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乡的许多楚墓里，都能找到“告地书”。所谓“告地书”，即是阳间之人为死者前往阴间世界所写的介绍文书，字字句句，往往视死若生，今天读来，仍然令人为之深受触动：它们如此服膺于天道和正统，却又如此美而自由；与“告地书”诞生差不多同时，屈原写出了《天问》，我们同样会发现，一如“告地书”，在那么久远的年代里，一个人便持续对上天展开了发问与倾诉，在其中，疑惑有之，迷乱有之，但天之高远与人之热望更有之，一如里尔克所言：“如果我叫喊，谁能从天使的序列中听见我？”
这便是创造。我们的传统，从来不是死水一潭，而是充满了挑战和冒险，今日里被我们供奉的经典，在它诞生之时，无不是大闹天宫的产物——在屈原之前，我们几乎从未发现还有人像他一样去将香草比作美人，以此开启以物喻人之传统，但是，自屈原之后，太多字词和物事都未能入诗，即是说，诗与生活，并未能真正合二为一，直到杜甫出现，无数普通人的影子和生活，才在诗歌里得到了命名和证明，并以此构成了新的传统，也因此，我们得以发现：传统之为传统，正是因为它在不断地获得新生。
而今正是重新拥抱传统之时。当此之际，在西方现代文学传统与中国人的生活相结合如此之久后，在我们的文本中，那些能够真正印证此时此刻中国人面目的典型人物，仍然少之又少，我们甚至有可能发现，太多此时的感受与体验，太多我们所亲近的同路人，在大量的文本和叙事范式里是无法安放得下的，仅以中国式的情感为例：“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如何安放？“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如何安放？而这样的情感体验，在我们的今日遭际中，可有一朝一夕一时一刻曾经断绝过？
船山先生王夫之论诗之时，尤重“正统”二字，在他看来，《古诗十九首》便是正统，它们好就好在知耻，在我看来，这“知耻”所强调的，其实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伦理边界，《古诗十九首》如此深切、正当而新异地肯定了日常生活，当然体现了创造的力量；而另外一面，它们所展现的日常生活，既是人伦，更是天道。如果逾越了这样的人伦与天道，那便是不知耻——是的，在今天，再次回到传统之中，寻找到挑战与冒犯的勇气，重新激活今日的生活和词汇，这绝不仅仅是在进行美学上的创造，而是通过这些创造，我们得以在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紧迫的关口，又一次去分辨、明晰和建立了我们的伦理边界。
何以重新拥抱传统，并且寻找到它最动人的力量？朱熹曾说过“充实”二字，所谓“充”，就是尽可能去扩大自己的生活场域；所谓“实”，强调的是尽可能地去及物，让命运帮助你验证和挑选出属于你的词汇。而这条路正是屈原和杜甫走过的路，也因此，他们成为了中国文学的“父亲”。唯有成为“父亲”，生下儿女，去命名，去抚育，我们才能配得上继续去做传统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