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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宝光:歧路

2020/5/7 9:29:27      来源:《星火》2020年第3期 | 谢宝光      人气:46

 
  一
 
  嘿,知道××电子厂怎么走吗?在扬州皮市巷,一个夹着皮包的男人突然抛给我这个异乡人一道难题。那两个字我没听清。不知道,你问导航吧。哈,难题,就这样被我迎刃破解。他握着手机,环顾了一下四周,无可奈何地笑笑,转身继续找。和他一样,我也在扬州城迷失了方向。他只是找不到要去的地方,而我压根没想好要去哪。去哪好像也无所谓,我爸在,我妈在,儿子也在,时日总是匆匆,三代人集体出游的机会并不太多。国庆日,没有做任何攻略,兴之所起,摸着方向盘就从杭州驰骋六百里到了这里。想起那首著名的诗,烟花三月下扬州,现在已是十月了。最好的时节已经过去,或尚未到来。不要紧,被诗歌浸泡过的扬州城,春天是不死的。
 
  还好,十月的太阳模仿三月的脾气,一点不灼人。漫步皮市巷,心情有一种放空的轻,看什么都觉得是一种安慰。偶尔有辆电动车蹭着衣角呼啸驶过,心也不惊,肉也不跳。那松脱的青地砖经车轮前碾后压,轻轻弹起又落下,发出清脆的磕响。民居大多低矮,很少超过一层,一间挨着一间,一院粘着一院,这么蔓延开去,脑骨一样拼接出一座古城的精神气。青砖透着绿,黑瓦显着黑,日子还是像唐宋时候那样黑白着翻滚。连巷子里的公厕也像衣服纽扣一样妥帖、素朴,丝毫不碍眼。儿子了了蹲在里头上大号,我和爸妈在外面等。只要爸爸在身边,我这在世间作为儿子的身份便有了合法的证明。我想,在曾经无数日子中的某些时刻,我爸也曾这样等着我,等他的儿子一厘米一厘米地成人明事。
 
  现在,我的个子已经比我爸高出了一大截,但以所塑造的父亲角色的海拔来论,我差得可不止一星半点。我爸对我有着比长江还恒久的耐心,从来不打不骂,每次闯祸都由他默默善尾,料理完毕,他一个人蹲在墙角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什么话也不讲。十八岁,我也学着吸烟;有了儿子了了后,吸得就更猛。只是,到现在,我也没学会如何当好一名父亲。了了粘我爸,一见他,跟猴子见树似的,猛扑而去,四肢飞舞,简直疯魔。有时我忍不住骂他,让他克制一点。我妈问他,等你长大,能不能也开车带爷爷奶奶去玩?这小子居然说,那时候你们都“阿弥陀佛”了。还是当孩子好,说话从来不需过脑子,世界也能轻易原谅你。等到哪天学会了三思而后行,也就真正悲哀地长大了。
 
  我对了了,要比我爸对我狠上至少十倍。我几乎不给他撒泼打滚的机会。虽不揍他,但常施之以口头刑罚,那带刺的音调,把我自己的心脏也刺得一颤一颤生疼。时日一长,他有了后遗症,眼珠子留心我脸上的晴雨走势,一有风吹草动,立马噤声。踩着刀尖行走的小少年啊,有时真心疼他。可却改变不了自己,一有事堵在心口,经他不走心的一撩拨,常常倾盆而出,连唾沫也带着股飞溅的狠劲,事后又懊悔不已,怎么就不能忍忍!他比我能忍,多年练习,培养出了将眼泪像鼻涕一样擤回泪腺的能力,抽泣,呜咽,但不放出一丝正经的哭声。越如此,我越懊悔自己君主式的暴力。那日,在瘦西湖,看到一个穿连衣裙的小女孩,被凸起的板砖绊了一跤,膝盖磕地,痛得她海啸大哭。膝上无痕,但那夸张到极致的脸上修辞,让人以为绊她的不是砖,而是一把刀。女孩爸爸连忙拥她入怀,用宽厚的手掌从背后来回安抚她受惊的心脏。我瞥了一眼了了,他何时被一块砖弄哭过?好像没有,没有一点印象。不,早年应该是有的,那又是什么时候没有了的呢?没有哭泣,小少年!外力,石头、玻璃之类,这些皮毛之伤,后来几乎未让他呼喊过——让我形容,他早已学会了像水蚌咀嚼石子一样,吞咽他身体内外的疼痛。这一瞬间的念想让我惊愕不已。
 
