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开启后，当代中国文论迎来了转机，文论话语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中国文论研究得以摆脱一度机械化、僵化的话语生产模式，进入相对丰富的层次。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论的多元话语纷至沓来，在翻译、文学批评、理论阐释等领域掀起了一场接一场的热潮。90年代，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性转换作为重要的理论话题，被前推到理论场域内。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趋势下，随着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当代文学理论由审美和意识形态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研究范式再一次经历了转型。鲁枢元等人编著的《新时期40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史》一书以“五常”说总结当代文论的发展概况和主要场域。所谓“五常”，按照鲁枢元的阐释，“是指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界长期活跃、成绩突显的五个领域”（《新时期40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史》）。这五个理论场域包括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中国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新时期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实践、大众文化兴起与文学批评的危机。
综合上述五个理论场域，就分体理论史而言，如小说理论、诗论、散文理论、戏剧理论等，与“五常”中的文学批评实践交集甚多，而其他的理论场域与分体理论史普遍存在着疏离。中国当代文学的分体理论史，其生长点基本上源于批评实践，并在进一步争鸣中得以巩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形态。散文理论也不例外。文学批评与理论之间本就是双向互补的关系，批评构成了文学研究活动中颇具创新精神的环节。对于这一点，别林斯基指出：“理论是美文学法则的有系统的和谐的统一；可是，它有一种不利，那就是它只包含在一定的时间限度里面，而批评则不断地进展，向前进，为科学收集新的素材，新的资料。”“进行批评——这就是意味着要在局部现象中探寻和揭露现象所据以显现的普遍的理性法则。”（《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第3卷）批评的现场活力与纠错能力始终推动着理论范式的变化和理论阐释的修正，以此适应时代对于文学的要求。
就散文理论史的展开而言，它首先得益于思想解放及文论话语繁荣的大背景，其次是其基本内容往往由批评的实践决定。散文批评在文学场域内具备“自生性”特质。所谓“自生性”，指散文批评凭借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散文传统。对于新时期以来的散文理论而言，理论资源来自现代散文传统和“十七年”散文传统，其话语标识自成特色，与热点理论话语及其他分体理论话语之间仅有小部分交集。比如“形散神不散”论、散文的真实性问题、散文的文体边界等，皆是在批评实践中产生的“内部”话题。这些“自生性”话题具备某种延续性，并在绵延中形成具有理论特性的话语形态。与之对照，少数借鉴西方文论成果而形成的散文观念，如“复调散文”，在批评实践中因为缺乏回声而形成了孤立性的理论概念，缺少足够的活力。
就历史继承性而言，新时期以来的理论观点大多可以找到其来处和因循的准则。20世纪80年代影响深远的“真情实感”论，在成因上不仅有距离很近的巴金及孙犁的影响，追溯到现代时期，鲁迅在自选集序言里就曾自道：“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而所思所感的明快特质在白话散文初期的随感录体式中就已得到确立。若再上溯到古典文学的传统里，汉乐府确立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艺术准则，及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主张，与“真情实感”论皆存在渊源关系。90年代刘锡庆基于净化文体而提出的“艺术散文”概念，往前追溯的话可发现这一散文观与现代文学时期王统照的“纯散文”之间有着很大的契合度。王统照是这样定义“纯散文”的：“其写景写事实，以及语句的构造，布局的清显，使人阅之自生美感。”（《纯散文》）由此可观，对修辞与文学性的重视，“艺术散文”与“纯散文”之间一脉相承。至于这一时期出现的“大散文”观念，强调文体的跨界和内容上的多元，则与古典的文章之道有相通之处。因此，历史的累积与散文观念的延续性，成为影响散文理论形态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散文理论与批评话语提出者的主体，现代文学时期与“十七年”时期具有某种统一性，而新时期以后则有明显的位移现象，即由作家向学者的位移。在前一阶段，重要的散文观念基本由作家提出。鲁迅、郁达夫、梁实秋、王统照、林语堂等，他们的作家身份标识明显。“十七年”时期延续了这一态势，“海阔天空”论的提出者秦牧，“轻骑兵”说的倡导者柯灵，皆是当时的代表性作家。新时期之后，重要散文观念提出者主体的身份明显偏移，林非、刘锡庆、楼肇明、陈剑晖、王兆胜等人皆是散文研究与批评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当然，这一时期作家的声音并没有完全消失，贾平凹、祝勇等则是以作家的身份发声。不过，学者的理论建树无疑构成了散文批评话语的主体部分。
当代文学理论在演化进程中与哲学、社会学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因此，其基本形态呈现出与哲学、社会学交叉互渗的状态，文学哲学、文学文化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等具体形态也应运而生。而具体到散文理论，其形态呈现与散文批评的话语呈现不可分割。因此，对于散文理论而言，非研究式的、独立的散文批评异常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