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蒯天相识，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的蒯天，是位才华乍露的青年才俊，痴心于文学创作。为此，他辞去不错的工作，在新浦市区开了家“文汇酒店”，聚集了一批港城文人在此喝酒品茶，谈诗论文，风靡一时。随着“文汇酒店”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吸引了全国各地文化名人来此旅游观光，品美食，开讲座。由此，使国内诸多著名诗人、作家、记者、编辑从中认识了连云港，认识了港城的作家。同时，也由此为蒯天和港城的一批作家打开了通向外界的窗口，使他们得以走向国内文坛。
清∙唐甄《潜书∙讲学》“学贵得师，亦贵得友”。
近日，重读蒯天于一九九五年前后写的有关赵绍龙、史中兴、张胜友、吴泰昌、江曾培、周嘉俊、陆建华等其人、其文、其事的文章，心中有颇多感触。要知道，这些都是中国文坛令人仰慕的鸿儒硕学、著作等身之名士。这些人中，有的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有的任《小说界》、《文汇报》、《文艺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的主编、副主编，有的享受国家专家特殊津贴。而当时的蒯天则是在国内文坛刚刚展露头脚的后生小辈。当年，我心里就有些纳闷，这些高才硕学之士是什么慧眼识得名不见经传的蒯天的呢？蒯天又是用什么法术与他们在一起亦师亦友，亦兄亦弟成为忘年之交的？
循着蒯天在文学之路一路走来的历程，一组组其阅人、品文的画面从脑海中清晰的回放。从《礼记》中所言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对蒯天文学创作成功之路给予的最好诠释。
人这一生中，与什么人相处很重要。在与众多作家的相处中，蒯天在阅人方面，始终与学识渊博，具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共事交流。
在《赵绍龙和他的书》中，蒯天在第一句就说到“认识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他的作品”。在其收到赵绍龙先生赠送的《艺林纪事》，从中，他读到了先生在文章里讴歌了人性的真善美，感受到人世间人与人的交往，人格是最重要的。
在与时任《文汇报》副总编史中兴先生第一次见面时，史先生的朴质、真诚使蒯天从心中发出真正的友情，往往不在于渲染或喧哗，正如雪花的美，不在于缤纷五彩而只有单纯的白就够了的感慨。
作家出版社社长张胜友是蒯天多年好友，当得知蒯天到北京时，说什么也要到蒯天下榻的地方来看他。蒯天在文中这样描述：他来了，一见面，我觉得他脸色发灰，浑身一股倦意，他简直不是走进来的，而是摇晃着进来的。我说：“最近你为了赶写《历史的抉择》累坏了吧。”他一笑，很兴奋地说：“这样玩命，值得。”在蒯天眼里，张胜友先生为人刚介耿直，嫉恶如仇。
蒯天与时任《文艺报》副主编吴泰昌先生相识多年，每次出差到北京，他都要专程去拜访吴泰昌先生。蒯天经常与吴泰昌先生通话，受他的文化熏陶，讨教些艺术方面的问题。心与心的撞击，感情与感情的交流，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交流。对吴泰昌先生，蒯天说出发自肺腑的话语：我爱读吴泰昌先生的书。其实，先生本人就是一本书，一本知识性、史料性、趣味性的书，读了这本书，给了我许多人生启悟。他是我尊敬的人。
蒯天与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社长、党委书记江曾培相识是在《文汇月刊》发行100期作者茶话会上，初次相识，两人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在蒯天的心里，江曾培先生是一位随和谦逊的学者。也就在这年的秋天，蒯天的小说《金戒指》荣获《小说界》举办的“全国第二届短小说大奖赛“佳作奖。到上海领奖前一天，蒯天给江曾培先生打电话，告知已来上海的消息，先生笑着向他表示祝贺，使其倍感温暖，有一种得到长辈认可的小娇傲。
清∙金人瑞曰：大凡读书，先得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
蒯天在“善于到生活中吸取营养——周嘉俊的《大江魂》”一文中，对周嘉俊先生的报告文学集《大江魂》，赞道“他用他那支饱蘸着深情的笔触，敲打着时代的大门，先后描绘了几十位当代改革家令人瞩目的风采。在读周嘉骏作品的过程中，蒯天发现周嘉俊创作的诀窍，就是善于到沸腾的生活中去吸取养料，感受到周嘉俊是一位勤于思考，又善于发现生活中真善美的人，一个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事业怀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的作家。
在品读陆建华《不了的歌》中，蒯天高度评价陆建华先生的发现美，思索美，挖掘美的过程中灌注奔放浩漫、雄健遒劲的情感，让新锐的感觉和独到的见解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具有其情不可屈，其锋不可催的理性力量。
在评赵绍龙先生《艺林纪事》中，蒯天写道：这组散文，显示了他细致的观察力和苍劲的笔力。细致的观察力帮助你深入到那些转眼即逝的事物上去，一下去就能捕捉到他所需要的东西。
在读史中兴先生的散文集《缤纷人生》中，蒯天对其文章中所表现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字里行间洋溢着诗情与哲理，感受到在获得美感享受之余，又咀嚼回味出种种可贵的人身体验，同时，他被作者那些咏叹沧桑世事的篇章，在心灵引起强烈共鸣。蒯天在评史中兴先生的作品时，说史中兴先生的作品，一以其诚挚而婉转的笔致，质朴而具有深味的语言，以及更重要的，属于自己的认识和理想，滋长与挥发着许许多多新鲜丰富的思想与感情质素，那样贴近我们的心灵，给我们以鼓舞，以启示与省悟。
在写融文学与改革的张胜友中，蒯天对张胜友写出《历史沉思录》等震动中国文坛的报告文学时写道，张胜友先生的作品，反映的大都是关系到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大事件，是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他的作品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与时代大潮共起伏，与时代风雨同震荡。他的作品绝不是小桥流水的浅吟低唱，往往是气势恢宏的黄钟大吕，颇具忧患意识、参与意识、批判意识、愤激意识和改革意识。
蒯天在读吴泰昌先生的散文集《梦的记忆》时，立刻沉浸到作者的文章中去，“淡雅的封面上一支深秋光秃的树干，几片深蓝色的树叶随意地从枝干上飘落，有几片在空中飘荡，有几片无力的落在一张深红色的写字台上。台前空摆着一把转椅，台上是悠闲的电话和笔筒及被树叶遮盖的文件盒。这是一幅画，一幅自然写意的画，一幅生命与自然交织的画。画里无人，却分明流动着一股顽强律动的生命力......，尚未翻阅便让我沉思良久，作者可谓用心良苦啊！当看到由著名学者钱钟书题写的书名，著名语言学大师吴组缃作的序，我心底蓦然迸溅出一个想法，这是一组生命的交响曲……
蒯天在品读江曾培先生《纽斯的眼泪》中，看到江曾培先生是视觉高远，文字老道，用哲理的思维去辨析文艺世界里的各种现象，用欣赏和责任去抒怀，把对社会的感悟融入担当与责任之中。与人说事，借事咏怀，将个人的感情和思考，寓于影视和现实中的人、事、景、物以及社会现象中。
在与众多名家的交往学习交流中，蒯天对罗丹关于艺术家要有“自己的眼睛”，要“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的见解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说，作家艺术家只有有了“自己的眼睛”才能见别人所未见，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这么多年来，可以这样说，蒯天阅人无数，品读的文章更是数不胜数。从中他不仅汲取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而且收获了友谊。同时，也使他在散文、小说、戏剧、报告文学等文学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使他在国内文化界的知名度、影响力得到较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