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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谈枕边书

2020/5/29 8:31:11      来源:中华读书报 | 宋庄      人气:356

  您的枕边书会经常变化吗?
 
  毕飞宇:这个还是要看年纪,我在年轻的时候枕边书经常变,人到中年之后,变化的频率就慢了,实际上枕边书的功能也变了,它成了一种特殊的阅读,带有自我奖励的性质,就是临睡之前让自己舒缓一下。年过半百之后,我发现我的枕边书又有了新功能,主要是培养睡意。假如我的床边有一个录像设备,俏皮一点说,我相信我读枕边书的画面和电影上的死亡也差不多,先是阅读,最多半个小时,眼皮子就耷拉下去了,挣扎几下,然后,手一松,一本书从我的手上滑落下去了。
 
  它们通常是那些?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毕飞宇:这个我要回顾一下,二十多岁的时候肯定是文学作品居多,尤其是冬天。那个时候没有空调,我很喜欢在半躺在被窝里头读书,这个非常舒服。读小说我还是有点经验的,故事性太强的书我不会放在床上,那个相当危险,为了追情节,搞不好一夜就没了。我记得有一年的冬天我开始读功夫小说,一读就是一夜,这个很糟糕。后来我就变聪明了,选择一些阅读难度比较大的哲学类,之所以选择哲学类,是因为我有了一个发现,读哲学书你很难坚持太久。这个差不多就四十多上下的事情。
 
  再后来我就有点迷恋人物传记了,尤其是和科学沾点边的那种,许多东西都不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内,它足以让人好奇,也不至于过于兴奋。我最爱的一本人物传记是《爱因斯坦传》,它有一个特点,介于读得懂和读不懂之间,我个人比较偏爱这一类的枕边书。它们不是专业书,但是,带有艰涩的专业性质,你似懂非懂的,同时也不用考试,没有压力,这个就比较有意思。这一层意思很难表达,为了说清楚,我还是举例子吧,——它和我个人的童年经验比较吻合。我在童年时代经常站在河边,幻想着自己能够跳过去,我知道自己不可能跳过去的,也没有尝试过,可是,幻觉始终在,总觉得将来可以。我就那样站在河边,一站就是老半天。我想我已经表达清楚了。
 
  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
 
  毕飞宇: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点忧伤的话题,从2016年3月开始,我的枕边就不再有书了,我已经彻底告别了枕边书。我在2016年的3月做了一次腰椎间盘手术,谢天谢地,手术很成功。但是医生警告我,我再也不能半躺在床上看书了,那个姿势对椎间盘的压力是巨大的,尤其在席梦思上。我必须听医生的话,不听也不行啊,如果我不听,第二天就会有报应,腰部的反应特别地大。手术之后差不多有一年多,我还是很艰难的,我的睡眠备受摧残,主要是睡觉的程序给打乱了。在枕边读书是我几十年的习惯,一下子没有了,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我都需要适应。理论上说我是可以看手机的,但是,这不一样,很不一样。一说起这个我就十分心疼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手不释卷的人,读了一辈子的书,后来眼睛不行了,做完了手术就告别了阅读。
 
  这些枕边书,给您带来什么?
 
  毕飞宇:我觉得没有给我带来什么,诚实地说,我躺在床上看枕边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企图,求知啊或者寻求慰藉什么的,都没有,就是一个习惯而已。我是一个写作的人,习惯于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内部,阅读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可以帮助我把所有的注意力拉到外面来,这个转换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睡眠。如果一定要回答枕边书对我的作用,那就是让我安静下来。
 
  您喜欢什么样的枕边书?
 
  毕飞宇:我对枕边书的作者当然有要求,他的文字必须好,要非常好,干净,典雅,句子的长短合适,我就这么一点要求。好作家多了去了,但是,文字好的好作家其实也没那么多。在现代汉语文学当中,周作人、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的文字都是一流的,老实说,我也不是特别地爱他们,他们的书我基本上都是躺在床上看的。他们也没有鸿篇巨著,篇幅也比较短,关键是不烧脑子,拿这些人的作品做枕边书再合适不过了。鲁迅的文字也好,却不适合放在枕边,鲁迅的文字动作性太强了,看着看着你就要动情绪、动肝火,你就想干些什么,这还怎么睡觉呢?如果你一定要逼我,我会说,周作人也许是最好的枕边书作家,他的作品还有一个优势,耐嚼,你可以反复阅读,一般的作家真没有这样的品质。
 
  哪一本书对您有较大影响?
 
