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小说的“将真事隐去”和诗歌的“诗无达诂”，散文是最能见出作家性情和文学功底的文体。就散文的书写内容而言，不管是记人叙事也好，还是状物写景也罢，一篇散文，往往传达给读者的是作家真实的现实感受和情感体验。优秀的散文都是“有感而发”、行止随意、从容而为，悉数中国文学长河中那些闪耀着光辉的散文篇章，莫不感受到作家风轻云淡、挥洒自如的从容与优雅。这种从容与优雅源自于作家与之所处世界的一种密约：心无旁骛地专注有情有义的日常现实，用笔倾情记录“相看两不厌”的烟火世界。
刘琼的散文集《通往查济的路上》所书写的对象是“散乱”的，里面有游记、日常叙事、人物速写、现实思考、读书心得、艺术感悟等，这种“大杂烩式”的呈现，让我们看到了广义“散文”的包罗万象和丰富多彩。其中的作品长则五六千字，短则千八百字，参差错落，顾盼有情，体现出作者创作时随心所欲、不拘一格的消散心境。
《也是一件小事》记录了作者一次出差回来，在小区干活的农民工主动帮她将沉重的行李拿到楼上的事，农民工的善良与她起初心理上“担心被讹”的“小九九”之间形成强大的张力，作者坦言： “我的这种小知识分子的谨小慎微和自作聪明”同时也“遭到了一次严厉的嘲笑”。农民工的形象与品格的反差让“我这个看起来有文化有教养的城里人还在盘算怎么对付这些来城里谋生的民工，还在怀疑他们的善良”而“脸红”。作者进一步借助鲁迅对小知识分子皮袍下藏着的“小”来批判自己，言辞犀利，毫不留情，字里行间弥漫着深刻的反省、内疚、自责、悔悟。在结尾，当作者说“也许，有此感受的，还不止我一个人吧”时，正好回应了卢梭在《忏悔录》中的那句话：“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一样，请您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在《通往查济的路上》中，刘琼表现出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情感和温暖情义。《给雪村的礼物》，笔法洗练如罗雪村先生的画作，寥寥几笔就勾画出罗雪村先生的谦谦君子形象。《向努力站立的你致敬》行文收敛稳健，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叫蒋萌的青年的励志故事。蒋萌坐在轮椅上，精神却站着，正如有人评论史铁生时说：“他用他的苦难提高了读者的精神海拔。”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对坚强生命的颂歌，也体现出作者的悲悯情怀，为读者树立起一个生动的励志榜样。
刘琼记述人物有一个策略：不求面面俱到、泛泛而论，但求抓住一个点，然后耐心洇染，最后形成“管中窥豹”的效果。文章篇幅不长，但情感饱满，朴拙的语言背后体现着作者对散文精致书写的审美追求。其实，在刘琼的散文名篇《姨妈》中，我们就能察觉到作者娴熟的人物“速写”技能。“姨妈”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是作者将姨妈置于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中去审视，从而让我们在“姨妈”的身上体会到一代人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这一代人的命运遭际来自现实，直指历史。
《通往查济的路上》还收录了刘琼的一部分游记。优秀的游记作品并不仅仅是“记”游，就中国的游记文学传统而言，作家往往将自然景致的感发导向自我身世的感思，托物言志是惯常手法。王安石说：“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是为了“求思之深”。 “求思”、“抒志”的功利思想，不仅没有让中国的游记散文枯燥乏味，反而因为不同人的情思寄托变得绚烂多姿、意味深长。
刘琼的游记作品继承了中国游记的创作传统又别开生面、独具风格。在写法上，述古源史，注重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风俗文化的整合，再将自己的情感体验巧妙植入其中，从而显示出文质彬彬的艺术效果。在《通往查济的路上》中，作者从明代鸿儒查绛的一首诗起笔，交代了查济的地理位置，然后在儿歌式的问答中让我们领略到查济“寺庙亭台塔影下，小桥流水杏花天”的秀丽与素雅。笔随车行，在通往查济的路上，作者重在“路上”，不在“查济”，从“学堂”“桃花源”“徽州驴”“地名”“文人痴梦”五个方面展现出徽州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这五个方面，其实是通往查济路上的五个“岔口”。“学堂”的繁盛标示着徽州人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桃花源是陶渊明的乌托邦，但在刘琼的笔下，各种兵燹祸事在这里轮番上演，理想与现实的倒错，让我们的“桃源梦”染上了一层悲壮色彩，正如作者说：“连天战火跟前，长不出鲜美芳草。”“徽州驴”以“驴”喻人，我们看到了胡适的温良、中庸，陈独秀的倔强、任性，陶行知的坚韧、高蹈等，在斑驳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凭借“徽州驴”的脾性负重前行的身影，终究定格为徽州文化的一道道靓丽风景。“地名”和“文人痴梦”谈的都是地名文化。地名本是文化，每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名都是解读一个地方的文化密码。徽州的地名包括“徽州”在内，用诗意的符号凝聚着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在“地名”中，刘琼发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优势，书写出了徽州地名的诗意盎然和源远流长。当文字的旅程到达查济时，读者却还沉浸在对徽州的“痴梦”中，这样“顾左右而言他”的写法不仅没有偏离主题，反而从侧面迂回、含蓄地展示出查济之美。其他游记如《恋之町札幌》《泗水流，静静流》《维也纳、墓地和美》等，语言秀婉，文笔灵巧，写法与《通往查济的路上》异曲同工，但由于地域文化的不同，让这些作品又展示出不同的审美效果。
刘琼是典型的学者作家。《通往查济的路上》中，有一部分作品是她作为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介入，这些作品情理俱佳，显示了一个作家的济世情怀和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就写法而言，作者往往从生活现象出发，然后自然而然“滑”入正题并对其进行冷静思考。这些思考独到且深刻，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如《从扎耳洞开始》，从扎耳洞这个“女子专属”行为开始，谈论了文学史中的女性写作和男性世界中的女性形象。《新媒体时代的春节文化》中，作者认为“关于节日文化，要看到其对于一个民族精神和心理建设的重要意义。春节文化的现代化，最关键还是要在厘清春节文化的仪式本体、情感内核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对春节的文化价值的传播，强化对春节的文化感知。”就“资本和文艺的关系”，作者疑问：“我们是不是要把文艺生产都放在资本的盘子或市场的盘子里？”在《谁是遗产保护背后的推手》中，作者的思考是：“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而言，以全媒体为特征的大众传播是重要构件，清醒、准确、全面地认识大众传播的特性和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探索科学、有效、可行的保护模式，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再如《“研讨会”怎么开》《学客正沦为掮客》《是谁折断了“情怀”的翅膀》《“历史的”是首要标准吗？》等，光看这些题目，就能体会到一个知识分子冷静面对社会的态度和勇气。
最后，《通往查济的路上》让我们重新看到了散文集“百花齐放”的应有模样。刘琼的散文在情、景、事、理达成的平衡中，再一次显示出这种文体的现实阐释力和存在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