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嘿，知道××电子厂怎么走吗？在扬州皮市巷，一个夹着皮包的男人突然抛给我这个异乡人一道难题。那两个字我没听清。不知道，你问导航吧。哈，难题，就这样被我迎刃破解。他握着手机，环顾了一下四周，无可奈何地笑笑，转身继续找。和他一样，我也在扬州城迷失了方向。他只是找不到要去的地方，而我压根没想好要去哪。去哪好像也无所谓，我爸在，我妈在，儿子也在，时日总是匆匆，三代人集体出游的机会并不太多。国庆日，没有做任何攻略，兴之所起，摸着方向盘就从杭州驰骋六百里到了这里。想起那首著名的诗，烟花三月下扬州，现在已是十月了。最好的时节已经过去，或尚未到来。不要紧，被诗歌浸泡过的扬州城，春天是不死的。
还好，十月的太阳模仿三月的脾气，一点不灼人。漫步皮市巷，心情有一种放空的轻，看什么都觉得是一种安慰。偶尔有辆电动车蹭着衣角呼啸驶过，心也不惊，肉也不跳。那松脱的青地砖经车轮前碾后压，轻轻弹起又落下，发出清脆的磕响。民居大多低矮，很少超过一层，一间挨着一间，一院粘着一院，这么蔓延开去，脑骨一样拼接出一座古城的精神气。青砖透着绿，黑瓦显着黑，日子还是像唐宋时候那样黑白着翻滚。连巷子里的公厕也像衣服纽扣一样妥帖、素朴，丝毫不碍眼。儿子了了蹲在里头上大号，我和爸妈在外面等。只要爸爸在身边，我这在世间作为儿子的身份便有了合法的证明。我想，在曾经无数日子中的某些时刻，我爸也曾这样等着我，等他的儿子一厘米一厘米地成人明事。
现在，我的个子已经比我爸高出了一大截，但以所塑造的父亲角色的海拔来论，我差得可不止一星半点。我爸对我有着比长江还恒久的耐心，从来不打不骂，每次闯祸都由他默默善尾，料理完毕，他一个人蹲在墙角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什么话也不讲。十八岁，我也学着吸烟；有了儿子了了后，吸得就更猛。只是，到现在，我也没学会如何当好一名父亲。了了粘我爸，一见他，跟猴子见树似的，猛扑而去，四肢飞舞，简直疯魔。有时我忍不住骂他，让他克制一点。我妈问他，等你长大，能不能也开车带爷爷奶奶去玩？这小子居然说，那时候你们都“阿弥陀佛”了。还是当孩子好，说话从来不需过脑子，世界也能轻易原谅你。等到哪天学会了三思而后行，也就真正悲哀地长大了。
我对了了，要比我爸对我狠上至少十倍。我几乎不给他撒泼打滚的机会。虽不揍他，但常施之以口头刑罚，那带刺的音调，把我自己的心脏也刺得一颤一颤生疼。时日一长，他有了后遗症，眼珠子留心我脸上的晴雨走势，一有风吹草动，立马噤声。踩着刀尖行走的小少年啊，有时真心疼他。可却改变不了自己，一有事堵在心口，经他不走心的一撩拨，常常倾盆而出，连唾沫也带着股飞溅的狠劲，事后又懊悔不已，怎么就不能忍忍！他比我能忍，多年练习，培养出了将眼泪像鼻涕一样擤回泪腺的能力，抽泣，呜咽，但不放出一丝正经的哭声。越如此，我越懊悔自己君主式的暴力。那日，在瘦西湖，看到一个穿连衣裙的小女孩，被凸起的板砖绊了一跤，膝盖磕地，痛得她海啸大哭。膝上无痕，但那夸张到极致的脸上修辞，让人以为绊她的不是砖，而是一把刀。女孩爸爸连忙拥她入怀，用宽厚的手掌从背后来回安抚她受惊的心脏。我瞥了一眼了了，他何时被一块砖弄哭过？好像没有，没有一点印象。不，早年应该是有的，那又是什么时候没有了的呢？没有哭泣，小少年！外力，石头、玻璃之类，这些皮毛之伤，后来几乎未让他呼喊过——让我形容，他早已学会了像水蚌咀嚼石子一样，吞咽他身体内外的疼痛。这一瞬间的念想让我惊愕不已。
