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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远行人必有故事》:散文风度与对话批评

2020/7/7 9:35:32      来源:文艺报 | 武歆      人气:270

 
  张莉的新作《远行人必有故事》(作家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是一本文学评论集,也是一本文字优美的散文集。非常具有张莉批评特点——散文风度、对话批评。
 
  冲破文体限制或是文体跨界的作家有很多。比如《传记作家的传记》作者A.S.拜厄特,她小说的叙事风格、语言特点,极像批评家笔下的文章,理智、冷静、光洁;而《船讯》作者安妮·普鲁的语言短小、精致、清新,又很有散文的风格。文体跨界的批评家似乎不多,张莉应是其中之一。从进入“批评现场”的那天起,张莉不走寻常路。她要求自己的评论绝不枯燥、呆板,要像散文的初始定义一样,文字要精美、优雅。她重视批评文章的思想深度,也重视用来表达思想、阐述理念的文字。
 
  比如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对孙犁念念不忘》,是纪念孙犁先生逝世15周年的评论文章,读来更像一篇恬淡优美的散文,但并没有影响文章的深度。张莉围绕着名篇《荷花淀》,从孙犁先生生活经历、性格特点,分析《荷花淀》的魅力,并且将这种魅力如何延伸进行阐述,于是我们看到了孙犁先生作品的精神、意义对于莫言、铁凝、贾平凹、张炜等人创作的滋养,从而形成他们自己作品的风格。如此延伸式的评论,冲破了狭窄和局促,变得更加开放。
 
  张莉的评论疆域非常辽阔。新作中的文章,既有深刻研读鲁迅作品的心得,也有对孙犁、陈忠实等前辈作家创作的感想。此外,她始终关注铁凝、阿来、苏童、毕飞宇、迟子建等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保持密切的追踪。而作为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评论家,张莉的批评重心似乎更加倾向“70后”作家。张莉坦言,她是通过对“70后”作家的评论进入“文学现场”的,并且也是追求“对话批评”风格的具体实践。在这部评论集中,有一篇文章《我和我们的十年》,坦诚讲述了自己进入“文学现场”的前后经过。她说“我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进入文学现场,我希望‘空着双手进入’,不依靠推荐和向导。”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张莉开始大量翻阅文学期刊,通过一篇篇文学作品,了解一个又一个“70后”作家,甚至在自己电脑中建立以“70后”作家命名的文件夹。张莉不声不响地用了几年时间追踪这些作家,并为他们建立“70后”作家文学年谱。如此“笨拙”的做法,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但她不改初衷,坚定地用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方式,去完成“文学现场”的布展。于是,我们看到张莉关于“70后”作家周晓枫、梁鸿、徐则臣、鲁敏、付秀莹等人的准确评论,寥寥数语,一语中的。此外,张莉同样关注“80后”作家,像孙频、双雪涛等人的作品,始终在她视野之内,随时都会用文字方式予以评介。
 
  张莉的批评没有山呼海啸,也从来不会声嘶力竭,她始终语气平静、言语节制地表明自己的批评态度。“一个追求流行词语的作家,一个恪守旧词语的作家,代表了我们的文学观、汉语观、写作观、价值观。”这样的表述,显示出批评家应该具备的通达。
 
  这样的批评立场,非常具有“对话批评”特点。张莉非常赞赏陈平原、钱理群等人的立场和观点,“文学批评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对话”。“对话批评”已经成为批评界、作家双方认可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柏拉图美学思想的根基,或者讲具体形式也是“对话”。最初柏拉图是激烈的,甚至因为激烈而受到严重伤害。公元前388年,柏拉图前往西西里岛讲演,可能过于言辞激烈而得罪了国王,被卖为奴隶,后来在朋友帮助下才被赎回。于是我们看到柏拉图在《理想国》卷十里责备荷马的诗有毒素,之后便是道歉般的解释,“我要说的话还是不能不说”。张莉在《重新确定文学批评的对话性》一文中,非常强调文学批评的对话性,她认为站在“对话角度”进行批评,不是不讲真话,不是回避问题,而是一定要认识到,批评本身不是直接攻击作者或是作品本身,是代表着文学批评本身应具备开放的性质,它不简单是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事,它还是连接作品和读者的“桥梁”。
 
  “对话批评”的另一方面,是用温和语调来讲残酷现实。在《如何使中国文学成为中国文学》一文中,张莉是这样讲的,“现代文学发生初年,写作者的焦虑没有那么严重。也许,这与作家本身的译者身份有一定关系”。这是对当代写作者的批评。当代作家具有译者身份的少之又少。当代作家时常出现焦虑感,这是因为没有找到自己的书写在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中的位置,也是没有找到汉语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位置。因为不了解才焦虑,因为无法直接面对世界文学才迷茫。在“焦虑”和“迷茫”的陪伴下,当代作家常常听不进去批评的话语。所以也真的需要像张莉这样持有“对话批评”立场的批评家去做做“思想工作”。
 
  张莉的批评从不做高深莫测状,基本上一两句话就会敏锐抓住事情本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事物的“核”。在《远行人必有故事》的“自序”中就可以看出来,张莉站在作家角度同时兼具评论家心理说,“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它要记下那些万里之外发生的故事,更要踏入那些不能描述的隐秘之地”。这样柔和的话语,表面上是说给自己,其实也是说给作家。用优雅的风度去进行严肃的批评,的确符合现代人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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