  血缘是一条歧路,不知滑向何方。我和我爸平常话不多,数十年如此。隔代的祖孙俩却有聊不完的天。那就多聊聊吧,了了说,等于另一个我在说。在我最叛逆的年岁,我爸也从不粗暴矫正我行为的曲直。那时我爷爷仍在世,他手中有竹鞭,口中有孔子和三字经。我逃得了竹鞭,却逃不了他十年如一日的谆谆说教。我怕我爷爷的眼神,大概就像了了怕我;了了不怕他的爷爷,正如我不怕我爸爸。我肯定得了我爷爷的真传,连额头上的褶皱也是,既慈悲,又冷酷。爷爷去世半年前的一天,曾到镇上新华书店给我买了一套书,是《中华上下五千年》。那套书形成了我后来对历史雏形的立体认识。我现在还有一点人样,多半是爷爷的功德;而我的藤蔓之性,要感谢我的爸爸,感谢他不加莳刈,让我缘着人世的高墙任性生长。可终于有一天,他觉得还是要稍加干涉一下,是在我读高二的时候。班主任将我整天不听课、在笔记本上秘密鼓捣文字的行为,电话通知了我爸。我爸没教训我,而是破天荒给我写了一封信,在一天早操散场时亲手交给了我。他在信中表扬了我一篇文章的好,也说了不足,之后就是劝诫,让我把握好学业与爱好之间的平衡。信的语气沉敛,一切点到为止。爸爸并没有试图扼杀我的文学梦。他只是隐约表达,那个梦晚个一两年再做也不迟。那封信我后来不小心弄丢了,但至今仍记得字里行间所显露的一位父亲素朴而铅沉的心迹。
 
  二
 
  现在是十三年后的一天早上。是我和我爸同时完成角色升级八年后的平凡一天,在扬州,在皮市巷的公共厕所外面。了了这泡屎拉得可真长。他的短暂的缺席,让我和我爸回到了单一的父子关系。我们讨论起这上下黑白的,把我们裹得水泄不通的房子。我轻轻推开身边一扇虚掩的门,往里瞅了瞅,里面一人也顺着门缝看过来。我赶紧把门关上,终结了这略带冒犯的对视。我爸兀自感慨,这房子能住人?“打不到一点视像,住得麻憋闷。还是老家好。”我爸的意思是,每日晨起,在这院里睁开眼,目光飞不过三米,就会迎墙撞死。到处都是墙、瓦,以及墙和瓦划拉出的一条条不透风的窄巷。连叶子也数不出几枚。天空是残缺的,人的眼光也就未必完整。我笑说,这就是扬州人的古今日常,人家乐在其中,你不能拿它跟我们乡下比。我的反驳没能说服我爸,往深一层说,也没能说服我自己。要知道,从我家楼顶向北望去,可以依次看到菜园、池塘、坟包、孤庙、稻浪和一条流速比时光还慢的河。那是一个有可能出莫奈这号人物的地方。在这里能看见什么?什么也看不见。许多人家,空有屋顶,却没有一条可以通达瓦片之上的楼梯。说白了,那屋顶,纯粹是留给阳光和鸟们歇脚用的。出门,是巷子,直得可以尺量,漫不经心延伸,直插城市心脏。可是,我发现了,整个皮市街区的每一条巷子,不管多长,五十米,一百米,三百米,最后总是要被一堵墙拦腰斩断。
 
  在扬州,我追忆起故乡。那是赣江源头边的一个村落,1982年爷爷亲手建的泥瓦房于2011年被他三个儿子拆掉了。因为家族在壮大,人口在繁衍,代际在更迭,泥房子局促的空间形同桎梏,让人没法挪动生息。拆的时候我不在家,是妻子告诉我的。这个消息像锯子一样切割着我的神经。拆,意味着那栋庇护了我二十一年成长的老房子灰飞烟灭,墙回到了泥,房梁回到了木头,整饬的瓦碎成独立的片,再无成长史的佐证。在原址上,三栋独立的三层砖楼很快立了起来,三兄弟各据其一。在拆与建中,意味着一种家族群居式生活形态的结束,和另一种割裂的三国鼎立式的日子开始。虽然情感上难以接受,但也许这并不是坏事。人与人之间是需要距离的,哪怕是兄弟,哪怕是父子。
 