血缘是一条歧路，不知滑向何方。我和我爸平常话不多，数十年如此。隔代的祖孙俩却有聊不完的天。那就多聊聊吧，了了说，等于另一个我在说。在我最叛逆的年岁，我爸也从不粗暴矫正我行为的曲直。那时我爷爷仍在世，他手中有竹鞭，口中有孔子和三字经。我逃得了竹鞭，却逃不了他十年如一日的谆谆说教。我怕我爷爷的眼神，大概就像了了怕我；了了不怕他的爷爷，正如我不怕我爸爸。我肯定得了我爷爷的真传，连额头上的褶皱也是，既慈悲，又冷酷。爷爷去世半年前的一天，曾到镇上新华书店给我买了一套书，是《中华上下五千年》。那套书形成了我后来对历史雏形的立体认识。我现在还有一点人样，多半是爷爷的功德；而我的藤蔓之性，要感谢我的爸爸，感谢他不加莳刈，让我缘着人世的高墙任性生长。可终于有一天，他觉得还是要稍加干涉一下，是在我读高二的时候。班主任将我整天不听课、在笔记本上秘密鼓捣文字的行为，电话通知了我爸。我爸没教训我，而是破天荒给我写了一封信，在一天早操散场时亲手交给了我。他在信中表扬了我一篇文章的好，也说了不足，之后就是劝诫，让我把握好学业与爱好之间的平衡。信的语气沉敛，一切点到为止。爸爸并没有试图扼杀我的文学梦。他只是隐约表达，那个梦晚个一两年再做也不迟。那封信我后来不小心弄丢了，但至今仍记得字里行间所显露的一位父亲素朴而铅沉的心迹。
二
现在是十三年后的一天早上。是我和我爸同时完成角色升级八年后的平凡一天，在扬州，在皮市巷的公共厕所外面。了了这泡屎拉得可真长。他的短暂的缺席，让我和我爸回到了单一的父子关系。我们讨论起这上下黑白的，把我们裹得水泄不通的房子。我轻轻推开身边一扇虚掩的门，往里瞅了瞅，里面一人也顺着门缝看过来。我赶紧把门关上，终结了这略带冒犯的对视。我爸兀自感慨，这房子能住人？“打不到一点视像，住得麻憋闷。还是老家好。”我爸的意思是，每日晨起，在这院里睁开眼，目光飞不过三米，就会迎墙撞死。到处都是墙、瓦，以及墙和瓦划拉出的一条条不透风的窄巷。连叶子也数不出几枚。天空是残缺的，人的眼光也就未必完整。我笑说，这就是扬州人的古今日常，人家乐在其中，你不能拿它跟我们乡下比。我的反驳没能说服我爸，往深一层说，也没能说服我自己。要知道，从我家楼顶向北望去，可以依次看到菜园、池塘、坟包、孤庙、稻浪和一条流速比时光还慢的河。那是一个有可能出莫奈这号人物的地方。在这里能看见什么？什么也看不见。许多人家，空有屋顶，却没有一条可以通达瓦片之上的楼梯。说白了，那屋顶，纯粹是留给阳光和鸟们歇脚用的。出门，是巷子，直得可以尺量，漫不经心延伸，直插城市心脏。可是，我发现了，整个皮市街区的每一条巷子，不管多长，五十米，一百米，三百米，最后总是要被一堵墙拦腰斩断。
在扬州，我追忆起故乡。那是赣江源头边的一个村落，1982年爷爷亲手建的泥瓦房于2011年被他三个儿子拆掉了。因为家族在壮大，人口在繁衍，代际在更迭，泥房子局促的空间形同桎梏，让人没法挪动生息。拆的时候我不在家，是妻子告诉我的。这个消息像锯子一样切割着我的神经。拆，意味着那栋庇护了我二十一年成长的老房子灰飞烟灭，墙回到了泥，房梁回到了木头，整饬的瓦碎成独立的片，再无成长史的佐证。在原址上，三栋独立的三层砖楼很快立了起来，三兄弟各据其一。在拆与建中，意味着一种家族群居式生活形态的结束，和另一种割裂的三国鼎立式的日子开始。虽然情感上难以接受，但也许这并不是坏事。人与人之间是需要距离的，哪怕是兄弟，哪怕是父子。
