼变的,哪一个是鬼托生,但不去说破。”“如果没有现代性就不要写了,尽力地去吸取一切超现实主义的元素,器量大了怎么着都从容。”“写过那么多小说,总要一部和一部不同。风格不是重复,支撑的只有风骨……试着来做撑篙跳,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哪一个不是作家生命里的文字!

 

  韩少功的《聚集:有关的生活及价值观》借助于对人类在新冠肺炎肺炎疫情面前的表现,直接批判了当代生活中的随波逐流者,如整日追逐高消费、追逐虚荣生活、追逐奢华等。是的,这么多年的光怪陆离中,一些人的价值观确实出了问题,人类文明、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传统都被遗忘、被取代、被抛弃了,人生之路千回百转,确实该是回过头来好好思考一下了。正如韩少功所说:“虚荣终究虚,华而不炫和惠而不奢的传统生活观,总会在历史的坎坷途中不时苏醒。当生命、安全、智慧、自由、公平正义等更多价值选项摆在面前,一旦与虚荣发生冲突,很多人未必不会去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平衡,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疫情终会过去,但疫情来过了,留下了伤痕和记忆,事情同以前就不再一样。地球人永远面临新的故事。”

 

 

  站在“新的故事”即将到来的天际线上,回顾2020,犹有惊心动魄之感。这个灾难重重的庚子年,注定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国家生命中的一根极难忘的“棍子”,分分秒秒的轨迹中,苦难多于欢乐,有数千万人在病痛中挣扎,有数百万人永远闭上了眼睛,还有更多的人在战争、地震、台风、水灾、大火、蝗虫、饥饿、骚乱中受着煎熬!在这至暗时刻,请读李元胜的《春天花会开》,是的,从题目就能看出他说的是什么,让我们像他一样,保持乐观,保持坚强,保持顽韧,保持强大,精神抖擞地装备好自己,去大自然中迎接春天,在文学原野上寻花觅蝶,“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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