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文学批评是文学史的初稿，也是同时代文学创作的引路人。6月24日，由江苏省作协主办的江苏青年文学批评论坛在南京举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省作协主席范小青，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汪兴国，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汪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高民和来自省内的多位青年批评家出席论坛。
文学批评面临的媒体新变、文学观念递嬗、公共事件带来的新挑战、现实主义的新发展……议题设置着眼于“新”，与会批评家偏于“年轻”，一场干货满满的论坛上，奔涌的江苏青批“后浪”对文学批评如何增强开放性、在场感、植根时代与现实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抖音、自媒体、视频网站、互动社区……媒介在丰富了人们自我表达渠道的同时，也对文学和批评的观念、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神剪辑，12分钟看完90万字科幻小说神作<三体>》《世界上第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源氏物语>》……对于这些通过视频剪辑、解说形式对文学作品进行的二度创作，人们在兴致勃勃地欣赏之余，却很少能把它们和“高大上”的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对此，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李丹借用了计算机术语中的“富文本”概念，来指称这种与通常的“纯文本”相对的文学形态：“文学的媒介形式本身就是多样化的，不局限于文字文本，著名的《格萨尔王》就是一部口头史诗。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语言文学在文学殿堂获得了一种近乎霸权的地位，导致目前批评家的‘武库’里仍然只有面向文字的阐释技术。当前，图像、视频、音频素材等文学‘富文本’的进一步丰富，正倒逼着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对象、方式方法发生改变。”
公众号文章篇篇十万+的六神磊磊，他的创作是“文学”吗？在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施龙看来，这类文章至少具有文学价值。事实上，自媒体文的开放、平等、互动，特别是其迅速有效地沟通人们的思想、观念、情感、情绪的“共情”功能，使它具有传统文学所不具备的优势，“面对自媒体写作，文学批评要努力发掘其适应时代变迁的诸种特性，而不应将之反向同化，使之成为传统文学样式的一种”。
在豆瓣上，一位“豆友”的影评比专业人士的看法更能窥得堂奥，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泰州文联艺术指导中心主任周卫彬认为，媒介的发展不仅拓展了文学存在的形态，也使文学批评的主体变成了每一个普通的“你”“我”，譬如网络社区里，一个著名作家的作品下面可能有成千上万条的评论，这种批评呈现出即时性、话题性、时尚性的特征，读者与批评家的身份没有过去那么泾渭分明，而是混为一体。对此，专业的批评家何为？“要端正心态，不能单纯地认为专业批评就是严肃的批评、是正规军，而新媒体批评都是肤浅的散兵游勇。要在保持初心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批评能力，在大众化与精英化之间寻找到结合点。”周卫彬说。
新媒体时代里，文学有其“变”，更有其“不变”，这个“不变”指向的是文学对于世道人心的反映、对于终极关怀的思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初清华提示，文学批评要关注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更要关注文学作品里对这样一个时代、社会的转型期的揭示，和“里面更深刻、更疼痛的肌底的东西”。
文学批评要有“现场感”
当代，哪些青年作家是值得期待的？在《钟山》副主编何同彬看来，这个问题能够一下子“试”出批评家是否具有“现场感”、有没有和新鲜的文学现场同频共振。他赞同人民大学教授黄子平“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的观点，认为理想的批评家应积极观照同时代的文学脉动、文学主张，努力地进入现场掌握什么是文学的当下性。“放眼如今的大学课堂，批评家兼文学教授们教文学史大多止步于上世纪90年代，后面的文学史在他们眼里等于不存在，这反过来又造成了中文系学生对文学现场的疏离。”何同彬说。
庚子新春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现场”莫过于新冠肺炎疫情。东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娟注意到，疫情期间非虚构创作格外火爆：“这类创作包括专业作家的非虚构写作、公众号热点推文和抗疫非虚构征文等。专业的如《收获》杂志连载的熊育群《钟南山：苍天在上》、作家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公众号热点推文分布在GQ报道、‘真实故事计划’、‘中国三明治’等平台上，我们熟知的快递员小哥的事迹、武汉市民封城生活、抗疫物资生产情形多是从这类非虚构中了解到的；抗疫非虚构征文则更注重正能量的传达。这类非虚构疫情叙事中的全民写作、平民叙事倾向，它们在公共危机中的心理疏导意义和对战‘疫’士气的鼓舞、对民族生命力的表达，以及当代文学的‘在场’甚至是‘高质量在场’的事实，都值得我们注意。”
基于对文学现场的观察，儿童文学研究专家、江苏第二师范教授姚苏平不无忧虑地提出了儿童文学的深度和广度问题，在她看来，儿童文学市场的火爆背后，掩盖着儿童文学的品质不未能随着文学本身的生长获得质量的快速提升的尴尬现实，以及读者、家长对儿童文学的功能认知狭隘的问题：“比如江苏儿童文学作家韩青辰的获奖纪实文学《飞翔，哪怕翅膀断了心》，里面的小主公有自杀的高中生、抑郁症和网瘾少年、艾滋病患儿、烈士遗孤和牵涉命案的儿童，等等，这部作品是能够表现社会的深度和边缘儿童生存处境的，但在市场上就是不讨巧，家长也不愿意把它买给孩子看，这样的市场反馈又进一步导致了有深度、广度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匮乏。”
批评家是在与作家一起书写和理解时代
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文学作品里跳跃着社会的呼吸与脉动，因此，文学批评必然是一种对社会的观照与表达。换句话说，文学批评的“在场”不仅是居于文学创作之“场”，更是在社会重大事件、时代议题面前的不缺席。
疫情期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教授沈杏培的一篇《灾难面前，文学不应该是什么》广受关注，这本身也是他力图使批评成为社会“公器”的一次实践。沈杏培认为，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性事件再一次启示我们，文学批评的功能亟需调整，它不仅是指向文学的专业事务，也应该是指向社会问题与公共议题的精神事务。充分发挥文学批评的介入性、现实性、公共性，摆脱狭窄的圈子化倾向，应当成为文学批评自我更新的重要方向。
另一方面，只有以更广袤的社会、时代为思索表达的背景，文学批评才能成为有效的、成功的批评。通常认为，诗歌处于文学的象牙塔尖、似乎“高高在上”，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师、诗人朱钦运（笔名“茱萸”）却认为，好的诗歌批评往往不那么“文学”，它们在微观解析文本、对语言有足够的敏感和会心的同时，又是以哲学、历史、时代为底色展开的思考。他建议，当代汉语文学应期待一种整全意义上的“大批评家”，不要为学科的小分类所局限，展现出一种厚重磅礴的大视野。
“总而言之，文学批评要做的是直面当下文学生态的复杂性，而不是一味退缩到学院派的理论话语中自娱自乐，这样才能实现文学批评的重生。”省作协创研室黄玲说，“我对文学批评的理解还是最朴素的理解：它是批评家表达对同时代作家、同时代文学的理解的一种行为。批评家其实是在与作家一起努力书写和理解这个他们共同身处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