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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胜: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散文批评”

2020/6/6 8:36:43      来源:《当代文坛》 | 王兆胜      人气:322

 
  摘要:作家散文批评以其突出的学理性、学术性、前沿性、创新性,表现出与众不同也具有引领性的“散文批评”风格,其较强的问题意识也将“散文批评”提升到一个高度和境界。这些文本具有一定的经典性,也是不同时代发出的关于“散文批评”的最强音,整体上又表现出一种关于散文思想变革、文体创新以及更具前瞻性的努力追求,从而将“散文批评”带入一个更加自由奔放的场域。尽管作家散文批评具有随意性过强,不够全面、系统、科学等局限性,但发现和探讨其精神结构、文体特点、价值意义,特别是站在学院派角度观察其成败得失,是一项颇有意义的工作,以补正长期以来较为单一的学院派“散文评论”。
 
  关键词:作家散文批评;精神结构;文体特点;书写价值
 
  一、作家的“散文批评”不容忽视
 
  与学院派散文批评比较起来,作家的“散文批评”多为只言片语,不成体系;有时也言不由衷,随意而为。这就带来研究者的忽略,甚至对之往往不以为意。因此,较少有人从这一角度来探讨“散文批评”,也难以将之上升到理性和学术层面,并进行有价值的梳理、判断、概括和总结。其实,宏观系统地考察,中国近现代以来的作家“散文批评”如一条河流,一直在不停地流淌,这是一份不可忽略、宝贵的散文、文学和文化资源。
 
  作家随意就会谈到散文,有时还在只言片语中表达自己有价值的散文观。不论是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他们往往都会写散文,即使不写也都懂得一些散文,会谈及散文,这与纯粹的散文家谈诗、小说和戏剧相比,占比要多得多。可以说,如用学术的筛子,从作家的文学论中一定能筛选出无以计数的关于散文的言论,从而成为一个广阔无边的“散文批评”文本。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些具有随意性的散文言论中,有时又包含了关于散文的真知卓见,就像在人迹罕至的森林发现名贵的花木。比如,鲁迅曾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一文中,对“散文”有这样的看法:“我想,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此文主要不是谈散文的,谈散文的内容不多,但仅此一句就颇有价值:它成为散文文体解放的代表性观点,也成为散文批评的经典性表述,后来不断被引用、赞扬、遵从。“五四散文的自叙传色彩,成为其后散文不变的内容与作家自我审美的一个传统,而且成为散文延续至今的一个价值的标识,是作家实施自我审美对象化的价值定位。”其实,在作家的文本中,关于散文特别是精彩的散文之论很多,只要用心,哪怕是草蛇灰线也有价值,有的还有不凡的意义。
 
  作家对散文的专论较多,同样、相近、较近的“谈散文”的题目俯拾皆是,几乎在每位作家特别是散文家中都不难找到。只要对散文有感觉,不论是散文家、小说家、诗人、戏剧家,都有关于“散文”的阐述。换言之,到底应如何理解“散文”,不同作家几乎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认知,从而形成一个容量极大的谈论“散文”的文本。若对此展开研讨,就是颇有意思和意义的角度,也会生发出许多观点和观念。如冰心就专门写过《漫谈散文》《漫谈关于儿童散文创作》《我与散文》等,孙犁则集中写过《关于散文》《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散文的感发与含蓄》《散文的虚与实》《读一篇散文》《再谈贾平凹的散文》等。贾平凹专谈散文的就更多了,除了大量的散文作家作品论,他还写了《散文就是散文》《关于散文的日记》《对当前散文的看法》等。总之,只要你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都可从每个作家那里找到关于“散文”的专论和看法,而且每篇文章虽不长,往往都有心得和见解,令人眼前一亮。如贾平凹在《周同宾散文集》序中,就有关于散文的闪光看法,他说:“现在对于散文写法的见解颇多,但相当的一些仍是不说人也知道的空话、旧话。散文还是多让自由为好,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吧,各人有各人的情况,且现在散文还荒芜,本是各显其能的时候,何必要制造一些框式呢?”“有人讲散文是一种小说的准备,常听到有作指导的对那些学生说:先不要写小说,写散文练练笔吧。似乎散文是初级的玩意儿。此指导不但误了良家子弟,亦更大地侮辱了散文。我倒主张写散文的不妨去写写小说,写写诗和文论一类的文字。”由对一个散文家的点评,上升到对于整个散文现状特别是散文观念和文体的理解认识,所言是击中要害,也是精彩之论。
 