  老屋晦暗的瓦楞下,有爷爷和爸爸怒目相向、拍桌对峙的镜头。在一次异常庄肃的家庭会议上,内容是算账。是账,就有算错和算不清的时候。1998年,全家集资在黄泥房的正南边建了栋砖楼,两层。楼建得不规则,七字形,南边那一横粗短,隔成了两房一厅,厅也就是大门通道,由我爸和大叔两兄弟均分;西边那一竖狭长,划分成三间小屋,归了小叔。新屋落定,该算总账了。老屋的八仙桌,爷爷坐正北的上位,三兄弟围桌而坐,我妈和俩婶在边上观摩。那是夏天,结着蛛网的吊扇在头顶咿咿呀呀响着,却吹不走底下越来越盛的火气。那火气的根源来自房子的不规则,账自然也就规则不了,不是简单的三五开能敲定的。但我爷爷不这么认为,他凭借一家之主的权威,决定不浪费时间,干脆一锤定音。可是这音定得我爸极不满意,而爷爷的执拗又加剧了我爸的不满升级为愤怒。他的愤怒是有形的,具体体现在他的右手上,大小拇指和无名指向掌心曲合,食指和无名指很有力度地并拢成一把匕首的样子,尖尖地指向我爷爷的鼻子。他的手势瞬间勾出了我爷爷的怒火,他拍桌而起,瞬间积蓄了强力的唾沫几乎将他的假牙拽出,两个人就势差点扑到一起。在要冲撞的一瞬间,他们被叔婶们拉开了,并且拉开得很彻底。整个家族和这笔烂账一样,就此一分为四;此后,各自独活。
 
  父子俩如此焦灼的冲突与对峙,在我记忆中,是唯一的一次。他们用了多长时间来稀释这股怒火,化解这根芥蒂?我不知道。总之,后来的日子,他们话少了。不过,因为我——爷爷唯一的长孙的存在,多少给他们之间卡顿的情感齿轮带去了一些润滑。印象中,他们再未争吵过。
 
  2006年初冬的一天,爷爷从楼梯跌落,脑袋着地,摔成了脑溢血,在老屋昏躺了三天后去世了。走前的一刻,他回光返照,睁开了眼,缓慢地环顾了床榻一周,一众嗣孙里没有我。我没有目睹爷爷的死亡,但是见证了爷爷死亡的极端艰难。他直挺挺地半昏躺在老屋铺着竹席的泥地上,一口痰卡在他的喉咙里,咽不进,啐不出。大叔用手指探进去,一点点往外抠,爷爷油尽灯枯的身体被电击般起伏痉挛。这个细节凝结了我对死亡的惊心动魄的印象。这一刻,距离他离世,还有至少两天两夜,也就是48个小时,2880分钟,172800秒。爷爷怎么熬过去?死神比蜗牛爬得还慢。爷爷摔倒的第二天,爸爸骑摩托来到我学校。正上着课,他的身影在这样一个意外的时间闪现在教室窗外,让我预感到不妙。果然,他说,爷爷估计不行了,你回去看一眼吧。
 
  跨上老朽的大阳摩托,在南康104国道杨树延绵十公里的阴影下哒哒奔驰,父子一路无话。我从后视镜看到我爸的脸,瘦削,苍白,木然。但是,没有一道泪痕。此刻,以及之后,都没有。是后视镜有污渍吗?还是我的眼睛近视?下午他就把我送回了学校,有意让我避免直面爷爷的死亡。他为什么没有哭泣呢?作为顶替了爷爷当年教师职位的长子,他有足够的悲伤的理由。事实上,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掉一滴泪。只是有点懵,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我爸和我一样的心理吗?我的姑姑们哭了,不,“哭”字太中性了,是嚎啕,被悲伤压弯的身体,瘫软在地,倒成一片,像一排被秋风来回抽打的稻穗。我的三姑更是哭伤了神经,以至于喝农药进了院。爷爷的死对她心理的影响可能持续了好几年。但是我,我爸,还有两个叔叔,家族里所有的男性,没过太久就缓过来了。当时我没理解这个现象。后来似乎懂了一点。爷爷,以及后来奶奶的死,对于我们而言是头顶没有了遮罩,是进阶并独立的时刻了;而对于姑姑们,对于外嫁他乡的女性,则是失了根,断了魂,是生命血脉的断流,是精神故宫的坍圮,是身份证据的消亡,从此,人世再无完整的故乡。
 
