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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大散文”与“非虚构写作”:当下散文写作新动向

2020/12/23 15:20:46      来源:光明日报 | 陈剑晖      人气:253

李娟的《冬牧场》是散文“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作,作者深入新疆阿勒泰冬季牧场,
四个月、零距离记述冬牧场的点点滴滴。图为冬牧场景观。资料图片

 
  关注当代散文创作的人们也许注意到,近几年的散文已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散文从过去的“固体”到时下的大幅度“破体”,从面向社会写作到面向天地写作,从回忆乡土到“重塑”乡土。特别是,网络的兴盛使散文更贴近生活,亲和大众,甚至有人断言:零准入门槛、即时传播阅读推动散文进入到“全民写作的时代”。不过与上述种种新动向相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化大散文的新变和非虚构写作的兴起。
 
  回到“元气时代”寻找散文的力量
 
  文化大散文作为一种散文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勃兴并蔚为大观。文化大散文从文化的视角反思历史、观照社会、探询人文,丰富了当代散文的内涵,拓展了散文的审美空间,扩大了散文的社会影响力。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大散文可以说是当代散文的一个高峰。
 
  但文化大散文也的确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局限与硬伤,受到大面积的责难和走向没落也就不可避免了。也许正是看到传统文化大散文的缺憾,近几年来,散文界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历史散文写作,其代表作家是李敬泽、祝勇与穆涛,他们以不同于余秋雨们的写作立场、历史观和呈现历史的方式,为文化大散文注入别样的元素,并由此引发了文化大散文的新变。
 
  以余秋雨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大散文”,一般都是站在正史的立场上,以整体性、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去评判历史。它的篇幅长,动则万字以上,甚至几万字;题材大,取材往往不是风花雪月、小桥流水之类,而是民族的文化,知识分子的命运,人类的困境和未来等大命题;再是重理性,推崇西方的理性精神,重逻辑推理,相对来说,感性的东西就少了一些,心灵和生命的投入也不够,这样就难免粗疏空洞甚至矫情。
 
  而以李敬泽、祝勇与穆涛为代表的“新文化大散文”,虽然落笔点还是历史文化,但他们的立场和散文观念与余秋雨们却大相径庭。在写作立场上,他们更愿意站在民间,或从个人的视角来品评历史。对他们来说,民间的传说和历史人物的生活点滴,历史背后的故事比重大的历史事件更具吸引力。在散文观念上,他们奉“中国之文”为圭臬,提出要回到传统,回到“元气时代”寻找散文的力量,同时又解构整体性,沉迷于跨文体、综合性写作,甚至是考古学的方法。此外,“大史小说”,注重细节和心灵介入,也是“新文化大散文”的显著特点。
 
  比如,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写的是本土与异域、中国与西方的故事。人和事都十分有趣,而且这里的“历史”都是由各种“边角料”和生活细节组成。不仅如此,这还是一本充满幻想的奇书。比如由《枕草子》写到波斯,然后又回到唐朝的珍珠。再比如将中国一种叫“沉水”的木头,与异域的龙涎、玫瑰放在一起比较,并追寻它们的产地、历史以及如何进行秘密交流。还有《山海经》中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鸟,如何飞进太阳黑子,成了乌鸦。又如何飞到唐代成为信史,再飞到现代,成了戴望舒《雨巷》中那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李敬泽沉浸在自己构建的中外历史文化和散文世界中,以全球化、现代性的视野,在时光隧道中自由穿梭,撷取古今中外史料编织他想象中的“飞鸟”。他的另一本散文集《咏而归》,收录的是有关古人生活和古典传说方面的短文。李敬泽充分展示了他的智慧与幽默调侃的才华,以及信而好古、流连野史的审美趣味。尤其是《一盘棋》《鸟叫一两声》《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孟先生的选择题》等篇,亦庄亦谐、涉笔成趣,既是吟,也是玩,是咏和唱。在这些短小而有味有趣的新文化散文中,李敬泽写的是历史,却处处折射出现实社会的世道人心。
 
  祝勇的《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的风花雪月》等散文集,力图将个体经验融进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并通过对历史的发掘爬梳,让历史“文化大散文”回到常识,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一个写作主体。他采用的是个人的、民间的视角,这样的叙述立场使他有效地避免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是这样的叙述立场和强大的创作主体衍生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使他的历史散文不再是简单地堆砌转述历史材料,或在整体主义的观念和抽象的演绎中,寻求所谓的“历史的正解”。祝勇的独特,在于他更痴迷于在被人忽视的隐秘的角落或历史的缝隙,以非历史的方式抵达历史的纵深,并以此来筑构散文的丰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祝勇的散文是另类的历史散文,是对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散文的反叛和超越。
 