  年度评述和现象观察是作家“散文批评”的另一方式。由于每年都编散文选本,因为不少作家紧随散文创作,也出于对自身及其整个散文创作动态的观察和把握,出现作家一直跟踪散文进行批评的现象。如谢大光、韩小蕙、王剑冰、穆涛、甘一雯、徐南铁、彭程、冯秋子、祝勇等较有代表性。这些作家通过“散文现象观察”阐述自己的散文观,并成为散文批评的一支重要力量。除了各种散文年选的序言外,作家还出版与此相关的著作,从而以集腋成裘的形式形成另一种“散文批评”,较有代表性的有韩小蕙的《太阳对着散文微笑——新散文十七年追踪》、王剑冰的《散文时代》、穆涛的《散文观察》,不看内容但看题目即可见“散文批评”的气息和理念,这与一些学者的“散文批评”明显不同。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丰富、鲜活、有针对性、尖锐、有见解、贴近生活和地气,给人一种强大的张力效果。如穆涛的《散文观察》里有“稿边笔记”,是作为编辑、主编散文刊物的体会,后面就是“无所不谈”了,像散文的生态、在场、软肋、经验、文风、文字、抒情、冷暖等都有涉及和阐述,这是关于作家的“散文批评”的电光石火般闪烁。应该说,与学者对于“散文”的观察有很大不同,作家带着直接的写作经验直抵文本,充分运用自我的敏锐和审美态度,以展示自己的批评个性和艺术体验,给人以单刀赴会、力抵群雄、酣畅淋漓的强烈感受。
 
  整体、宏观把握散文的风貌,这在作家的“散文批评”中也形成突出态势。不要以为在知识体系、学理性、历史观、史识等方面,作家不能与学者相提并论,于是就只能发一些散文感想、写一点散文短论,即使进行现象观察也多是感性的;其实,作家也同样能写关于“散文”的宏大叙事,一种高屋建瓴、纵横捭阖、开风气之先的大论。这在周作人的《美文》、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林语堂的《论文》、余光中的《剪掉散文的辫子》、巴金的《随想录·序言》、贾平凹的《〈美文〉发刊辞》、刘烨园的《新艺术散文札记》都很有代表性。由于这些“散文批评”篇幅较大,学理性、学术性、前沿性、创新性强,所以表现出与众不同也具有引领性的“散文批评”风格,也将“散文批评”提升到一个高度和境界。这些文本具有一定的经典性,也是不同时代发出的关于“散文批评”的最强音,整体上又表现出一种关于散文思想变革、文体创新以及更具前瞻性的努力追求。这与学院派的“散文批评”形成并峙、对比、映照,显示了独特的价值魅力和难以代替的作用。
 
  总之,决不能因作家不是学者,其“散文批评”整体显得零碎,就忽略甚至无视其存在。我们应好好研究作家的“散文批评”,并探讨和发现其精神结构、文体特点、价值意义,特别是站在学院派角度观察其成败得失,这是一项颇有意义的工作。
 
  二、作家的“散文批评”价值独特
 
  虽不能将作家与学者的“散文批评”绝缘分开,因为二者之间还有作家兼学者、学者兼作家的两栖式类型,但以作家为主体身份有其独特性,这就带来与学者为主体身份的“散文批评”的明显差异。作家的“散文批评”因为“作家”的特性,也导致对于“散文”的理解的独特性。
 
