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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桂荣:特殊时期中绽放的新时代文艺观

2020/6/24 9:13:43      来源:文艺报 | 孙桂荣      人气:246

 
  2020年伊始,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病毒,文学界迅速行动起来。中国作协组织作家援驰武汉跟踪报道,重点作品扶持也增设了“抗击疫情”主题专项,各类文学期刊、线上平台更是推出了各种抗击疫情的征文征稿、写作大赛活动。像《中国作家》《收获》《上海文学》《四川文学》《粤海风》《延河》《南方日报》《读者》等的疫情专稿或征稿,人民网、中华诗歌网、爱奇艺、起点中文网等网站的抗疫书写大赛等,《文艺报》《文学报》等也推出了专栏专版。全民抗疫正在转化为全民写作的热情,一股强劲的疫情书写热潮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社会突发事件中公众朴素的爱国心与文艺才华相结合的体现,也是新时代文艺观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的鲜明彰显。
 
  新时代文艺观是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系列文艺政策的反映,历时性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新发展,共时性上是对中国美学精神与时俱进的新发现,实践性上是对文艺现象的新总结与文艺工作的新指导。新时代文艺观的引领作用在当下疫情书写的繁荣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对其理论精髓的细致剖析,则是读懂疫情期间这股中国文艺创作新风貌的关键。
 
  新时代文艺观首先是对个人情怀融入家国意识的强调。“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是共和国文艺史上一个核心命题,将个人与民族国家相割裂、认为“小我”融入“大我”是一种意识形态宰制的观点,至今仍有一定市场,这是与某些人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分不开的,也不排除历史上中国文学苦涩记忆的负面影响。新时代文艺观切实尊重大时代中的个人选择,“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习近平总书记对具体个人的尊重是空前的,不规避个人价值与个人幸福,不空谈凌空蹈虚的政治话语,不割裂“小我”与“大我”关系或让后者遮蔽前者的存在,把“人民”当做文艺的主体与主导,根本上否定了那些将民族国家当成个人对立面的想当然言说。正在进行的这股疫情书写浪潮,可谓这种文艺观的鲜明体现。像居住在距华南海鲜市场不到5分钟车程的普玄,以“这座城市病了,我们都是这个城市的孩子,我们怎么办”起笔,对自己与身边人的疫情经历进行口述实录般感同身受地书写。被称为“方舱医院‘女诗人’”的援鄂护士长黄华英以个人感受给儿子写的诗,“亲爱的儿子/当你一遍遍地呼喊着/好想看到真正的妈妈时/一个个与你年龄相仿的影子/被放进妈妈的心尖里”。这些书写并没有口号化的空洞呐喊,而是走进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心灵中去,让自我在场,将社会灾难面前普通人的恐慌、焦虑,与危机中迸发的坚强、韧性、英勇如实体现了出来。众志成城的抗疫风景与“我手写我心”的个人抒怀相结合,让人感受至深。
 
  其次,在文艺的角色定位上新时代文艺观提出了共同体诉求的史诗论断。“内含着共同体诉求的史诗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超越西方文学,并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的重要途径”。“共同体”诉求在新时代文艺思想中的提出是创造性的,作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绿色思潮观念,它是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批判,不但强调史诗的族群性质,还有着人类性关怀的阔大胸襟。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认为史诗是前现代的产物,因为只有彼时遗留下来的言语才符合那种“美就是可见意义”的“总体性”需求,他是在现代小说起源的意义上谈论史诗的,带有某种怀旧乌托邦情怀,并隐含了个人与共同体的二元思维。共同体诉求的文艺倡导则超越了卢卡奇这种是古非今言说,强烈的人民性在场使其不但能够观照到普通中国人的个体命运,还能以人类情怀表达心怀天下的气度。此次新冠疫情中,中国在自身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对世界多国进行了人道主义援助,疫情书写也没有仅拘泥于武汉等中国疫区,对在中国的外国人以及世界疫情也进行了观照。像何建明的《“战争”风云》书写上海浦东机场的海关防控,“这哪是机场,简直就是‘120’救护现场”。随着境外输入风险的增高,机场防控成了目前我国疫情主战场,而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疫情书写。像对国外人民抗疫感人瞬间的把握,无论是美国自制口罩、送给邻居的缝纫工,还是欧洲向无家可归的人赠送食品的志愿者,中国作家都向他们投去了深情的瞩目,鲜活诠释了共同体诉求的文艺理念。
 
