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以文会友”，我与郭礼焕是“因武相识”。
五十九年前，他是南京化工厂的小学徒，我是师范学校的学生。1961年8月18日，我们同时应征入伍，到山东曲阜当炮兵。我俩分在六连指挥排。白天，一个锅里搅勺子，晚上，两张铺板头对头。
说起当年我们扛枪的日子，太有趣了。郭礼焕在全团大名鼎鼎，战友们或许叫不上团长、政委的名字，但郭礼焕大名无人不晓。
可是，郭礼焕在连队里老“吃瘪”。懒。整理内务，班长要求被子叠成“豆腐块”，方方正正，郭礼焕一窝了事，在排里评比老是倒数第一。班长恼火：“郭礼焕，你的背包打得还不如鸡窝！”可几年过去了，鸡窝仍然是鸡窝，没长进。再说洗被子，那时曲阜没有自来水，星期天班里集体到南沙河去洗，他想不去也不行。到河边他把被子往水里一扔，用脚踹两下，便拖上来，回营房晾时，中间还有一大块干干的没潮着水，少不了又成笑话。他是一个懒散透顶的家伙，有时训练时找不到草稿纸记数据，他腿一蹲，就记在棉裤膝盖上。衣领上老油不刮也掉，邋里邋遢的。除了懒，还馋。他是全连有名的老烟枪，衣服上烧的一个个小洞洞像蜂窝，每月六元钱津贴还不够买烟的，少不了向家里伸手。那年代没吃的，发饷了他会上街买只烧鸡，我俩躲在孔庙树林里打牙祭。我们吃饭也喜欢在一起，某次吃萝卜烧（少）肉，他指着我碗里一块肥肉说：“这是敌人，我帮你消灭它！”我赶忙端着碗要跑，他马上向我碗里打了个喷嚏，唾沫星喷到碗里，我认输，活生生看他把我的“敌人”干掉了……
团里成立战士演出队三天两头把他调去，侦察班编制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他的那个“坑”老没有萝卜，造成缺员训练，排长也很扫兴。久而久之，他似乎成了连里一个“多余”的人。同时入伍的战友军衔不时在动，上等兵、下士、中士什么的，入团、入党什么的；甚而有的战友提干了。我俩的进步都很慢，他比我还差劲。连我都入了团，由一个豆（列兵）变成两个豆（上等兵），郭礼焕仍然原地踏步：列兵，群众。
可是你不能不承认他是团里演出队的“一号”，常到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到师里、军区汇演，他的节目常常得奖，曾三次进京演出，1965年还受到叶剑英元帅的接见。那时济南军区出了战冰凌九烈士，他演主角，上了当期《中国舞蹈》的封面。一次军区前卫歌舞团来团里演出，有个说山东快书节目，看完后一个战友说：“啥玩意，帮郭礼焕提鞋子！”
但是，郭礼焕在连队他怎么也待不下去，占了编制，又不正常参加训练，连队上上下下有意见，好不容易才入了团。话又说回来，每年年尾服役期满老兵退役，走了一批又一批，可郭礼焕就像人民币一样“坚挺”，仍然留在部队。后来团里给他在二营部安了个通讯班长的“闲差”，带一个通信员。部队想把他作为人才培养提干，可提干必须入党，而他因家庭“历史问题”老通不过。后来他进了师演出队，仍入不了党。据说最后是师首长拍板，再一次外调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终于在带有“指令性计划”前提下过了关，提了干：宣传干事。名副其实，他干的就是宣传。
据说，他的转业，与他讨了个国民党少将的女儿做老婆不无关系。其实不然。
郭礼焕胎气，老战友聚会，他喜欢抢着买单。遇到境况不如他的，自然当仁不让；遇到境况好点的，他也要坚持“抬石头”。 2012年夏天，他请我喝酒，三杯下肚我便酒话连篇了。我问郭礼焕：“你小子当年入不了党，是因为你母亲？”他摇摇头：“哪里哪里，我母亲是小学教师，入国民党是集体入的，连表都没有填过。”“那是你父亲？”他点头苦笑，忽而长叹一声，“说来话长”。看他的表情在急剧变化，激起了我的兴趣，“快说！”郭礼焕吸了一口烟：“我爷爷是土包子农民，父亲十四岁由栖霞乡下进城当学徒，后来以摆小摊维生。一生当的最大的官，是解放后在小煤球厂当压煤基的小组长。1946年父亲在新街口摆个香烟摊，一个王姓的国民党军需官常到他摊上拿香烟，拿了就跑，说下次付钱，过几天，又来拿，又说下次一起付。年关到了，父亲吃不消，上门去要，第三次那军需官被我父亲逼急了，扔给父亲一张空白的‘中华民国国防部上尉委任状’：‘拿去吧，这还不抵你的两条烟？’父亲哭笑不得。恰好那年我大舅从中央大学毕业赋闲在家，知道这件事后就向我父亲要。大舅拿去填上自己的名字，居然真的成了国民党部队的上尉，在芜湖一个军用仓库当军需官。1948年战事吃紧，我大舅胆小，又从部队开小差溜回南京，后来他在南京某厂职工学校谋得一个当老师的饭碗。1959年‘肃反’补课，学校一下子翻出他这个‘上尉军官’历史反革命。大舅交代出委任状是向我父亲要的……”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