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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读一本书 点亮南北城

2020/5/19 11:11:26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人气:21

  编者按
 
  忧患启哲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多位学者、作家静心阅读、思考,并对他们在这段时间的所思所读进行分享。我们将“共读一本书 点亮南北城——中国书业同光互助行动”名家线上读书分享会讲座摘要整理,以文字形式与读者分享。
 
  正如人在武汉的冯天瑜所言,此次疫情来袭,人类面临一次严峻的生态危机,其对国际社会冲击力之巨大,为二战结束后70余年所仅见。疫情及抗疫之战给我们以诸多启示,惟思虑、读书为务。
 
  读者反馈
 
  毛毛虫读书会程玉合:冯老等嘉宾谈古论今、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多场讲座听后很受教益。
 
  团结书社曹红玉:中国书业同光互助行动的主讲人有着大家风范,推的书非常适合我们中央民族大学校园书店。好书推起来!
 
  北京奈目书店王蒂:老一辈学人的无私分享让人感动。现在消费者购书受视觉、听觉影响较多,只有真正懂书、爱书人才知道经典的价值所在,不过这样的人占比基数太小。书店人需多努力。
 
  商报书友群火眼丹心:在大家的荐读下,好书已购入,拜读!
 
  《鼠疫》的隐喻:请记住“凡墙皆是门”
 
  邱华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历史上,人类有很多次被流行疫病席卷的时刻,甚至有的疫病可能是导致拉丁美洲的古代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灭亡的直接原因。如今,疫病并没有从人类的生活中退场,如高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曾在“非典”流行的日子里重读了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当我们再次面临这一危机,假如要向文学作品求援,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部小说。
 
  《鼠疫》以一场疫病作为象征,让人类和人性面临它的艰巨考验,然后得出一个答案。小说触及了政治、道德、人性等问题,并且对此作了隐晦的回答。《鼠疫》在今天或者未来任何时刻,都有着现实性和当下性的意义,因为其中描写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因此,小说叫作“局内人”也不错。
 
  读《鼠疫》,我最大的感受是,小说里描写的“鼠疫”,是人类过去曾经面对、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甚至将来仍旧无法幸 免的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考验的总象征。我们要反问自己,是不是能像小说里的里厄医生那样,像其他的人那样,排除内心的恐惧与疑惑、胆怯与游移,共同携手渡过艰难的时刻,用耐心和毅力战胜灾难。
 
  加缪从1940年开始构思《鼠疫》,于1946年完成,并且于次年出版了它,结果刚经历了德国纳粹的肆虐和最终覆灭的欧洲人,从噩梦中惊醒,发现了这部小说背后的寓意,因而都非常喜欢这部小说。仅在法国,《鼠疫》在很短的时间里销售了20万册。1957年,加缪也因为这部小说获得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评价加缪“他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
 
  《鼠疫》叙述风格平实、严谨而内敛,加缪并没有根据真实历史来写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而是借助人类对疫病的态度,书写了一部含义更加复杂的作品。他营造了一个看似真实,实际上却是一个荒诞的世界的景象:在突然被鼠疫包围的阿赫兰城,一些人为了摆脱厄运而努力,一度四分五裂,最后又万众一心。
 
  加缪对人类苦难的认识、对存在的谛视,使他在作品中对人生荒诞感的表达显得更为尖锐和直接。他一直在不懈地寻求存在的意义,寻求着对人类困境的解决之道。当认识到世界的无意义时,也恰恰意味着加缪试图去承担人类的道德和责任,而不是走向相反的方向。
 
  在面对存在的时候,加缪留给我们一个狭窄的、表面看去到处都是墙的、没有希望的荒诞的世界。但正如爱默生所说的“凡墙皆是门”,在一面面横在人生的墙面前,加缪给我们指出了把墙当作门的希望。面对存在的具体境遇,妥协和抗争都是必要的。
 
  “上医医国”与“商贾救亡”
 
  冯天瑜(武汉大学教授)
 