老屋晦暗的瓦楞下，有爷爷和爸爸怒目相向、拍桌对峙的镜头。在一次异常庄肃的家庭会议上，内容是算账。是账，就有算错和算不清的时候。1998年，全家集资在黄泥房的正南边建了栋砖楼，两层。楼建得不规则，七字形，南边那一横粗短，隔成了两房一厅，厅也就是大门通道，由我爸和大叔两兄弟均分；西边那一竖狭长，划分成三间小屋，归了小叔。新屋落定，该算总账了。老屋的八仙桌，爷爷坐正北的上位，三兄弟围桌而坐，我妈和俩婶在边上观摩。那是夏天，结着蛛网的吊扇在头顶咿咿呀呀响着，却吹不走底下越来越盛的火气。那火气的根源来自房子的不规则，账自然也就规则不了，不是简单的三五开能敲定的。但我爷爷不这么认为，他凭借一家之主的权威，决定不浪费时间，干脆一锤定音。可是这音定得我爸极不满意，而爷爷的执拗又加剧了我爸的不满升级为愤怒。他的愤怒是有形的，具体体现在他的右手上，大小拇指和无名指向掌心曲合，食指和无名指很有力度地并拢成一把匕首的样子，尖尖地指向我爷爷的鼻子。他的手势瞬间勾出了我爷爷的怒火，他拍桌而起，瞬间积蓄了强力的唾沫几乎将他的假牙拽出，两个人就势差点扑到一起。在要冲撞的一瞬间，他们被叔婶们拉开了，并且拉开得很彻底。整个家族和这笔烂账一样，就此一分为四；此后，各自独活。
父子俩如此焦灼的冲突与对峙，在我记忆中，是唯一的一次。他们用了多长时间来稀释这股怒火，化解这根芥蒂？我不知道。总之，后来的日子，他们话少了。不过，因为我——爷爷唯一的长孙的存在，多少给他们之间卡顿的情感齿轮带去了一些润滑。印象中，他们再未争吵过。
2006年初冬的一天，爷爷从楼梯跌落，脑袋着地，摔成了脑溢血，在老屋昏躺了三天后去世了。走前的一刻，他回光返照，睁开了眼，缓慢地环顾了床榻一周，一众嗣孙里没有我。我没有目睹爷爷的死亡，但是见证了爷爷死亡的极端艰难。他直挺挺地半昏躺在老屋铺着竹席的泥地上，一口痰卡在他的喉咙里，咽不进，啐不出。大叔用手指探进去，一点点往外抠，爷爷油尽灯枯的身体被电击般起伏痉挛。这个细节凝结了我对死亡的惊心动魄的印象。这一刻，距离他离世，还有至少两天两夜，也就是48个小时，2880分钟，172800秒。爷爷怎么熬过去？死神比蜗牛爬得还慢。爷爷摔倒的第二天，爸爸骑摩托来到我学校。正上着课，他的身影在这样一个意外的时间闪现在教室窗外，让我预感到不妙。果然，他说，爷爷估计不行了，你回去看一眼吧。
跨上老朽的大阳摩托，在南康104国道杨树延绵十公里的阴影下哒哒奔驰，父子一路无话。我从后视镜看到我爸的脸，瘦削，苍白，木然。但是，没有一道泪痕。此刻，以及之后，都没有。是后视镜有污渍吗？还是我的眼睛近视？下午他就把我送回了学校，有意让我避免直面爷爷的死亡。他为什么没有哭泣呢？作为顶替了爷爷当年教师职位的长子，他有足够的悲伤的理由。事实上，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掉一滴泪。只是有点懵，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我爸和我一样的心理吗？我的姑姑们哭了，不，“哭”字太中性了，是嚎啕，被悲伤压弯的身体，瘫软在地，倒成一片，像一排被秋风来回抽打的稻穗。我的三姑更是哭伤了神经，以至于喝农药进了院。爷爷的死对她心理的影响可能持续了好几年。但是我，我爸，还有两个叔叔，家族里所有的男性，没过太久就缓过来了。当时我没理解这个现象。后来似乎懂了一点。爷爷，以及后来奶奶的死，对于我们而言是头顶没有了遮罩，是进阶并独立的时刻了；而对于姑姑们，对于外嫁他乡的女性，则是失了根，断了魂，是生命血脉的断流，是精神故宫的坍圮，是身份证据的消亡，从此，人世再无完整的故乡。