  三
 
  那天起,我没有了爷爷,我的爸爸没有了爸爸。我爸爸的爸爸变成了一张黑白相片。那张失去了愤怒能力的慈祥又安宁的脸,紧贴着厅堂神台后的白墙,看着后来的我当了爸爸,看着我的爸爸填补了他曾经的位置,首次体会了膝下绕孙的欢与愁。我们在人世的谱系上都更进了一步。这意味着,在血脉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上,我的爸爸已接近了入海口,再无转圜的余地,再无退路。他向身后遥遥望去,看到了在险峰幽谷之间左奔右突的我,看到了雪域高原之上涓涓成形的我的儿子。他要学习我的爷爷,为这条簇新的河流命名。这是他首次晋级为爷爷,他要紧紧握住命名的权力!可是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他孙子的爸爸——我,已经长到二十二岁这个史无前例的年龄了。作为一条奔腾到中途的河流,我早已阅读过了雪山、荒原、沟壑、峡谷、险峰,并且在这不断的阅读中,形成了自己基本的判断力、理解力和审美力,以及由此渐渐萌发继而垒打夯实的话语意识。在为承接我的血液而生的那条河的命名时刻,我同样是不可缺席的。
 
  症结就在这里,两代人的想法是如此相左,如此不可调和。命名是神圣的,主意又往往多样。我并不认为名字可以决定人的命运,却必将烛照和影响人的一生,而这影响通常又像毛细血管那样隐秘,那样习焉不察。“谢福康”,爸啊,你怎能给孙子按一个如此老土且泯然众生的名字?我爸的惊愕肯定也不逊于我,“谢了了”?草率到何等地步!他和我大姑站在了一条战线,坚决捍卫“福康”与孙子之间的卯榫关系。有关名字的优劣,他们没有自圆己说,而是采用反证法,力图戳穿彼方的荒谬——“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典故里的这八字,足有千钧之力,没法破解的魔咒。那么,就绕开它,学习溪流的智慧,从岩石两侧迂滑过去。福与康,都是吉利的好字,经典的中国字。它们的功用多半落在给群体增添节日气氛;而按在一个人的头顶,让其一生只听命于它们的召唤,忽视生命更多的潜在与可能,那又何苦让他哭啼着走这一遭。“了了”,不是为“佳”而生,不,我考虑的从来不是佳不佳的问题,那八个字从来就没进入过我的大脑。了,可以是一无所有,可以是命途至简,可以是率性而活,可以是三生万物,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似是而非,一张白纸涂满了白色,没有暗示的暗示,之后他添上去的任何一笔都将出自鸿蒙,出自灵与肉的最深处。
 
  谁又能想到呢,平和共处了二十二年的父子俩,会被一件给新生命命名的小事绊倒,继而发生言语的冲突,情绪的胶着,价值的对立。我们可能都红了脸。我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看到我爸彼时的脸色,他也没有看到我的。我说过的,我们平和共处了二十二年,意味着,这一次,乃至漫长的余生中也不太会有例外。和爷爷与爸爸那次闪着火星的对峙不同,我们这次的议题是形而上的,相比算账,或此或彼的命名显然更棘手。多年来寡言少语的父子关系,还没有让我们学会用肌肉式的口语对弈。只能把战场挪到更书面的空间,互发手机短信是最理想的。是2012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他睡南楼,我睡北楼。南楼建于1998年,北楼建于2011年,两栋楼相距八十米,相隔十三年。我和我爸呢,年龄的落差更大,三十一年。这感觉,好像我们在楚河汉界的两头遥遥相望,谁都想攻占对方的地盘,却又谁也看不见谁。一个个被各自立场削尖了语气的短信,子弹般刺透八十米的空气、三十一年的光阴,在南北楼之间交替过招。而那个尚未定名的新生命,此刻正躺在我身边,眯着眼,睡得无知又香甜。
 