  文化史名家冯天瑜宅居武汉家中,疫情期间修订近作《中华文化生态论纲》校样,并围绕“文化生态”论题阅览,重读中外典籍,形成“上医医国”等多个议题。
 
  “上医医国”题之大意是,最高明的医生不仅治疗人体疾痛,还要医救国家病患。这一论题是我在阅读以下两本书时体悟出来的。一是先秦的国别史名著《国语》,另一是唐代“药王”孙思邈的著作《备急千金要方》。
 
  大疫期间,武汉和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部队的医护人员,战斗在抗疫一线,奋不顾身地治病救人,挽狂澜于既倒。医者的职业操守和献身精神可歌可泣!他们的仁者之心、侠者行为,令人感佩,可谓“仁心侠行”。
 
  《备急千金要方》书中有一段话:“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意谓:古来擅长医术的医者中,最上等的是医疗国家的疾患,中等的是治人,再次一等的是治病。把医者划分为“上医”、“中医”和“下医”,上医之要,在于“医国”。
 
  医者治病救人,从事的是一种高尚职业,历来为世敬仰。而古贤告诉我们,医者的使命不止于此,还负有为国除患祛弊的使命,这便是“上医医国”。孙思邈的这一宏论,出典于《国语》卷十四《晋语八》,记述春秋年间的一件事——医和探视晋平公疾。看完晋平公病的医和告诉执政卿赵文子,晋君得此重症,病因是淫欲无度,与辅佐大臣乏于劝谏不无关系。赵文子反诘:你们当医生的来治病,难道还要管到我们的国政上面来吗?这就引出一段名论:“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医和指出,上等的医生是要医国的,其次才是疗疾治人,我们做医生的也是官员,有义务过问和治疗国家的毛病。医和提出“上医医国”,也可以泛指各类职业者,无论你是做哪一门、哪一行、哪一业的,在完成专业职守之上,还承担着祛除国家弊端的使命。
 
  古之医和、孙思邈,近之孙中山、鲁迅、契诃夫(三位都是医者出身),今之钟南山、李文亮,便是医治国家病患的上医。虽然有的没有明确意识到是在医国,更没有宣称是治国的上医,但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医国”。只有上医多起来,国家才能长葆健康,人民幸福才更有保障。
 
  而“商贾救亡”,是读以下书引申出来的论题,一是《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二是《吕氏春秋·先识览》,三是《淮南子·人间训》,这几本书载有古代商人弦高救郑的故事。还有《抗日战争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里面涉及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航运救亡的故事。
 
  抗疫之战中,多方豪杰慷慨,各路人士竞力,民营企业员工是其中的一支生力军,民营企业家堪称卓越。从古代、近代到当代的般般事例中,可以见得,商人、民营企业家,具有崇高的爱国爱民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向他们致敬!
 
  金圣叹为什么砍《水浒》
 
  杨天石(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金圣叹反对农民起义,因此砍《水浒》为七十回本,该版本曾长期流传。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水浒传》的故事原型是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宋代史书中对此有一些记载,义军勇敢善战,宋王朝的几万军队都抵挡不住他们,但关于它的结局说法不一,比较多的说法是被招安,并被利用去镇压方腊起义。
 
  南宋时期,宋江起义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以后,戏曲舞台上出现了大量的“水浒”戏。在丰富的民间“说话”和戏曲创作的基础上,元末明初,出现了长篇小说《水浒传》。
 
  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经过了二百多年。这段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十四世纪五十年代,黄河、淮河、长江流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水浒传》正是在这一起义高潮以后出现的。它部分反映宋、元时期农民革命的面貌,农民的思想、情绪和愿望,从这意义上,可以说,是农民革命风暴的产物。
 
  《水浒传》的版本比较复杂,从现有材料看,百回本可能比较接近原本,它包含梁山泊聚义、受招安、征辽、征方腊等故事。明代万历年间,有人加进“打田虎”“征王庆”两部分,成为百二十回本。明末清初,苏州文人金圣叹删去宋江等受招安以后的情节,篡改了部分文字,伪造了卢俊义的“噩梦”,暗示梁山英雄最终要被一网打尽。这就是后来广为通行的七十回本。
 