三
那天起，我没有了爷爷，我的爸爸没有了爸爸。我爸爸的爸爸变成了一张黑白相片。那张失去了愤怒能力的慈祥又安宁的脸，紧贴着厅堂神台后的白墙，看着后来的我当了爸爸，看着我的爸爸填补了他曾经的位置，首次体会了膝下绕孙的欢与愁。我们在人世的谱系上都更进了一步。这意味着，在血脉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上，我的爸爸已接近了入海口，再无转圜的余地，再无退路。他向身后遥遥望去，看到了在险峰幽谷之间左奔右突的我，看到了雪域高原之上涓涓成形的我的儿子。他要学习我的爷爷，为这条簇新的河流命名。这是他首次晋级为爷爷，他要紧紧握住命名的权力！可是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他孙子的爸爸——我，已经长到二十二岁这个史无前例的年龄了。作为一条奔腾到中途的河流，我早已阅读过了雪山、荒原、沟壑、峡谷、险峰，并且在这不断的阅读中，形成了自己基本的判断力、理解力和审美力，以及由此渐渐萌发继而垒打夯实的话语意识。在为承接我的血液而生的那条河的命名时刻，我同样是不可缺席的。
症结就在这里，两代人的想法是如此相左，如此不可调和。命名是神圣的，主意又往往多样。我并不认为名字可以决定人的命运，却必将烛照和影响人的一生，而这影响通常又像毛细血管那样隐秘，那样习焉不察。“谢福康”，爸啊，你怎能给孙子按一个如此老土且泯然众生的名字？我爸的惊愕肯定也不逊于我，“谢了了”？草率到何等地步！他和我大姑站在了一条战线，坚决捍卫“福康”与孙子之间的卯榫关系。有关名字的优劣，他们没有自圆己说，而是采用反证法，力图戳穿彼方的荒谬——“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典故里的这八字，足有千钧之力，没法破解的魔咒。那么，就绕开它，学习溪流的智慧，从岩石两侧迂滑过去。福与康，都是吉利的好字，经典的中国字。它们的功用多半落在给群体增添节日气氛；而按在一个人的头顶，让其一生只听命于它们的召唤，忽视生命更多的潜在与可能，那又何苦让他哭啼着走这一遭。“了了”，不是为“佳”而生，不，我考虑的从来不是佳不佳的问题，那八个字从来就没进入过我的大脑。了，可以是一无所有，可以是命途至简，可以是率性而活，可以是三生万物，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似是而非，一张白纸涂满了白色，没有暗示的暗示，之后他添上去的任何一笔都将出自鸿蒙，出自灵与肉的最深处。
谁又能想到呢，平和共处了二十二年的父子俩，会被一件给新生命命名的小事绊倒，继而发生言语的冲突，情绪的胶着，价值的对立。我们可能都红了脸。我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看到我爸彼时的脸色，他也没有看到我的。我说过的，我们平和共处了二十二年，意味着，这一次，乃至漫长的余生中也不太会有例外。和爷爷与爸爸那次闪着火星的对峙不同，我们这次的议题是形而上的，相比算账，或此或彼的命名显然更棘手。多年来寡言少语的父子关系，还没有让我们学会用肌肉式的口语对弈。只能把战场挪到更书面的空间，互发手机短信是最理想的。是2012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他睡南楼，我睡北楼。南楼建于1998年，北楼建于2011年，两栋楼相距八十米，相隔十三年。我和我爸呢，年龄的落差更大，三十一年。这感觉，好像我们在楚河汉界的两头遥遥相望，谁都想攻占对方的地盘，却又谁也看不见谁。一个个被各自立场削尖了语气的短信，子弹般刺透八十米的空气、三十一年的光阴，在南北楼之间交替过招。而那个尚未定名的新生命，此刻正躺在我身边，眯着眼，睡得无知又香甜。
