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开始，作家傅菲客居福建浦城县的荣华山脚下。“深山多古木多阔叶木，多山泉。”短短的这句话，蕴藏了六年的足迹与情感。他走过这座山中每一个野谷，爬过每一道山梁，溜达每一个荒滩，大自然每一天所发生的变化，在他眼里都是一次革命。这革命小到虫豸缓缓爬行，大到旷野一声惊雷，在有心人眼里，都是美。在自然中生活的傅菲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山地美学，践行着一种人与自然的同频共振。在以荣华山为主题叙述对象的大自然文学写作中，他也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
近期，这组写作以散文集《深山已晚》的面貌问世。作为一个对自然界敏感的人，他说，自己想做一个孜孜不倦的大自然布道者，并努力去实践，因为“万物在自然中，皆平等，和谐为至美”。
记者：生态文学中似乎天然地包含着一种疾呼的姿态，这也许和我们当下面对的实际生存境遇有关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所熟悉的是警钟式、为所面临的危机奔走呼喊的生态文学。而今，生态文学场域中的作品和写作理念愈加丰富，在你的观察中，这背后是否有某种普遍性的发展和变迁？
傅菲：我把“警钟式、为所面临的危机奔走呼喊的生态文学”理解为是一种“充满焦虑的生态文学”，表现出作家的时代责任、道义和良知。作家徐刚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上个世纪后期，他写出了《伐木者，醒来！》《中国风沙线》《长江传》等系列报告文学，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推动了个别地方立法，以保护生态环境。“生态”是一个空间环境概念，它具有“脆弱”“丰富”“轮替”等属性，由此衍生的文学形态，也更加丰富。我们对生态的认知越深切，表达的主题也越丰富。在我的理解中，“生态”不仅仅是具象的、客观的、可叙事的空间环境概念，更是一种与人休戚相关的高级文明。
记者：如此说来，对生态文明的关注，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带来的必然趋势。
傅菲：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因进入了工业时代，普遍爆发了生态危机，关注生态的学者、作家，也因此普遍充满了焦虑感，深思和探讨“人与自然” 的关系、“自然与文化” 的关系，以文学的方式，构建了自然哲学，以引领大众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自新世纪以来，尤其这十年，我国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使得生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肩负记录时代使命的作家，不可能缺席。可以说，生态文学出现丰富性的书写、普遍性的发展，是时代要求下的必然。
记者：但在我们目见的许多生态文学作品中，使命意识（或某种焦虑）和审美意识往往呈现一种博弈的状态，并使用着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这使得若在同一作品中尝试既审美又体现使命，切换时有生硬感且带有说教意味。你如何看待生态文学中的这两种意识及相互关系？
傅菲：“使用着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总结得非常到位。在我阅读当下生态文学时，深有同感。“使命”是责任，“审美”是学养。写生态文学的作家，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有使命，才会“发问”“追索”。在同一文本，出现“双手互搏”，还是作家本身出现了问题。我认为，作家与叙述对象，没有建立“它者即我”的情感交融关系，有认知但缺乏情感之水的浸润，以至概念化呈现，“观念”扼杀了审美，这是其一；作家认识“生态文学”这个文学样式，还比较浅显，缺乏前瞻性、高位意识，把所表达的思想，仅仅作为一种“观念输出”，成了说教，这是其二。
记者：所以，生态文学的重心是生态，但根基依旧在文学上。
傅菲：审美，是艺术的第一要素。写任何领域的文学作品，高品质的审美，是必须与要义。使命意识不能代替、也无法代替审美意识，甚至掩盖不了审美意识。有很好的审美意识，但缺乏使命意识，作品会很虚弱，没办法切入人心。胡冬林是我非常敬重的生态文学作家，他的名篇《拍溅》《狐狸的微笑》，既有强烈的使命感，又有诗意盎然的审美。苇岸的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更是如此。
在纵览世界生态文学经典作品时，我发现，写出经典作品的作家，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博物学家。甚至大部分经典作家，除了作家、博物学家身份之外，还有其他重要身份，如俄罗斯作家普利什文是民俗学家、英国作家理查德·梅比是电视制片人和主持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是思想家、约翰·缪尔是冰川地质学家、德富芦花是美育家，等等。他们渊博的专业知识、野外长期的实践，和深厚的文学学养，造就了他们美轮美奂的篇章。
在国内，胡冬林是动物行为学家、野外生活家，苇岸是生态观察家。所以，他们的生态文学作品，富有生机。当下，我们写生态文学的作家（包括我自己），专业学养不够，野外实践时间不充分，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记者：也有评论家认为，这种生硬感其实是对生态文学在理念上的误解所造成。如《瓦尔登湖》和《寂静的春天》都属于生态文学的范畴，却拥有不同的气息和意味，所唤起的感情也大相径庭。如果说生态文学自有其内在的一致性，那么这种一致性落脚在何处？