  金圣叹是一个尊崇儒家思想、敌视农民起义,一辈子未能挤进地主阶级当权派行列的文人。对顺治皇帝夸奖他是“古文高手”而感激涕零,向北叩头,但因参与当地反贪官的活动,以叛逆罪被杀。
 
  金圣叹砍《水浒》反映了他敌视和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金批七十回本《水浒》适应了明王朝对农民起义军由“抚”转为“剿”的转变,但“剿”也好,“抚”也好,都无法遏阻农民起义的洪流。但他保持了原书的精华部分,删除了败笔、赘笔。强加的结尾是生硬的,敌不过原书强大的艺术力量,从这个意义上,金圣叹砍《水浒》又有其功绩的一面,所以该版本曾长期流传。
 
  金圣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重大贡献。首先,他将《水浒》这种一向被人看不起的通俗小说提高到和《离骚》、《史记》以及杜甫诗同样的高度,这是前所未有的。其次,提出“以人物性格为中心“的小说研究的美学原则。文学是人学,小说以写人为中心。金圣叹赞美《水浒》:“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再次,开创了白话文学研究的先河,对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和其后的白话文学研究起了先导作用。
 
  马可·波罗游记:从发现契丹到发现世界
 
  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契丹是谁?谁发现了契丹?发现契丹与发现世界有什么关系?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的意义,也是张国刚《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一书的主旨。
 
  我国香港国泰航空(Cathay Pacific Airways)英文第一个单词Cathay,原意是“契丹”,现在都译成“中国”。西方是通过发现契丹而发现了中国。
 
  契丹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部族,曾建立中国历史上的辽朝。西辽曾击败突厥人在中亚和西亚建国的塞尔柱伊斯兰帝国,强盛一时,名震欧洲,被突厥语和西方史籍称之为喀喇契丹,1218年亡于成吉思汗东征。“契丹”一名不胫而走,被西方当做中国本土的代称。
 
  大蒙古国时期,率先东行的法国教士柏朗嘉宾、鲁布鲁克在游记中都提到契丹(北方中国),还推测契丹就是古代的赛里斯人(丝人)。但真正在契丹生活、游历,并留下令人眼花缭乱记录的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
 
  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随父亲与叔父来中国经商。从中亚陆路,途径新疆、甘肃,1275年来到大都北京。在中国生活了16年之后,1291年初,从福建泉州出发,离开中国。1295年回到威尼斯后,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被俘后,在监狱里留下了一部伟大的《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重点记述了他在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元朝见到和听闻的各地风土人情,也包括日本、印度等地。作为商人,马可·波罗的主要兴趣集中在经济、商业、道路走向和地形上。他记载了北京城(汗八里)棋盘般的整齐街道、宵禁制度、钟鼓楼。他提到北京市场上南来北往的商人,印度和中亚的贾客,他关注金银、宝石、珍珠、盐、稻米、谷物、大黄、姜、糖、香料,当然也有中国最主要的贸易商品——丝绸和瓷器。虽然该书中有关个人在华经历不乏吹嘘之词,但他关于“契丹”风貌的记载,是翔实而具体的。
 
  《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在他生前及死后一个时期,其游记的影响十分有限,因为其传奇内容被视为不经之谈。14世纪初一些前往东方的传教士获得该书后,逐渐将其传播开来。哥伦布就是手握着《马可·波罗游记》寻找前往契丹的海洋之路的。
 
  契丹被坐实为现实的中国,还要到《加泰罗尼亚地图》(被誉为“中世纪最好的世界地图”)出版200年之后。1575年,曾到过福建沿海的西班牙人拉达报告说,“我们通常称之为中国(China)的国家,曾被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称为契丹(Cathay)。”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北京,根据他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经纬度的实测,告诉欧洲朋友说,北京即马可·波罗说的汗八里,契丹和中国,都是指他所在的大明王朝。
 
  从发现契丹到发现世界,经历了200年。而这,正是欧亚大陆平衡被打破,西方超越东方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前夜的200年。
 
  李卓吾为何不回故乡?
 
