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枕边书会经常变化吗？
毕飞宇：这个还是要看年纪，我在年轻的时候枕边书经常变，人到中年之后，变化的频率就慢了，实际上枕边书的功能也变了，它成了一种特殊的阅读，带有自我奖励的性质，就是临睡之前让自己舒缓一下。年过半百之后，我发现我的枕边书又有了新功能，主要是培养睡意。假如我的床边有一个录像设备，俏皮一点说，我相信我读枕边书的画面和电影上的死亡也差不多，先是阅读，最多半个小时，眼皮子就耷拉下去了，挣扎几下，然后，手一松，一本书从我的手上滑落下去了。
它们通常是那些？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毕飞宇：这个我要回顾一下，二十多岁的时候肯定是文学作品居多，尤其是冬天。那个时候没有空调，我很喜欢在半躺在被窝里头读书，这个非常舒服。读小说我还是有点经验的，故事性太强的书我不会放在床上，那个相当危险，为了追情节，搞不好一夜就没了。我记得有一年的冬天我开始读功夫小说，一读就是一夜，这个很糟糕。后来我就变聪明了，选择一些阅读难度比较大的哲学类，之所以选择哲学类，是因为我有了一个发现，读哲学书你很难坚持太久。这个差不多就四十多上下的事情。
再后来我就有点迷恋人物传记了，尤其是和科学沾点边的那种，许多东西都不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内，它足以让人好奇，也不至于过于兴奋。我最爱的一本人物传记是《爱因斯坦传》，它有一个特点，介于读得懂和读不懂之间，我个人比较偏爱这一类的枕边书。它们不是专业书，但是，带有艰涩的专业性质，你似懂非懂的，同时也不用考试，没有压力，这个就比较有意思。这一层意思很难表达，为了说清楚，我还是举例子吧，——它和我个人的童年经验比较吻合。我在童年时代经常站在河边，幻想着自己能够跳过去，我知道自己不可能跳过去的，也没有尝试过，可是，幻觉始终在，总觉得将来可以。我就那样站在河边，一站就是老半天。我想我已经表达清楚了。
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
毕飞宇：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点忧伤的话题，从2016年3月开始，我的枕边就不再有书了，我已经彻底告别了枕边书。我在2016年的3月做了一次腰椎间盘手术，谢天谢地，手术很成功。但是医生警告我，我再也不能半躺在床上看书了，那个姿势对椎间盘的压力是巨大的，尤其在席梦思上。我必须听医生的话，不听也不行啊，如果我不听，第二天就会有报应，腰部的反应特别地大。手术之后差不多有一年多，我还是很艰难的，我的睡眠备受摧残，主要是睡觉的程序给打乱了。在枕边读书是我几十年的习惯，一下子没有了，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我都需要适应。理论上说我是可以看手机的，但是，这不一样，很不一样。一说起这个我就十分心疼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手不释卷的人，读了一辈子的书，后来眼睛不行了，做完了手术就告别了阅读。
这些枕边书，给您带来什么？
毕飞宇：我觉得没有给我带来什么，诚实地说，我躺在床上看枕边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企图，求知啊或者寻求慰藉什么的，都没有，就是一个习惯而已。我是一个写作的人，习惯于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内部，阅读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可以帮助我把所有的注意力拉到外面来，这个转换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睡眠。如果一定要回答枕边书对我的作用，那就是让我安静下来。
您喜欢什么样的枕边书？
毕飞宇：我对枕边书的作者当然有要求，他的文字必须好，要非常好，干净，典雅，句子的长短合适，我就这么一点要求。好作家多了去了，但是，文字好的好作家其实也没那么多。在现代汉语文学当中，周作人、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的文字都是一流的，老实说，我也不是特别地爱他们，他们的书我基本上都是躺在床上看的。他们也没有鸿篇巨著，篇幅也比较短，关键是不烧脑子，拿这些人的作品做枕边书再合适不过了。鲁迅的文字也好，却不适合放在枕边，鲁迅的文字动作性太强了，看着看着你就要动情绪、动肝火，你就想干些什么，这还怎么睡觉呢？如果你一定要逼我，我会说，周作人也许是最好的枕边书作家，他的作品还有一个优势，耐嚼，你可以反复阅读，一般的作家真没有这样的品质。
哪一本书对您有较大影响？