傅菲：生态文学是在自然文明孕育下的一种文学样式，伴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衍变。
美国是生态文学非常丰盛的国家，出现了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亨利·戴维·梭罗、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奥尔多·利奥波德、蕾切尔·卡森等里程碑式作家。
《瓦尔登湖》是美国生态文学的开山之作之一，梭罗写《瓦尔登湖》，所表现的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反思人“从何处来，我是谁，我去往哪里”，反思资本经济吞噬下的个体。徐迟先生在《译本序》说：《瓦尔登湖》是一本寂寞的书，恬静的书，智慧的书。蕾切尔·卡森所著的《寂静的春天》也是一本丰碑式的生态文学作品，作品中反思的是人类该如何自处、如何与自然相处。生态文学内在的一致性，或者说生态文学的核心，在于：人与自然如何构建科学的、和谐的伦理，重塑生命的价值，反思我们的日常生活，审视自己的内心。
记者：落到写作实际，在相关讨论中，人的主体性应该如何安放经常引发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生态文学所探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理所当然占据主体地位；也有人认为，既然旨在重新发现自然，人应当自觉出于“视觉工具”的位置。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傅菲：“人理所当然占据主体地位”这个观点，出自于万物归人类所用的实利主义。我不赞同。在大自然中，人只是物种之一。在时间的比例尺下，一个人与一只蚂蚁、一棵树、一只鸟，没有什么区别。“人应当自觉出于‘视觉工具’的位置”这个观点，把人的智慧看得有些低。我认为，生态文学既然旨在给大众自然启蒙、再度认识自然、确认万物的尊严、塑造万物的生命价值、呈现自然天籁之美、梳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的伦理、叠高自然文明，并藉此引导我们的生命走向。
记者：在谈及生命走向，想到你的新作扉页上的简介中，有一句定义为“自然伦理探究者”，如何理解？
傅菲：我理解的自然伦理，可以简单地概括：敬畏时间，尊重自然界发生的任何事情，尊重万物，人与万物平等共处，与自然共生共荣。在我散文集《深山已晚》的后记《在林中遇见约翰·巴勒斯》，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我以双脚、双眼，和一颗敏感的心，去“探究”。即，尽可能去野外观察，感受大自然的恩赐，思考生命的价值，阅读大量博物学书籍。
因为有了多年的野外观察，才有了散文集《深山已晚》，及鸟类系列、荒野系列散文作品。
记者：之所以读你的作品经常想到梭罗的《瓦尔登湖》，是因为其中的一种有种相通的疏离感：与人群远，与自然近。在阅读中作品中数次谈到孤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从自然整体性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的孤独是一种狭义的孤独，或者说是一种同物种间理解与关联的孤独，当背景板是自然万物时，孤独二字也何其渺小？
傅菲：“与人群远，与自然近。”这句话，让我动容。这六年的生活，我就是这样一天天过的。我深深体悟：没有哪一种植物、动物是丑陋的，大自然在任何时候，都是俊美的，无需任何装饰；任何气候和气象，都无比壮丽，只有人才会猥琐。
自然之中，人孤独，但不寂寞。孤独是生命的一种可贵积淀，与自然万物对话的一种状态。自然界由孤独之物组成，由渺小之物汇集。人只是其中之一。人的孤独，是与自然的一种内心呼应。
记者：连带所想到的，是关于独处的乐趣。对大多数写作者来说，独处的乐趣在于思考和与个人精神缠斗，但在你的笔下，独处的乐趣却是另一个方向的延展：在精神和思考层面完全放空，坦率地去感受自然。对于写作者而言，这种放空若是有“悟”，得到的是什么？
傅菲：放下自己，可得万物。当然，这个“得”是享受、参与，而不是占有。一个人，和自己玩，玩出无比的兴致，是因为对生命抱有热爱，活得从容自若。当我长期观察一种植物或者动物，我最大的“悟”：其实自己没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身外的东西没有恒久的价值。
记者：进一步而言，生活尽可能地贴近自然，写作者的感悟才格外鲜明和深入；同时，似乎只有对自然万物敏感而敏锐的写作者，才能真正接收到自然的动人心魄之处。对你而言，这其中是否存在一种因果关系？
傅菲：“接收到自然的动人心魄之处。”这句话说得特别好。这是一个内心非常丰盈的状态，淌着滚烫的爱的汁液。我拥抱世间万物，世间万物也拥抱我。我也因此螺旋式渐进。
记者：归根结底，生态文学近年来的繁茂生长，同时来自于一种文化层面的反思和醒悟，比如更宽泛、而不是紧张逼仄地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相较于短期成效，更倾向于重视过去向将来的走向等。想到你在作品中曾提到，看草木一天天的变化，看不够。对作家而言，这样的书写是否也是一种“无尽之美”的写作？
傅菲：我更多的是从哲学和文明两个层面，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之美无穷无尽，永不止歇。“我们走向哪里”，既是千古迷思，也是现实的心灵问题。在《深山已晚》的腰封上，有一句话“献给热爱孤独的人，献给迷失喧嚣的人”。我希望我们内心的困厄，在自然中得到纾解，我们不要在人生的大海上迷失。在审美上，我根植于东方古典：宁静、祥和、绚美、质朴。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始终遵循“有情、有趣、有思、有异、有美、有灵”的美学，讲述奇妙又平凡的大自然世界。
我怀有这个愿望：以最朴素的语言写出万物的卑微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