后来谁赢了？不用说，你也知道。让我想想，是多久以后，半年还是一年，我从外省风尘仆仆回到家，进得大门，听到有人喊了了的名字，喊得那么自然，喊得那么亲昵有爱，一边喊一边抱起他，用粗壮的胡茬子轻戳他水嫩的脸颊，两只手托住他的腋下在空中欢快旋转。那声“了了”从别的任何人口中喊出，我都不会惊讶。但喊出这一声的，不是别人，是我的爸爸，是不久前还在短信中和我彻夜争执不休的爸爸。在分别的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穿过并篡改了我爸的大脑神经，使他决定从和我大姑稳若磐石的战队中挥帜起义，这样不期然地与我握手言和？我不知道。我们再未就此事展开过任何讨论。后来的日子里，听着他一次次亲昵地喊着了了，仿佛，曾经一切的争执都未发生过。可，他真的认输，我又真的赢了吗？
小时候我爸教我下象棋，我可从来没赢过他。他只是一次次陪我下，不厌其烦。在了了长到八岁的时候，我也开始教他下棋，把我爸传授给我的棋艺，一点不落地转教给他。马走日，象走田。这小子，羽翼未满，棋子还没认全，却憋着一股子狠劲想赢我。你能想象吗，首次对弈，他输了，眼眶里竟噙满了热泪！他抽泣着说：“爸爸，我不想也不该哭的，可就是没忍住。”他终于拭干眼泪，欢呼雀跃起来，是在和我博弈了二十回合之后，趁我不备，用炮点了我的将。我的半桶水的棋艺，就这样在他一次比一次更强劲的攻势下，显山露水，一败涂地。接着，他把目标定向了更高的山峰——爸爸的爸爸，并且开局没二十步就吃了他的将。多年没下棋，我爸的棋艺早不知退化到哪步田地了。了了没想到会赢得这么利索。第二局，他故意收回了五成的力，让爷爷也赢了一局。爷孙俩默契地对了一眼，哈哈大笑。儿子的情商比我更灵光。要知道，在棋盘之外，这近三十年的几乎每件非此即彼的事上，我可一次都没让我爸赢过。包括给他的孙子命名。可是，我真的赢了吗？谁又知道，他是否故意收回了五成的力呢？或者，他也许在第二天就暗自退出了棋局。我后来慢慢理解了，在永恒的父子之战中，无论胜负在谁，在谦让的操守上，儿子永远都是父亲的手下败将。
四
了了不知道我和他爷爷当年因为他而展开的博弈。他更不知道的是，他只是“了了”这个名字的继任者。换句话说，“了了”原本是为他之前的另一个小生命准备的。只是，那个生命还没出生，就离开了人世。我和妻子（当时还是女友）将“他”埋在了鄱阳湖一个叫老虎头的半岛上。在一片小树丛下挖了一个小坑，上面压了几块石头，石头上没有刻任何文字。我们微微鞠了一躬，离开了那里。除了我们，世上没有谁还知晓“他”的存在。整整九年了，时间久得连我都快忘了，世上还有另一个“了了”；那个最终没能成为“了了”的小生命，长眠于鄱阳湖的亘古涛声中。八年后的清明，我和妻儿驱车千里回到了那个半岛上。雨后的野路异常泥泞，隔着一片隆起的树林，我们没有进去，只是向那大致的区域张望，翻过小山坡，就能看到湖了。多年前，湖边有一间没人居住的小木屋，屋子附近拉起了一张铁丝网，一只鸟的脑袋被卡在网洞里，直到死去，风干。在那树林外，我对了了说：“知道吗了了，你还有个哥哥，就住在树林的后面。”没经过思考，我用了“哥哥”这个词。了了一脸懵懂地看着我。我想是的，在这广袤的人世上，了了还有一个永远无法谋面的哥哥。他并不孤单。“了了”并不孤单。