  第三,价值关怀上对新时代文艺观注重现实主义崇高美学与英雄精神的倡导。现实主义与人民伦理之间有某种天然联系:一、只有建立在总体性思维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才能将孤立个体的塑造发展到人民的高度;二、只有透过生活现象把握其本来面貌(本质真实观)的现实主义才能正确认识“人在历史中发展”的动力与方向感,破解孤立个体的疲惫、虚弱、破碎状态;三、只有秉承着惟妙惟肖再现社会实在这一美学原则才能深入到普通群众中产生真正人民性的作品。与现实主义相联系的是崇高美学、英雄品格的再发现。“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崇高美学是一种庄严、雄浑之美,体现了人的主体力量与客体在对立冲突中的统一,是一种社会伦理学上积极向上,净化人的心灵、激发进取力量的情感。一段时期以来,“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的说法甚嚣尘上,视英雄为“高大全”、崇高为“假大空”、理想为“瞒和骗”,使文坛“小”字当头。所幸的是,“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文艺精神在当下的疫情书写中大放异彩,致敬英雄、赞美白衣天使是疫情诗文的主调,像王蒙《2020的春天》以“大疫情大部署”、“人民战争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以百姓之心为心”对全民抗疫的倾情歌颂,曾散《从汶川到武汉》《甘心》《迎风吐蕊,朵朵花开》等系列文章对抗疫英雄感人瞬间的捕捉,都让我们看到了文学久违的崇高傲然之光。
 
  第四,艺术形态上新时代文艺观以独特的中华美学为核心,呼吁文艺创作打上鲜明的中国印记。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这种概括精辟深刻。中国古代文化中某些感性而思辨、玄妙而理趣的言说,不但比西方文论在时间上产生得要早,意涵上也别有机趣。如“草蛇灰线法”“横云断山法”指涉的伏笔、照应、缀段、突转等技巧修辞,“风云见龙腾,波涛显鱼跃”中意境意象的含而不露、绵里藏针,“影灯漏月”“背面敷粉”中的结构技巧,都是中华美学的有意味表达。传统修辞的比兴、双关、借代、拟人、拟物、讽诞、谐趣等,更是为文学的诗性化表述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这些在疫情书写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像“昔我往矣,雨雪霏霏/今我归兮,风雨和煦”“昔我往矣,风雨凄凄/今我归兮,春满大地”,有效化用了《诗经》的名句,将远驰武汉的悲壮与战胜疫情返程的欢欣,表现得优雅而酣畅淋漓,有效传达了中华美学的风韵。“这个冬天不冷,阳光与心情一起发酵”,“此时此刻我怔怔地凝望着窗外的树,怔怔地望着怔怔如寒风中的人们,像树一样坚毅”,则将中国抗疫的时代行动,以洗练、微妙、敏锐的自我抒怀来表达,并融合进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诗性修辞中,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疫情书写并非简单直白的抗疫宣传,而是将时代心声艺术化、中国化、个人化的产物。
 
  当然,疫情书写中也有少量不甚和谐的异质杂音。像“感谢你,病毒君”之类刻意逐新求怪之作,以“湖北佬”“九头鸟”入诗流露出的地域歧视,或故意放大疫情的惨烈迎合某些人的阴暗心理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各种褊狭、投机性书写总会被明智的人们所丢弃,而朴实、凝重、刚健、热烈的主流疫情书写正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喜爱,成为新年伊始一道靓丽的文学风景线,其所践行的新时代文艺观也表现出了勃勃生机。或者说,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文艺观正在当下疫情写作热潮中强劲盛开、绚烂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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