  毕飞宇:卡尔维诺《为什么要读经典》。这是一本好书,我给许多人推荐过。读完了之后我意犹未尽,又把帕慕克的《哈佛讲稿》给翻了出来。这两本书我差不多是一前一后读的,它们的本质其实一个样:写小说的人讲小说。比较下来,卡尔维诺更适合我的口味,他读得特别好,很具体。老实说,讲小说讲得更好的人一定是批评家,他们宏观,有大视野,史学素养和逻辑能力都是写小说的人没法比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遗憾,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他们很难感同身受。其实我对作家的讲稿没什么兴趣,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去做讲座了,要是整理起来,估计能出一堆书,可我觉得没什么价值,都是口水罢了。是卡尔维诺改变了我对这一类作品的看法,也让我看到了这一类作品的价值,这个影响是实打实的,要不然我也不会整理和出版《小说课》。当然,最直接的动因还是丁帆教授,丁二爷一是引诱二是高压,我也就从了。
 
  有什么书曾激发您的写作欲望吗?
 
  毕飞宇:这个有的,年轻的时候尤其是这样,读着读着,突然被人家掀开了天窗,产生了动手的欲望,这本来就是小说家的一个常态。当然,这个路径通常都是间接的,一般说来并不具体。在我的写作历史上,因为阅读直接导致了某个作品的诞生,只发生过一次,我以前好像已经说过了,那就是阅读《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导致了《地球上的王家庄》的写作。《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是李敬泽的旧作,大概是世纪初出版的,读者并不多,这本美轮美奂的“小册子”曾经是我的枕边书。多年之后,它改版了,书名也换了,叫《青鸟故事集》,一再版就成了爆款。细心的读者可以去翻翻,《青鸟故事集》里有一句话,说:“古罗马人的地理是想象力的地理。”这句话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现代版和国际版。这句话刺激了我,“我的地理”凭什么就不是“想象力的地理”呢?《地球上的王家庄》就这么来的。这个小说我可能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写完了,具体的写作细节我可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估计是太快了、太顺了,几乎就是一个空白。对了,《青鸟故事集》里头还有一句话,也很神,我也很想写个短篇。现在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毕飞宇:我想这样说,读枕边书的心理有时候是比较幽暗的,它的体验非常地独特。我记得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大概是在《雨天的书》里头说的,他说,生病的时候最适合读线装书。我这个年纪的人大多没有读线装书的经历,可是,有一年,一个朋友送了我一套线装的《红楼梦》,天蓝色的封面,又大又薄,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在家和尚了。我也没病——这话听起来点别扭哈,我也没病,却尝试着去寻找病中拿起线装书的感觉,老实说,味道好极了,周作人说得对,线装书轻,手腕子一点也不费力,字体也很大,刹那之间我就有了很冬烘和很腐朽的快感。这种体验相当地蛊惑,总觉得自己的上一辈子是一个纨绔子弟,雪夜闭户、红袖添香什么的。我想说,对中国人来说,腐朽的旧文人气息确实很迷幻,是根性的东西,一不小心你就能把你罩住。我很警惕这个东西,绝不放纵自己。那套线装的《红楼梦》只在我的枕边滞留了个把星期,我就把它撤了。这东西不能玩,我不能让自己变成那样的旧式文人,我的阅读体验告诉我,旧文人的趣味是很可怕的。
 
  您最有意思的枕边书是哪一本?
 
  毕飞宇:应该是《圣经》了吧。把《圣经》当做枕边书,我没有不敬的意思。具体的原因是这样的,西方的小说经常涉及《圣经》的内容,这对我来说是个麻烦。为了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我决定把《圣经》好好地读一读。首先我要说,我读《圣经》和信仰无关,我和《圣经》的关系就是一个读者和一本书的关系,很纯粹。但是,后来我喜欢上了《圣经》这本书,这是真的,有一段时间我也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每晚睡觉之前都要读一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圣经》到底是《圣经》,极为恢弘,它所调动起来的阅读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有深刻的异己感。我想这样说,任何一个想成为小说家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圣经》,耶稣是如何成为耶稣的?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也是一个虚构的过程。最大的现实和最大的虚构都在《圣经》里头。这里面包含了人的基本问题,它关乎怀疑,也关乎信念,它是先验的,似乎也是确证的。作为一个读者,我想强调,在信仰之外,文学的《圣经》也足够迷人。
 
  哪些书对您的思维影响最深?
 