相比了了，关于自己隐秘又宿命般的来路，我知道得要晚得多。在我活到二十七岁的时候，我爸有一天忽然来了兴致，向我透露了一点我的来历。那是三十多年前，一位老家的算命先生向他预言的。那时，我爸爸刚走进他人生的第一次婚姻。这段婚姻，此前我只听奶奶提过一次，她省略了过程，仅向我简单陈述了故事的结尾：有一天，那个声如洪钟的女人终于停止了嚎叫，把发泄的对象从我爸转移到墙边一面立柜的镜子上。那是面狭长形的镜子，刚好装下我爸瘦小的身体。那一刻，我爸在镜子里茫然地注视着镜子外的那个女人，他看着她举起了一把木凳，还未来得及作出反应，自己的身影便顷刻间四分五裂。我爸看着一地的玻璃碎渣，身体陷入了一阵前所未有的痉挛。接着，他看到那个女人开始翻箱倒柜，把窗台上的妆奁尽数掏空后，哐的一声摔门而去，离开了那个叫村头的村庄，再未回来。
当我爸缓过神来，那间簇新的婚房就像被北风搜刮一空的田野，早已空无一物。没多久，因为财产的分割争议，两个家庭发展到了对簿公堂的胶着局面。我爸的这段原本光洁如新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面目全非，很不体面。在我出生后的二十多年里，那个女人以及她与我爸爸的那段婚姻成了谜一样的存在，除了我奶奶那次言简意赅的描述，再无人向我提起。事实上，关于这段婚姻，乃至我在人世的出现，早有人作出了预告。这个人是算命先生。1986年，我爸新婚不久后的一天，去潭口街上称烤烟丝时偶然遇见的。他从熙熙攘攘的人群挑中了我爸，莫名就来了句：“你和那个女人不会有结果的。”我爸瞥了他一眼，认为他胡说八道，转身欲走，却被算命先生的另一句话牵扯住了：“我们打赌，一箩米怎么样？”也许是出于一种被激将的心理，又觉得赌注也不算过分，我爸便爽快地应承下来，然后自信满满地离开了那条灰暗的老街，向着他自以为光明的婚姻大步走去。
世上当真有一语成谶的事吗？在我爸离开算命先生、离开那条老街不久，很快便狼狈地走出了这段婚姻，两年后又走进了新的一段，于是才有了我。想想，人世间一个我的得来，因为算命先生的出现，竟然有了一丝宿命般的色彩。只是，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如果当年算命先生的推测失算了，那个出现在人世间的“我”，又会是谁呢？我感兴趣的还有那场赌局的后续，那萝米后来挑给算命先生了吗？我爸哂笑一番，说没有，怎么可能给他！是啊，他怎么会向一个揭穿自己不堪命运的陌生人兑现所谓的承诺呢？
人世间的事真是歧路丛生，充满了宿命的味道。
往血脉更上游的方向看，让我更加确证了这一点。那是1948年的仲夏，我爷爷还是一位二十五岁的青年。和我现在手里的姿势不同，爷爷那时握着的不是笔，而是镰刀。他光着膀子，身体一摇一摆，正沿着一条布满杂草的田塍往河边的一块稻田走去，一条黄狗摇着尾巴跟在他身后。从百家塘的家到河边的田里，差不多二里地，按正常速度，大概十分钟就能走到。那段日子，这条路他每天都要走上两遍。但这一次，他没能在十分钟内走到稻田，而是在半路的池塘边弯腰赶腿上的一只蚊子时，突然被十几支枪架着走向了另一条布满了血迹的道路。