  后来谁赢了?不用说,你也知道。让我想想,是多久以后,半年还是一年,我从外省风尘仆仆回到家,进得大门,听到有人喊了了的名字,喊得那么自然,喊得那么亲昵有爱,一边喊一边抱起他,用粗壮的胡茬子轻戳他水嫩的脸颊,两只手托住他的腋下在空中欢快旋转。那声“了了”从别的任何人口中喊出,我都不会惊讶。但喊出这一声的,不是别人,是我的爸爸,是不久前还在短信中和我彻夜争执不休的爸爸。在分别的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穿过并篡改了我爸的大脑神经,使他决定从和我大姑稳若磐石的战队中挥帜起义,这样不期然地与我握手言和?我不知道。我们再未就此事展开过任何讨论。后来的日子里,听着他一次次亲昵地喊着了了,仿佛,曾经一切的争执都未发生过。可,他真的认输,我又真的赢了吗?
 
  小时候我爸教我下象棋,我可从来没赢过他。他只是一次次陪我下,不厌其烦。在了了长到八岁的时候,我也开始教他下棋,把我爸传授给我的棋艺,一点不落地转教给他。马走日,象走田。这小子,羽翼未满,棋子还没认全,却憋着一股子狠劲想赢我。你能想象吗,首次对弈,他输了,眼眶里竟噙满了热泪!他抽泣着说:“爸爸,我不想也不该哭的,可就是没忍住。”他终于拭干眼泪,欢呼雀跃起来,是在和我博弈了二十回合之后,趁我不备,用炮点了我的将。我的半桶水的棋艺,就这样在他一次比一次更强劲的攻势下,显山露水,一败涂地。接着,他把目标定向了更高的山峰——爸爸的爸爸,并且开局没二十步就吃了他的将。多年没下棋,我爸的棋艺早不知退化到哪步田地了。了了没想到会赢得这么利索。第二局,他故意收回了五成的力,让爷爷也赢了一局。爷孙俩默契地对了一眼,哈哈大笑。儿子的情商比我更灵光。要知道,在棋盘之外,这近三十年的几乎每件非此即彼的事上,我可一次都没让我爸赢过。包括给他的孙子命名。可是,我真的赢了吗?谁又知道,他是否故意收回了五成的力呢?或者,他也许在第二天就暗自退出了棋局。我后来慢慢理解了,在永恒的父子之战中,无论胜负在谁,在谦让的操守上,儿子永远都是父亲的手下败将。
 
 
  四
 
  了了不知道我和他爷爷当年因为他而展开的博弈。他更不知道的是,他只是“了了”这个名字的继任者。换句话说,“了了”原本是为他之前的另一个小生命准备的。只是,那个生命还没出生,就离开了人世。我和妻子(当时还是女友)将“他”埋在了鄱阳湖一个叫老虎头的半岛上。在一片小树丛下挖了一个小坑,上面压了几块石头,石头上没有刻任何文字。我们微微鞠了一躬,离开了那里。除了我们,世上没有谁还知晓“他”的存在。整整九年了,时间久得连我都快忘了,世上还有另一个“了了”;那个最终没能成为“了了”的小生命,长眠于鄱阳湖的亘古涛声中。八年后的清明,我和妻儿驱车千里回到了那个半岛上。雨后的野路异常泥泞,隔着一片隆起的树林,我们没有进去,只是向那大致的区域张望,翻过小山坡,就能看到湖了。多年前,湖边有一间没人居住的小木屋,屋子附近拉起了一张铁丝网,一只鸟的脑袋被卡在网洞里,直到死去,风干。在那树林外,我对了了说:“知道吗了了,你还有个哥哥,就住在树林的后面。”没经过思考,我用了“哥哥”这个词。了了一脸懵懂地看着我。我想是的,在这广袤的人世上,了了还有一个永远无法谋面的哥哥。他并不孤单。“了了”并不孤单。
 
  相比了了,关于自己隐秘又宿命般的来路,我知道得要晚得多。在我活到二十七岁的时候,我爸有一天忽然来了兴致,向我透露了一点我的来历。那是三十多年前,一位老家的算命先生向他预言的。那时,我爸爸刚走进他人生的第一次婚姻。这段婚姻,此前我只听奶奶提过一次,她省略了过程,仅向我简单陈述了故事的结尾:有一天,那个声如洪钟的女人终于停止了嚎叫,把发泄的对象从我爸转移到墙边一面立柜的镜子上。那是面狭长形的镜子,刚好装下我爸瘦小的身体。那一刻,我爸在镜子里茫然地注视着镜子外的那个女人,他看着她举起了一把木凳,还未来得及作出反应,自己的身影便顷刻间四分五裂。我爸看着一地的玻璃碎渣,身体陷入了一阵前所未有的痉挛。接着,他看到那个女人开始翻箱倒柜,把窗台上的妆奁尽数掏空后,哐的一声摔门而去,离开了那个叫村头的村庄,再未回来。
 