  首先是在时代感、前沿性、前瞻性方面,作家的“散文批评”总给人以先锋的敏感,这是学者的“散文批评”难以比拟的。纵观20世纪散文批评史,作家往往总是以其特殊的敏感站在重要的历史关头为“散文”发声,希望散文能回应时代,发出自己的声响,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启蒙主义的倾向追求。早在五四时期,周作人面临散文多报章体、随感化、随笔式的状况,提出“美文”概念,希望散文从繁杂得包罗万象中分离出来,获得一种纯粹性。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是散文批评的重要文献,具有里程碑意义,直到今天还少有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其间对于“个性”的强调是五四新文学整体上的概括总结,时代的特色异常鲜明。巴金的《随想录·序言》正处改革开放之初的百废待举,于是讲真话、真情实感成为散文随笔的主导倾向,可以说,这篇序文开辟了一个时代。贾平凹的《〈美文〉发刊辞》也是时代的鼓与呼,是在不满于当时散文现状而进行的理性自觉追求,作者写道:“我们倡导美的文章。为什么办的是散文月刊而不说散文说的是文章?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我们确实是不满意目前的散文状态,那种流行的,几乎渗透到许多人的显意识和潜意识中的对于散文的概念,范围是越来越狭小了,涵义是越来越苍白了,这如同对于月亮的形容,有银盘的,有玉灯的,有桔的一瓣,有夜之眼,有冷的美人,有朦胧的一团,最后形容到谁也不知道月亮为何物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形容也不要,月亮就是月亮。于是,还原到散文的原本面目,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我们的杂志挤进来,企图在于一种鼓与呼的声音:鼓呼大散文的概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真正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刘烨园的《新散文艺术札记》则提出“新艺术散文是相对于自古以来的艺术散文也是相对于‘大散文’而言的”,这显然是要创出一种更具艺术气质、又能与时代相融的散文,所以作者说:“新艺术散文虽然还没有或由于时代的要求尚不可能形成弥漫的趋势。”“它不再仅仅是现实的阐述和‘轻骑兵’,已经大量地进入了想象、虚构和组合;它不再‘完整’、明晰,变得更主观更自我更灵魂更内在也更朦胧更支离破碎;它更重意象和内韵更多元更立体更质变更有挣脱感,不再水墨画油画小号长笛二胡柳琴萨克斯管,不再可以一一归类为游记哲理抒情描写叙事小品长赋笔记,甚至难以说清它到底该叫什么。因为它还在萌芽、生长,属于朝阳而非夕阳落山的艺术。”显然,这是现代主义散文在新时期开风气之先所发出的灵魂的呐喊,希望改变长期以来散文过于单薄、稀释、平庸的局限,与余光中在20世纪60年代的倡导构成双音齐奏。韩小蕙、王剑冰等人一直敏锐跟踪散文发展新动向,韩小蕙写了《散文又面临转折关头》《散文大变革时代到来了?》,王剑冰写了《散文时代的进入与拓展》《时代散文的本质观念》《散文的时代特征》《新时代散文的三次革命》《散文时代的文化散文写作》《时代散文的生活情怀》《散文时代的先锋写作》《散文时代的主流方向》,还有《散文时代的女性作家》《散文时代的新生代作家》等等,可以说,作家的“散文批评”如同四季一样能敏感把握时代变化,并且与散文、文学、文化的创新紧密相连。
 
  其次,有较强的问题意识,探索性、创新性、革命性,从而将“散文批评”带入一个更加自由奔放的场域。比较而言,学院式“散文批评”偏于学理性,所以往往在一些方面滞后于作家的“散文批评”,同时跟在现象后面阐释的特点比较明显,缺乏作家的“散文批评”的突破意识和创造激情,也少有其褒贬臧否、我行我素、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采。如林语堂的《论文》若在学院派笔下一定是概念、理论、逻辑的产物,给人做文法讲义也未可知。然而,在林语堂笔下则成为一种大胆放逸、激情奔放的创造性活动,其间的情思、奇妙、节律、言辞以及心绪都如天地变幻般展开,令人叹为观止。林语堂这样说:“文章何由而来,因人要说话也。然世上究有几许文章,那里有这许多话?是问也,即未知文学之命脉寄托于性灵。人称三才,与天地并列;天地万物,仪态万方。岂独人之性灵思感反千篇一律而不能变化乎?读生物学者知花瓣花萼之变化无穷,清新富丽,愈演愈奇,岂独人之性灵,处于万象之间,云霞呈幻,花鸟争妍,人情事理,变态万千,独无一句自我心中发出之话可说乎?风雨之夕,月明之夜,岂能无所感触,有感触便有话有文章。”在《个人笔调》一文中,林语堂写道:“实则作清新可喜之句,亦须有胆量。白话固已推翻文言之烂调。而白话文人,我看仍极不自由,每每欲以文饰其隔,以致有‘心弦的颤动’‘快乐的幸福’等新烂调出现。毛病不在意中着想,只在文中着想,长此下去,必又回到干枯状态。今代文人之最大任务,在如何将现代语锻炼起来,使表现力增加,而欲如此,非自个人笔调中求之不可。”如此论文,反映的是作家的“散文批评”文体意识和思维创新能力较强,是属于放任自流、无所顾及、切中时弊那一类。还有余光中的《剪掉散文的辫子》,这是一个更为大胆狂放的“散文批评”文本,作者这样评说:“我们生活于一个散文的世界,而且往往是二三流的散文。我们用二三流的散文谈天,用四五流的散文演说,复用七八流的散文训话。”显然,余光中对20世纪60年代台湾的散文表示极大的不满。穆涛在《高度和深度》中,着意强调以下方面:“人是活精神的,散文要活起来也须出精神”,“没有力量的散文,剩下的只是概念罢了”,“散文要‘自己’,要有自己的看法”,“正襟危坐和一筹莫展不是散文,至少不是好的散文,散文家行行好吧,让散文多生动一些”,“《美文》生来就重视散文的新视野、新写法和新作者”,“散文写作的方法要出新。但这新,不能只是翻新”,“文而不化不叫有文化”,等等,这些都是真知灼见,如老树开花,非一般学人的“散文批评”所能言。王剑冰的《正视才能发展——散文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也不避散文之短,为散文创作把脉,如“直面社会与现实的作品相对减小”“大散文的泛滥”“真正的精短美文的缺失”“重复性写作的弊端”“散文创作中的理论色彩偏浓”“散文创作中的小说化倾向”“官员写作的不良后果”,都可谓切中时弊,如尖刀一样锋芒毕露。韩小蕙在《90年代散文的八个问题》中,“关于创造精神”谈得甚好,并表示:“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革新和创造,散文仍然迈着老夫子的方步,花前月下,古道西风,充当茶余饭后的闲文;或者蓝天白云,红旗猎猎,成为紧跟形势,图解政治的传声筒,都不可能得到今天这种大繁荣、大发展的局面。”由此可见,作家的“散文批评”显然要直接有力得多,也谈微言中、一语中的,不像许多学者的“散文批评”围着主题绕圈子,甚至不温不火、言不由衷、词不达意。
 