  卜 键(国家清史办原主任)
 
  晚明“王学左派”传人李卓吾,曾固执地拒绝返回故乡:辞官赋闲之际不回,妻子苦劝哀求之下不回,在异乡受辱遭逐、颠沛播迁时不回,关进诏狱、递解原籍之前宁可自杀也不回……这是为什么?
 
  入仕后,李卓吾(名贽)有两段时间在家乡长住:先是嘉靖三十九年父亲去世,时任南京国子监博士的李贽回乡治丧,依礼制丁忧3年。正值东南沿海倭乱,路途难行,他与妻女走了6个多月才抵达,又遇上倭寇围城,即投身于晋江保卫战。服丧期满,为使家人亲族逃离苦海,李贽携阖家30余人迁居北京,一时又得不到任职,只好找些塾师之类的活路,那种窘迫困顿自可推想。10个月后好不容易得了个国子监博士(从八品教官),又传来祖父辞世的噩耗,再次回原籍守孝。经此一番折腾,本来就不宽裕的他更为拮据;贫贱日子百事哀,一大家子的迁出迁回,也会引发不少怨言,使之心力交瘁。
 
  靠了同僚和朋友所赠薄银,李贽总算凑了些返乡治丧的资费。而他坚决将妻子与三个女儿安顿在辉县,其一当在于海疆失宁,要保护她们的安全;其二应是为了减少盘费。李贽给妻女买了几亩田,嘱托在当地做官的朋友照料,岂知数月后河南大灾,当局赈济缓慢,两个小女儿竟活活饿死。
 
  历来谈书论事,总有人容易或喜欢走偏,似乎不偏激便不够精彩。李贽在世时被丑诋为异端、妖人,越数百年又被奉为满血冲阵的无畏斗士,不近情理,不食人间烟火。明代姚安称军民府,是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建置,历来为争战之地,殴斗丛起,管理不易。李贽抵达后尝自题一联: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
 
  泰州学派至颜山农、何心隐一脉,皆曾聚族而社,任侠仗义,重视朋友之道,李贽亦如此。对于退仕后不返回晋江,他的解释是与朋友在一起更快乐,“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
 
  大概觉得坚不归乡不合常理,李贽曾作过一些解释,先后不太一致。多年后追述生平,卓吾老人将之归结为“平生不爱属人管”。李贽回顾宦程,梳理一己自由天性所遭受的折挫:余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他死前写下遗言,托好友马经纶将自己葬于北京通州,并嘱咐:“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是游子灵魂孤寂时的吟诉,可哪一处“异乡”又无在外的游子呢?人们因着不同原因离开乡土,又因着近同的感受礼赞故园,乡愁挚切,故乡也被描绘得明洁温润。而从更阔大的视野来看,所有的陌生地都是故土,所有的异乡都是故乡。若故乡的一切都温柔美妙,又于何处滋生罪恶和丑行呢?
 
  从光绪十六年的那场瘟疫说起
 
  姜鸣(复旦大学兼职研究员)
 
  姜鸣研究员抽丝剥茧、探微索隐,从晚清政要、学人日记中为我们揭秘那场鲜为人知的瘟疫。
 
  我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在过去30多年里,我一直从事经济工作,用业余时间从事史学写作。我想在自己的头脑中逐步构建起19世纪末叶中国社会的大轮廓,真正体会到当年人们的所思所虑、生活状态。这些研究的心得,我出版了“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系列3本随笔,《天公不语对枯棋》《秋风宝剑孤臣泪》和《却将谈笑洗苍凉》。
 
  演讲主题《光绪十六年的那场瘟疫——重读晚清政要学人日记》在《秋风宝剑孤臣泪》中有刊载。我开始关注这个课题,是阅读清人日记,我注意到1890年北京、天津流行过一次大瘟疫,很多著名人士因此感染去世。比如潘祖荫、孙诒经、宝廷、怡亲王等先后染疾去世,张佩纶、李慈铭等名士也感染时疫,但被治愈,岁尾有醇亲王奕譞作古……研究晚清历史的学者,迄今未见有人关注这场瘟疫。只是因为若干知名官员的患病和去世,才在他们友朋的日记中留下了蛛丝马迹。
 