  而另一位“新文化大散文”的代表人物穆涛,其写作又另有一番风貌。穆涛的散文,基本上都是千字左右的“杂说”或随笔,是名副其实的“千字文”。穆涛的许多材料既来自正史,更多的取自野史。读他的《先前的风气》,第一个收获是长知识。第二个印象是他的一些颠覆性的看法,的确使人开眼、醒脑。他涉猎广泛,读书驳杂,纵贯千载,辐辏万象,且善于以“小”搏“大”。难得的是,穆涛的“大史小说”散文,不仅仅引经据典,同时穿插进许多的轶事、趣事,也不仅仅因为他采用了解字说文的叙述方式。更重要的是,穆涛有自己的哲学趣味,还有足够的智慧和幽默,以及迂回的曲笔和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如此,穆涛也就自有气象、自成一体。他的写作上承先秦文脉,中接六朝文章,下连时代经纬,人生百态,正所谓“胸中千古事,笔底有春秋”。我以为这是对穆涛散文的准确评价,也是当下散文的一个发展趋势。
 
  让作家放弃对“二手生活”的沉迷与追逐
 
  稍早于“新文化大散文”的另一股散文潮流,是近年大热的“非虚构写作”。大约在2010年前后,《人民文学》开辟了一个“非虚构”栏目,发表了韩石山的《既贱且辱此一生》,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阿来的《瞻对》,以及萧相风、李娟等人的作品,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同年10月,《人民文学》又启动了“人民大地·行动者”计划,向全国作家公开征集12个写作项目,进一步支持非虚构写作,一时间成为文坛的热议话题。随后,又有不少刊物和作家加入了“非虚构写作”的阵营。这样,一个有别于传统散文写作范式的散文潮流就应运而生了。
 
  “非虚构写作”虽然受到西方“新新闻小说”的启迪,但两者的内涵、呈现的文学空间和现实语境是不同的。“非虚构写作”立足中国本土,面对的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丰富复杂的新经验。因此,某种意义上,产生于新世纪的“非虚构写作”散文潮流,乃是“散文突围”过程中的求新求变,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写作姿态,一种文学的求真实践。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已厌倦了大量胡编乱造、缺乏现实感的虚构作品,而渴望读到接近生活真相,看到“比虚构更精彩的现实”。另一方面,针对时下一些作家沉迷于“二手生活”、疏离现实的写作,“非虚构写作”的提出多少能纠偏当前文学创作的某些弊端,起码可以促使一些作家重新思考和调整自我与现实生活、与时代的关系。
 
  黄灯不久前出版的长篇“非虚构”散文《大地上的亲人》和《我的二本学生》,前者从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叙述三个村庄亲人真实而复杂的生存境遇,展现了处于转型期中国农民的命运和基层社会的真实图景。后者以一个高校教师的亲身经历,以二本大学生为观察对象,让人们看到这一庞大群体的信仰、理想、抗争与眼泪。作品虽然只是剖析了一个特定的样本,却透示出人性的关怀,以及逼问过去与未来的沉重忧思。
 
  “非虚构写作”散文思潮的出现引来了各种热议。有的人认为它不过是美国“新新闻小说”的翻版,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有的人则从谱系学的角度,认为应厘清“非虚构写作”与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及新闻报道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有必要,都有道理,但当前更迫切的是要提高“真实性”的纯度,因为有一些打着“非虚构写作”旗号的作品,包括一些名家的此类写作,明显违背了“真实”的原则。其次是审美性问题。一些读者和评论家之所以对“非虚构写作”有抵触,皆因一些“非虚构”作品只是用新闻笔调罗列记录生活现象和事件,缺乏散文文体应有的优美语言、修辞、文气、情采、格调、氛围,这样的作品读起来自然味同嚼蜡。因此,“非虚构写作”要提高自己的品格、质地和可读性,当务之急是强化作品的审美追求。
 
  同时还要写出人性的深度,并具备一定的批判精神。苏联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写作”为什么会如此震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她的写作既是一种社会性的写作,也是一种精神性的写作。她带着尖锐的问题意识,抱着对文学的虔诚和对真理的热爱,不但让读者看到了生活的真相,同时还深度写出了战争中人性的善与恶,批判了制造灾难、与真理为敌,以及一切违反人性的行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经验,值得中国“非虚构写作”作家学习和思考。
 
  “新文化大散文”与“非虚构写作”两种散文潮流的意义,在于让我们重新思考散文与时代的关系。散文是最贴近日常生活的文体,也是最能与时代保持良性互动的文体。因此,面对当今时代,散文作家若想创作出不负时代的力作,重要的是不能与时代脱节,只停留在封闭狭小的个人生活范围内,沉迷于描写自己鼻尖底下的一点生活琐事。时代的散文要求散文家必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问题意识。他不仅要进入生活和历史的内部,而且要密切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和迫切性问题,深切体验时代生活的真实面貌。同时,由于散文是人类生存经验的表达,无论穿越历史还是呈现时代,最终都与人类共同的经验、情感和向真向美向善联系在一起。因此,当下的散文,既要俯贴大地,又要仰望星空;既要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又要表达这个伟大而壮阔的时代,还要与人类共有的经验和精神相通。唯有如此,我们的散文才有可能呈现出新的精神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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