毕飞宇：卡尔维诺《为什么要读经典》。这是一本好书，我给许多人推荐过。读完了之后我意犹未尽，又把帕慕克的《哈佛讲稿》给翻了出来。这两本书我差不多是一前一后读的，它们的本质其实一个样：写小说的人讲小说。比较下来，卡尔维诺更适合我的口味，他读得特别好，很具体。老实说，讲小说讲得更好的人一定是批评家，他们宏观，有大视野，史学素养和逻辑能力都是写小说的人没法比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遗憾，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他们很难感同身受。其实我对作家的讲稿没什么兴趣，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去做讲座了，要是整理起来，估计能出一堆书，可我觉得没什么价值，都是口水罢了。是卡尔维诺改变了我对这一类作品的看法，也让我看到了这一类作品的价值，这个影响是实打实的，要不然我也不会整理和出版《小说课》。当然，最直接的动因还是丁帆教授，丁二爷一是引诱二是高压，我也就从了。
有什么书曾激发您的写作欲望吗？
毕飞宇：这个有的，年轻的时候尤其是这样，读着读着，突然被人家掀开了天窗，产生了动手的欲望，这本来就是小说家的一个常态。当然，这个路径通常都是间接的，一般说来并不具体。在我的写作历史上，因为阅读直接导致了某个作品的诞生，只发生过一次，我以前好像已经说过了，那就是阅读《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导致了《地球上的王家庄》的写作。《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是李敬泽的旧作，大概是世纪初出版的，读者并不多，这本美轮美奂的“小册子”曾经是我的枕边书。多年之后，它改版了，书名也换了，叫《青鸟故事集》，一再版就成了爆款。细心的读者可以去翻翻，《青鸟故事集》里有一句话，说：“古罗马人的地理是想象力的地理。”这句话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现代版和国际版。这句话刺激了我，“我的地理”凭什么就不是“想象力的地理”呢？《地球上的王家庄》就这么来的。这个小说我可能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写完了，具体的写作细节我可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估计是太快了、太顺了，几乎就是一个空白。对了，《青鸟故事集》里头还有一句话，也很神，我也很想写个短篇。现在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毕飞宇：我想这样说，读枕边书的心理有时候是比较幽暗的，它的体验非常地独特。我记得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大概是在《雨天的书》里头说的，他说，生病的时候最适合读线装书。我这个年纪的人大多没有读线装书的经历，可是，有一年，一个朋友送了我一套线装的《红楼梦》，天蓝色的封面，又大又薄，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在家和尚了。我也没病——这话听起来点别扭哈，我也没病，却尝试着去寻找病中拿起线装书的感觉，老实说，味道好极了，周作人说得对，线装书轻，手腕子一点也不费力，字体也很大，刹那之间我就有了很冬烘和很腐朽的快感。这种体验相当地蛊惑，总觉得自己的上一辈子是一个纨绔子弟，雪夜闭户、红袖添香什么的。我想说，对中国人来说，腐朽的旧文人气息确实很迷幻，是根性的东西，一不小心你就能把你罩住。我很警惕这个东西，绝不放纵自己。那套线装的《红楼梦》只在我的枕边滞留了个把星期，我就把它撤了。这东西不能玩，我不能让自己变成那样的旧式文人，我的阅读体验告诉我，旧文人的趣味是很可怕的。
您最有意思的枕边书是哪一本？
毕飞宇：应该是《圣经》了吧。把《圣经》当做枕边书，我没有不敬的意思。具体的原因是这样的，西方的小说经常涉及《圣经》的内容，这对我来说是个麻烦。为了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我决定把《圣经》好好地读一读。首先我要说，我读《圣经》和信仰无关，我和《圣经》的关系就是一个读者和一本书的关系，很纯粹。但是，后来我喜欢上了《圣经》这本书，这是真的，有一段时间我也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每晚睡觉之前都要读一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圣经》到底是《圣经》，极为恢弘，它所调动起来的阅读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有深刻的异己感。我想这样说，任何一个想成为小说家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圣经》，耶稣是如何成为耶稣的？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也是一个虚构的过程。最大的现实和最大的虚构都在《圣经》里头。这里面包含了人的基本问题，它关乎怀疑，也关乎信念，它是先验的，似乎也是确证的。作为一个读者，我想强调，在信仰之外，文学的《圣经》也足够迷人。