  人们把这种大规模造成人类死亡的疾病称作“冬瘟”,就是冬季传染病。由于清代医学术语与西医用语完全不同,古人记载的“大疫”“时疫”“疠疫”“冬瘟”,对应今天什么疾病,医史专家也难以解释。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看看这个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对于判断中国的疫情,也许是有用的。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夏天,沙俄的中亚城市布哈拉(现在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大城市)爆发严重的流感疫情。在西欧,这场疫情被称为“俄国流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流感按它的发源地命名。在华外国人报道了俄国流感,但当时中国人在治疗冬瘟的时候,并没有把“俄国流感”的因素考虑进去。
 
  今天可能有人会问,中医对这场疫病能不能应对?在西医传入中国前的数千年里,中医就是中华民族治病的主要手段。况且20世纪以前,在磺胺类药物和抗菌素发明之前,在各种各样的疫苗发明之前,在X光机发明之前,西医对于许多急性传染病也是无能为力的。在纯化学合成的药物和抗生素发明之前,西药的原料大多也是从植物中提取。但是,西医对病理和药理的解释,与中国医学是完全不同的体系。
 
  当年北京的官员士大夫得了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医院可以诊治,他们聘请的医生,除了少数职业郎中,大多数是官员士大夫朋友,他们其实是业余医生。甚至在清宫里,虽然有太医院,但一些治不好的疑难杂症,还是会从民间征召医者。医院是随着西医的传入而逐渐建立起来的,医生这个职业从士大夫读医书自修和师父带徒弟的方式传承,变成院校科班培养,也是随着西医传入而带入的。
 
  重读格雷厄姆的《权力与荣耀》
 
  梁鸿(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梁鸿在新书《四象》中书写了人如何迷失自我又寻找自我的故事,而她对《权力与荣耀》一书的解读,就像是一把钥匙,通过一个神父的逃难,看他眼中的痛苦,并赋予泥淖般的生活以重量和意义。
 
  我非常喜欢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权力与荣耀》。尤其是逃难的神父看到自己的私生女之后,这句话打动了我:“尘世已经进入她的心坎,正像水果里已出现一小点腐烂的果肉”。每个人都像被啃噬的苹果,有光彩、有黑暗、有重量,这正是这部小说具有独特性的地方。
 
  “痛苦必须被赋予重量,生命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这本书可以从三个形象来解读,第一个形象是中尉,追赶神父的中尉像“花岗岩”一样,贫困人家出身的他要驱逐神父,建立新世界,并为此采用极端手段。他希望孩子们能过上幸福生活,新世界却建立在无数死亡之上。
 
  第二个形象是众生,小说里写了很多人,随着神父的逃难之旅,我们一路能看到很多卑微的人,他们被没有希望的、年复一年的生活困住,像泥沼里的植物一样,匍匐在地,扎根于大地,卑微而强大。同时也让我们思考,当无数的人死去和被围困的时候,如何赋予那一个个的人以重量,而不是数字。赋予人以真实性,是苦难的价值。当神父以痛苦的眼光去观察人们的生活,每个人的生命因此获得了如雕塑般的力量。关于他的女儿的书写,则是全书最动人之处。神父之所以伤心,不是对世俗的谴责,而是看到了无望的爱,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爱孩子,在他眼里,孩子比一个国家、一块大陆更重要,他的信仰非但没有帮上忙,反而带来更大的灾难。
 
  第三个形象便是神父,他像微尘,却逐渐产生了力量。他的逃难,也是精神上的自我搏斗,是洗礼。他在很多次的绝境中,在反复思辨的过程中,产生了纯净的灵魂和对人类的爱。
 
  当我们说痛苦的时候,通过这本书会知道,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痛苦、什么是生命存在的样子,包括人和信仰的关系。正是人性的软弱,使人性变得更珍贵和真实。这便是当下读这本书的意义。
 
  (本版演讲内容见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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