  再次,作家有实践经验,也有较好的文学与美感训练,所以写出来的“散文批评”既脚踏实地、有针对性,又风格多样、美妙动人、摇曳生姿。时下的学院派“散文批评”往往缺乏文学性,难给人以美感享受,有的甚至被各种概念、理论缠绕,导致知识、思想、理论的膨胀和爆炸,有的不忍卒读以至于令人生厌。作家的“散文批评”整体而言没有此弊,颇值得一观。第一,不少作家的“散文批评”很有针对性,能点到散文创作的穴位,令人信服和惊喜。如对时下散文局限的批评,作家普遍认为,不论是篇幅上的枝蔓修长,还是过于随意的碎片化,抑或是虚情假意、故弄玄虚,都是值得注意的,所以要走崇“实”忌“虚”、重视锤炼、写精短的散文,这几成共识。在这方面,孙犁、臧克家颇有代表性。如孙犁表示:“我们常说,文章要感人肺腑,出自肺腑之言,才能感动别人的肺腑。言不由衷,读者自然会认为你是欺骗。读者和作者一样,都具备人的良知良能,不会是阿斗。你有几分真诚,读者就感受到几分真诚,丝毫作不得假。”“有些散文,其不足之处,可以归纳为:一、对所记事物,缺乏真实深刻感受,有时反故弄玄虚。二、情感迎合风尚,夸张虚伪。三、所用词藻,外表华丽,实多相互抄袭,已成陈词滥调。四、因以上种种,造成当前散文篇幅都很长,欲求古代之一千字上下的散文,几不可得。”臧克家认为:散文“要有章法,注意集中表现,讲求结构,使散文‘不散’。这个‘不散’,就是不松松垮垮,要精美。不论写景色,写人物,写随笔,写书信,写事件……都应长短适度,不蔓不枝。”其实,贾平凹、穆涛等强调散文的结构,特别是散文要注重细节,甚至认为散文的细节比小说等文体还要重要。穆涛在《短文是难得的》一文中说:“短文是难得的。话少的人金贵,一个人进了人群言语金贵,是敬人,也得人敬。”在《实与新》一文中又表示:“现在的新散文作家中有一种‘务虚’的倾向,写农村,是记忆中的,或理性中的乡村;写城市,则写咖啡馆,茶座,或街道上有一个孤独的人等等。这是一种诗意,但也是一种回避,是美好的不着边际。”所以,他强调散文的“实”与“新”。第二,作家的“散文批评”普遍充满感性、悟性、美好,是一些可欣赏愉悦的审美评论。周作人曾说:“只要表现自己而批评,并没有别的意思,那便也无妨碍,而且写得好时也可以成为一篇美文,别有一种价值。”林语堂的“散文批评”文采斐然,可拿来当美文读;余光中的则充满诙谐的诗意,在动人的节奏和智慧的分析中,给人以才华横溢的感觉;贾平凹的如一块块晶莹的玉佩,在温润中尽显散文作家作品的魅力,像对孙犁、张爱玲等人的散文创作点评,就极其精彩,那是一种美感享受。值得注意的是,擅用比喻是作家的“散文批评”的共性特点,可见其美好质地。比如,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中,余光中将那些不满意的散文称为学者散文、花花公子的散文、浣衣妇的散文等,并解释说:“花花公子的散文,毛病是太浓、太花;浣衣妇的散文,毛病却在太淡、太素。后者的人数当然比前者少。这一类作者像有‘洁癖’的老太婆。她们把自己的衣服洗了又洗,结果污秽当然向肥皂投降,可是衣服上的花纹,刺绣,连带着别针等等,也一股脑儿统统洗掉了。”“这种稀稀松松汤汤水水的散文,读了半天,既无奇句,又无新意,完全不能满足我们的美感,只能算是有声的呼吸罢了。”贾平凹的“散文批评”多用比喻,精妙绝伦,有美感享受,可细读中玩味。如他在《读张爱玲》一文中写道:“女人的散文现在是极其的多,细细密密的碎步如戏台上的旦角。”“张的散文短可以不足几百字,长则万言,你难以揣度她的那些怪念头从哪儿来的,连续性的感觉不停地闪,组成了石片在水面一连串地漂过去,溅一连串的水花。”“张是一个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招听,是会说是非的女狐子。”几句生动形象的比喻一下子就将张爱玲及其散文写活了。
 