哪些书对您的思维影响最深？
毕飞宇：这个说不上，思维这个东西太宏阔，也太抽象，我真的说不好。如果一定要说，我只能跳出枕边书这个范畴了。就我的思维而言，我觉得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对我有比较大的影响。这本书很厚，我花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才把它啃完。我想这样说，这本书对我的帮助比较大。怎么说呢，我是写小说的，就天性而言，演绎的能力几乎就是天生的，但是，我不善于归纳，许多作家似乎都不善于归纳。我个人有一个感觉，我现有的归纳能力是《西方美学史》给我的。《西方美学史》当然是西方美学的历史，它是一本史书，但是，谁能想到呢，我居然获得了别的。阅读最大的诱惑也许就在这里了，你永远不知道你会获得什么。
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您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
毕飞宇：我的书架上大多是学术书，虚构类的极少。实际上我的书房我很少用，我也不在那里写作，我的书房基本上就是一个小仓库。是仓库就必然存在一个处理的问题，好在我在老家有一个市民图书馆，虚构类的图书我基本上都送到了那里。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毕飞宇：是的，我是那种喜欢回头阅读的人，我就是迷信经典。至于怎么回头，许多时候也不取决于我，反而取决于外部的环境。某种程度上说，阅读只是代偿，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回过头去阅读经典。从春节到现在，我挑了几本鲁迅，对我来说，他一直活着，从未远去；我找来了《神曲》，除了吓唬我自己，对的作用似乎也不大；每天读几首《诗经》，我真心觉得《国风》实在是不可思议；《红楼梦》我好几年没碰它了，此时此刻，我就觉得《红楼梦》十分无聊；我对卡夫卡的评价一直不高，就在上个月，我重温了《变形记》，我突然发现我是有可能喜欢他的，我们都有可能流出那些“咖啡色的血液”。
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毕飞宇：由无中生有所导致的信。你去读《圣经》，最关键的关键词就是信。信是一个过于艰难的东西了，那么，小说的信体又现在哪里呢？有读者偷偷地告诉你，你所写的一切就是他，这就写作最大的魅力。其实，语言不是物理材料，它不能建构任何东西，一个作家可以在没有浪费任何自然物质的前提地下建构了他的世界，同时抵达了信，或者说，让你的读者选择信，这不只是魅力，简直就是荣耀。
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深？
毕飞宇：美国诗人施耐德。那是十多年前了，在香港，很小的范围，就四五个人。他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有视觉魅力的一个男人了，他的身上具有不可思议的静。实际上，整整一个晚上，我都不知道他是施耐德，因为他们都在用英语闲聊，只有我一个配了翻译。到了第二天的上午，我突然犯过想来了，那个老头怎么那么熟悉东方文化的呢？不会是施耐德吧？我就打电话，一问，Snyder果然就是施耐德。我特别地遗憾。其实事先也介绍了的，是我的英语反应迟钝，我把Snyder听成了纳艾德。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已故的，您希望是谁？您希望从这位作家那里知道什么？
毕飞宇：茨维塔耶娃，这个没有疑问。我承认她很吸引我，我甚至愿意承认我很爱她。事实上，这个茨维塔耶娃也许并不存在，是我从诗歌、相片和人物生平当中臆想出来的一个女人。我不想从她那里知道什么，相处就可以，处不来也没关系。我很想为她考一片面包，看着她吃下去。
如果允许您带三本书去一个无人岛，哪三本？
毕飞宇：我会带一本《现代汉语字典》，别的书我都不会带。我会每天翻翻字典，保证我的语言能力就可以了，其他的我都不要。在无人岛上，我宁愿选择动物的生活，我会尝试着和动物们交流。我知道，在那样的情况下，苏格拉底和孔夫子是帮不了我的。
如果您可以请一位作家来谈谈枕边书，您会请谁？
毕飞宇：既然是胡说，那我就胡说。屈原我不会选，这样的人适合远处看，我可没那个精力去安慰他。陶渊明肯定也不行了，他醒的时候少，醉的时候多，那就没意思了。李白也不行，我哪有那么多的钱去伺候他呀。杜甫就更不行了，两个愁眉苦脸的家伙最好永远不要见面。说来说去还是苏东坡好，说话投机不投机我也不知道，最起码我可以吃上他做的红烧肉。那就苏东坡吧。当代作家比较简单，我选格非，我和格非每一次聊天都会聊到读书，他是一个杰出的读书人，我很佩服。对了，小三十年前有人就对我说了，说飞宇啊，你和格非性子都比较烈，保持距离，要不你们会打起来。我们没打过，就算真的打起来，我觉得也没关系，书生意气，一顿酒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