  毕飞宇:这个说不上,思维这个东西太宏阔,也太抽象,我真的说不好。如果一定要说,我只能跳出枕边书这个范畴了。就我的思维而言,我觉得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对我有比较大的影响。这本书很厚,我花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才把它啃完。我想这样说,这本书对我的帮助比较大。怎么说呢,我是写小说的,就天性而言,演绎的能力几乎就是天生的,但是,我不善于归纳,许多作家似乎都不善于归纳。我个人有一个感觉,我现有的归纳能力是《西方美学史》给我的。《西方美学史》当然是西方美学的历史,它是一本史书,但是,谁能想到呢,我居然获得了别的。阅读最大的诱惑也许就在这里了,你永远不知道你会获得什么。
 
  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您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
 
  毕飞宇:我的书架上大多是学术书,虚构类的极少。实际上我的书房我很少用,我也不在那里写作,我的书房基本上就是一个小仓库。是仓库就必然存在一个处理的问题,好在我在老家有一个市民图书馆,虚构类的图书我基本上都送到了那里。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毕飞宇:是的,我是那种喜欢回头阅读的人,我就是迷信经典。至于怎么回头,许多时候也不取决于我,反而取决于外部的环境。某种程度上说,阅读只是代偿,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回过头去阅读经典。从春节到现在,我挑了几本鲁迅,对我来说,他一直活着,从未远去;我找来了《神曲》,除了吓唬我自己,对的作用似乎也不大;每天读几首《诗经》,我真心觉得《国风》实在是不可思议;《红楼梦》我好几年没碰它了,此时此刻,我就觉得《红楼梦》十分无聊;我对卡夫卡的评价一直不高,就在上个月,我重温了《变形记》,我突然发现我是有可能喜欢他的,我们都有可能流出那些“咖啡色的血液”。
 
  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毕飞宇:由无中生有所导致的信。你去读《圣经》,最关键的关键词就是信。信是一个过于艰难的东西了,那么,小说的信体又现在哪里呢?有读者偷偷地告诉你,你所写的一切就是他,这就写作最大的魅力。其实,语言不是物理材料,它不能建构任何东西,一个作家可以在没有浪费任何自然物质的前提地下建构了他的世界,同时抵达了信,或者说,让你的读者选择信,这不只是魅力,简直就是荣耀。
 
  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深?
 
  毕飞宇:美国诗人施耐德。那是十多年前了,在香港,很小的范围,就四五个人。他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有视觉魅力的一个男人了,他的身上具有不可思议的静。实际上,整整一个晚上,我都不知道他是施耐德,因为他们都在用英语闲聊,只有我一个配了翻译。到了第二天的上午,我突然犯过想来了,那个老头怎么那么熟悉东方文化的呢?不会是施耐德吧?我就打电话,一问,Snyder果然就是施耐德。我特别地遗憾。其实事先也介绍了的,是我的英语反应迟钝,我把Snyder听成了纳艾德。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已故的,您希望是谁?您希望从这位作家那里知道什么?
 
  毕飞宇:茨维塔耶娃,这个没有疑问。我承认她很吸引我,我甚至愿意承认我很爱她。事实上,这个茨维塔耶娃也许并不存在,是我从诗歌、相片和人物生平当中臆想出来的一个女人。我不想从她那里知道什么,相处就可以,处不来也没关系。我很想为她考一片面包,看着她吃下去。
 
  如果允许您带三本书去一个无人岛,哪三本?
 
  毕飞宇:我会带一本《现代汉语字典》,别的书我都不会带。我会每天翻翻字典,保证我的语言能力就可以了,其他的我都不要。在无人岛上,我宁愿选择动物的生活,我会尝试着和动物们交流。我知道,在那样的情况下,苏格拉底和孔夫子是帮不了我的。
 
  如果您可以请一位作家来谈谈枕边书,您会请谁?
 
  毕飞宇:既然是胡说,那我就胡说。屈原我不会选,这样的人适合远处看,我可没那个精力去安慰他。陶渊明肯定也不行了,他醒的时候少,醉的时候多,那就没意思了。李白也不行,我哪有那么多的钱去伺候他呀。杜甫就更不行了,两个愁眉苦脸的家伙最好永远不要见面。说来说去还是苏东坡好,说话投机不投机我也不知道,最起码我可以吃上他做的红烧肉。那就苏东坡吧。当代作家比较简单,我选格非,我和格非每一次聊天都会聊到读书,他是一个杰出的读书人,我很佩服。对了,小三十年前有人就对我说了,说飞宇啊,你和格非性子都比较烈,保持距离,要不你们会打起来。我们没打过,就算真的打起来,我觉得也没关系,书生意气,一顿酒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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