  作家的“散文批评”靠的主要是自己的创作实践、人生智慧以及古今中外已有的散文传统,所以没学院派那么多概念、逻辑推演、理论阐述,而是关注现实、有真情实感、创新性强,特别是充满文学性和审美趣味。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创作,一种基于散文问题、散文作家作品所进行的再创作活动,所以也就有了更多来自内心的思考,也有了具有个性化的独特见解和艺术表达。这是学者的“散文的批评”所缺乏的,也是难以做到的。
 
  三、作家的“散文批评”也有短板
 
  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事实上,对同一事物的评价,如角度变了,其结果也会有所不同。作家的“散文批评”也是如此:它有学院派没有的长处,从而弥补了学者的“散文批评”过于理性、沉闷甚至乏味的不足。但是,作家毕竟不是做研究的,他们的“散文批评”也就不可能没有漏洞,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局限。
 
  随意性过强,不够全面、系统、科学,这是作家的“散文批评”的第一个局限。作家谈散文,基本不站在研究角度进行,即使像郁达夫、余光中的长篇大论也是为了完成任务,表达一己感受,所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和《剪掉散文的辫子》完成后,也就没了下文。还有,韩小蕙、王剑冰、穆涛等人主要是基于编辑散文年选或刊物来评说散文,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孙犁、臧克家、贾平凹等多是点评式地谈论散文。这就带来不仅整体上作家的“散文评论”缺乏整体感、系统性和科学研究,就是具体作家的“散文评论”也多没有必然联系,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和逻辑性,有的题目本身和具体内容多有重复,这就必然带来随意性、感想性和碎片化的特点。以余光中的《剪掉散文的辫子》为例,当他说“现在,让我们来分析分析目前中国散文的诸态及其得失。我们不妨指出,目前中国的散文,可以分成下列的四型”,哪“四型”呢?作者认为是学者散文、花花公子的散文、浣衣妇的散文、现代散文,其实,这种划分并不科学,过于随意和凭感觉而为,因为“四型”的划分并非依据同一标准,有些重叠和混乱。难道学者散文与现代散文可以分开吗?学者散文中也有“花花公子的散文”和“浣衣妇的散文”吧?同理,现代散文中也同样包括学者散文,如果从合理性、科学性来看,余光中的“四型”划分是经不起推敲的。另如,1959年在冰心写的《关于散文》中有这样的开头:“散文是我所最喜爱的文学形式。”但是,在1985年《我与散文》中,冰心也有类似的开头:“散文是我写作时最常用也最爱用的文学形式。”前后文的句子几乎一样。这样的高度重复重合虽相去二十多年,但也表明:冰心对散文的谈论是非常随便的,也没有科学的缜密思维。某种程度上说,作家的“散文批评”是经不住用严格的科学标尺进行衡量的。
 