那是一条没有终点的道路，没有稻谷等待他去收割。镰刀也被没收了，取而代之的是枪，发烫的枪管，现在塞到了他手上。他只会用镰刀，不会使枪，连“枪”这个字的发音也超出他的经验之外。可是，现在他不仅要用舌头卷出这个音，还要被迫学习如何将眼睛、枪口与目标连成一条直线，并用食指扣动扳机。四周的枪声与炮火像绷带一样将他的耳朵裹扎得密不透风，透过瞄准镜，他看到一支微微颤抖的枪，被一个年龄和他相仿的青年用肩膀顶住。那人猫在草丛中，隔着两百米的距离，用眼睛与枪口和他进行双重对视。他看到那人的帽子是灰蓝的，那人看到我爷爷的帽子是棕黄的，这是两种敌对的颜色。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都是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我爷爷不理解帽子上的两种颜色，更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受雇于这顶帽子，听从它的指令。他在扣动扳机的瞬间，有意识地提了提枪管，子弹从那顶蓝帽子上方五厘米的位置擦了过去。接着，他把枪一扔，起身跑了起来。天已擦黑，四处是枪声、火光，是密不透风、硝烟弥漫的大网，他向这张网最稀疏薄弱的地方跑，跑进了山林，从黑夜跑向了黎明，从血红跑回了清香的稻黄。
我爷爷肯定不会想到，他这一跑，不仅多跑出了五十八年的时光，还跑出了好几支延绵而辽阔的队伍。其中一个梯队里，走在前面的那几个人，分别是我爸、我，还有那个叫了了的小少年。
五
了了提好裤子，从公厕里出来了。这支血脉相连的队伍在短暂的失散后，重新恢复了秩序。现在，这三代人同时走在扬州城十月的一条巷子里。
我爸一辈子在乡村教书，桃李天下的他，不适应也不大理解外面的世界。今年九月，他退休了，我终于能带他到外面走走，尝尝鲜。没想到，这鲜一点也不合他的胃口。他一边走一边数落扬州老城的品相，连名满天下的扬州炒饭也没能逃脱他的语言制裁。他为这巷弄里的居民感到惋惜，他认为他们没有机会品尝到更开阔更透光的生活。
到头了，走这边吧。与眉毛齐平的墙上，贴着一块红牌子，上面写着巷名。扬州人取名可真随意，什么黄牛巷，什么吃着看巷，不讲文辞寓意，信手拈来。我甚至想，这“吃着看巷”，是不是一个大妈取的。房子造好，巷弄成形，外面熙攘声声，大妈在屋子里坐不安定，端着碗就出来了，背贴墙扒拉着苞米炒饭，看一伙老先生左一言右一语，在巷名上争得面红耳赤，须髯交错。行了，别争了，吃着看吧。就这样定了。在中国，天大的事大不过一个吃，吃能消化一切问题。不是解决，是消化。中国的世俗传统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消化它，就像我爸和我爷爷、我和我爸后来在默契中达成的隐秘和解。看看这吃着看巷通体的黑与白，人们只在这幽深又辽阔的中间地带生活。
俗有俗的活法。可这看似俗常的巷子里，毕竟出过一位雅士。这位雅士，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变俗为雅，并最终被雅反噬，生命定格在了五十岁。五十年中，无数个瞬间都已灰飞烟灭，其中一个却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并且住进了几乎每个能识文断字的中国人的脑海里，作为经典的文学形象传承至今。这个画面清晰、简单到人人可以复述——1918年的南京浦口火车站，一位父亲为北上求学的儿子送行。发车前，父亲看到对面的月台上有卖橘子的，想给儿子买几个。可要过去，得跳下这边月台，穿越铁道，再爬上那边的月台。父亲穿着黑布大马褂，身材肥胖，这无疑增加了过去的难度。在爬那边月台的时候，父亲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父亲的这个背影先是被儿子看见，继而通过儿子细腻的描摹被更多的人看见。于是我们知道了，世间曾有过这样一个父亲的背影，有过这样一对父子以及这样一种父子关系。