  缺乏学科研究背景和学理性基础,这是作家的“散文批评”的第二大局限。众所周知,学术研究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靠感觉、灵气和想象即可达成,而是要有坚实的前期研究成果作支撑,更要站在前人的肩头进行创新性推进和发展。没这一点,作家的“散文批评”就会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一方面,由于不少作家是有学术背景的,如鲁迅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有《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林语堂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并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余光中写过评论也在大学教过书;然而,也应该看到,他们主要是作家,所走的路线主要是作家式的“散文批评”,这就决定了其“散文批评”的背景和特点。比如,林语堂除了语言学研究,还是《红楼梦》研究专家;但对于散文研究的成果却不多,这就难免带来其“散文评论”的外在化状态。同理,在研究贾平凹的“散文评论”时,我们发现它与周作人、余光中的关联性,然而,由于不是学者,贾平凹未能建起前后的因果联系,也未在继承与创新上谈及前后关联。比如,贾平凹在谈《美文》杂志的发刊词时,对“美文”虽有“大散文”的定义;但却只字未提周作人的“美文”,也未为二者架起桥梁,这就失去了历史性关联,难以区分他的“美文”与周作人有何异同,否则他自身的特色与价值就很难讲清楚。这与学术研究讲究继承与创新二者的关系大为不同。在此,可与学者的“散文评论”进行比较,以显示贾平凹的局限性。有学者曾认为,周作人提出“美文”这一概念是有贡献的,因为“把‘美文’转化为记述类论文即叙事抒情散文的文体概念,在中国始于周作人”,因为原来的“美文”还“都泛指文学门类或文学属性”,还不是所特指的散文文体概念。不过,作者并未局限于此,而强调“美文”概念的提出不是始于周作人,而是日本的太田善男的《文学概论》,并表示:“这对周作人的散文分类、归属和‘美文’命名,应该是有直接影响的。”两相比较,就可看出作家与学者的“散文批评”在学科意义上的明显差异。还有,贾平凹曾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散文就是散文》,但余光中在《剪掉散文的辫子》曾说过同样的话:“散文就是散文,谁都知道散文是什么,没有谁为它的定义烦心。”在《美文》杂志发刊词中,贾平凹也直接用鲁迅的话“散文大可随便”。有趣的是,贾平凹都没加注,如是学者研究那就会违犯学术规范;然而,对于作家就没那么多顾忌和前提考量。这种情况在余光中的“散文评论”中也同样存在,如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中,余光中这样写“浣妇的散文”:“浣衣妇的散文,毛病却在太淡、太素”,“这些浣衣妇对于散文的要求,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她们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她们的散文洗得干干净净的,毫无毛病,也毫无引人入胜的地方。”然而,林语堂1934年写的《论谈话》中却有这样一段话:“当我们听到一番真正的谈话或读到一篇美妙的小品文时,我们却如看见一个衣饰淡抹素服的村女,在江岸洗衣,头发微乱,一纽不扣,但反觉得可亲可爱。这就是西洋女子亵衣(negligee)所注重的那种亲切的吸引力和‘讲究的随便’(studied negligence)。一切美妙的谈话和美妙的小品必须含着一部分这种亲切的吸引。”如果两者对读、并观,就会发现余光中与林语堂的接近、类同甚至灵活化用:二者都用“洗衣女”形容散文,都注重其“淡”与“素”,只是一个用“太淡、太素”,一个用“淡抹素服”。而且,余光中将林语堂对洗衣女(指代小品文)的欣赏,一变而成对于散文(指浣衣女的)批评和否定。从严格的学术规范看,这样的关联和化用是明显的,余光中应加以注释;但作家不会像学者那么做,说不准这一用法在林语堂那里也不一定是原创。但不管怎么说,作家的“散文评论”仍有明显的局限:缺乏学科研究的前提及其学术规范。有时,将作家和学者的“散文评论”两相比较,就会发现:学者也有作家需要学习之处。这主要包括严密的逻辑、精约的表达、科学的规范、历史的眼光、惊人的耐心、求真的态度、创新的意识,等等。
 
  作家的“散文批评”可能还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但却不能因此忽略甚至无视其存在价值。这就需要从学者的“散文批评”视角对之进行审视,也需要在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视角尤其是二者的关系中进行理解,还需要从文学、文化、思想与智慧的视野对之给予评估。一句话,要以更加广泛、细致、具体、深入的态度梳理和审视这一重要的宝贵资源,以补正长期以来较为单一的学院派“散文评论”,并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进一步完善、发展和提升其境界和品质。这对于整个散文批评、散文研究、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都不无价值。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两岸现代中国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ZDA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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