这位父亲的儿子是谁，我想你已经猜出来了。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个当代汉语的使用者都曾或多或少受过他的滋养。他一生让人记住的，有两件事：一是身患严重胃病，疾饿交困，仍秉持一个传统文人的气节，拒食当年美国的救济面粉；二是以一支温润的笔，为婴幼期的现代汉语成长注入了丰润的美学营养，他留下的诸多文本即是佐证。先生传道授业终身，那几十年的风云诡谲，在他诗文中的投射不很明显。和鲁迅手握匕首、怒目而视的战士形象不同，先生走的是另一条更加隐晦的改良民族心性的道路——他握着的是一支画笔，蘸满了斑斓而又温情的颜料，再苍白污渍的事物，一碰他的笔，立即活脱脱的，有了精神，有了色彩。先生是民族语言的美学家、炼金者，恪守与践行的是美的宗教；从语言的社会学意义出发，这同样不啻为一种革命，亦同样不失伟大。
十三年前，还在南康中学读高二时，我曾于县城夜市街地摊上购得先生的两册书。遍读先生的所有散文，却不知或忘却了先生就是扬州人氏。今日到了扬州，从皮市巷转入安乐巷时，一打听，才知道，先生曾在这里出生并成长。
三进式砖木庭院，一个大方块被划拉成若干个小方块。逼仄的天井，植桂竹，把好不容易透进的光剪成碎影。先生的卧榻在进大门右手边，是个独立的小院。院一分为三，一卧一厅一天井，两株幼桂就把院子上的天空塞满了。客厅更为局促，不到四平米，两张木椅墙边并排，三两人促膝谈诗尤是勉强，打麻将的话恐怕就须背贴墙了。先生早年受教于举人，课业繁缛，打下了最初的古典底子。我后来得知的是，十八岁后，先生离家求学受业的七年，也是与父亲情感反复博弈纠葛的七年。先生成长于旧私塾，后受新式思潮启迪，他与一生为官后赋闲的父亲之间的矛盾，根源即在于此。
“……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早年读此文，沉浸在月台上的暖心情节，没有太留意这句话，更不了解话的背后所潜藏的父子关系的深层背景。事实上，写作此文时，父子俩已有七年未曾平和地讲话；而先生最近的一次回家，也是三年前的事了。这次见面，非但没能平息旧事所积攒的怨艾，反而因为父亲的薄面与强硬，使得父子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这之后，父亲其实有妥协谋和的意思，给儿子去过几封信，却不明说，只说是想孙子了。先生懂父亲的意思，作为情感的回应，写下了那篇经典的散文；而父亲读到时，已是三年后的深秋。在扬州一座老宅昏暗的窗前，手捧上海开明书店寄赠的一本叫《背影》的散文集，这位花甲之年的老人热泪沾襟。
“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他的儿子。”重读先生这句话，我想起了我的爷爷与爸爸，想起了他们在分别面对他们儿子的种种情感刁难时，所作出的不为人知的妥协。
扬州安乐巷27号，是先生的故居。内墙上张挂着一幅漫画：一个戴黑布小帽的肥胖男人艰难地攀爬着月台，几个金橘在他眼前闪着水润的光。了了问我这画的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这是一位父亲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