  当我爸缓过神来,那间簇新的婚房就像被北风搜刮一空的田野,早已空无一物。没多久,因为财产的分割争议,两个家庭发展到了对簿公堂的胶着局面。我爸的这段原本光洁如新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面目全非,很不体面。在我出生后的二十多年里,那个女人以及她与我爸爸的那段婚姻成了谜一样的存在,除了我奶奶那次言简意赅的描述,再无人向我提起。事实上,关于这段婚姻,乃至我在人世的出现,早有人作出了预告。这个人是算命先生。1986年,我爸新婚不久后的一天,去潭口街上称烤烟丝时偶然遇见的。他从熙熙攘攘的人群挑中了我爸,莫名就来了句:“你和那个女人不会有结果的。”我爸瞥了他一眼,认为他胡说八道,转身欲走,却被算命先生的另一句话牵扯住了:“我们打赌,一箩米怎么样?”也许是出于一种被激将的心理,又觉得赌注也不算过分,我爸便爽快地应承下来,然后自信满满地离开了那条灰暗的老街,向着他自以为光明的婚姻大步走去。
 
  世上当真有一语成谶的事吗?在我爸离开算命先生、离开那条老街不久,很快便狼狈地走出了这段婚姻,两年后又走进了新的一段,于是才有了我。想想,人世间一个我的得来,因为算命先生的出现,竟然有了一丝宿命般的色彩。只是,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如果当年算命先生的推测失算了,那个出现在人世间的“我”,又会是谁呢?我感兴趣的还有那场赌局的后续,那萝米后来挑给算命先生了吗?我爸哂笑一番,说没有,怎么可能给他!是啊,他怎么会向一个揭穿自己不堪命运的陌生人兑现所谓的承诺呢?
 
  人世间的事真是歧路丛生,充满了宿命的味道。
 
  往血脉更上游的方向看,让我更加确证了这一点。那是1948年的仲夏,我爷爷还是一位二十五岁的青年。和我现在手里的姿势不同,爷爷那时握着的不是笔,而是镰刀。他光着膀子,身体一摇一摆,正沿着一条布满杂草的田塍往河边的一块稻田走去,一条黄狗摇着尾巴跟在他身后。从百家塘的家到河边的田里,差不多二里地,按正常速度,大概十分钟就能走到。那段日子,这条路他每天都要走上两遍。但这一次,他没能在十分钟内走到稻田,而是在半路的池塘边弯腰赶腿上的一只蚊子时,突然被十几支枪架着走向了另一条布满了血迹的道路。
 
  那是一条没有终点的道路,没有稻谷等待他去收割。镰刀也被没收了,取而代之的是枪,发烫的枪管,现在塞到了他手上。他只会用镰刀,不会使枪,连“枪”这个字的发音也超出他的经验之外。可是,现在他不仅要用舌头卷出这个音,还要被迫学习如何将眼睛、枪口与目标连成一条直线,并用食指扣动扳机。四周的枪声与炮火像绷带一样将他的耳朵裹扎得密不透风,透过瞄准镜,他看到一支微微颤抖的枪,被一个年龄和他相仿的青年用肩膀顶住。那人猫在草丛中,隔着两百米的距离,用眼睛与枪口和他进行双重对视。他看到那人的帽子是灰蓝的,那人看到我爷爷的帽子是棕黄的,这是两种敌对的颜色。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都是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我爷爷不理解帽子上的两种颜色,更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受雇于这顶帽子,听从它的指令。他在扣动扳机的瞬间,有意识地提了提枪管,子弹从那顶蓝帽子上方五厘米的位置擦了过去。接着,他把枪一扔,起身跑了起来。天已擦黑,四处是枪声、火光,是密不透风、硝烟弥漫的大网,他向这张网最稀疏薄弱的地方跑,跑进了山林,从黑夜跑向了黎明,从血红跑回了清香的稻黄。
 
  我爷爷肯定不会想到,他这一跑,不仅多跑出了五十八年的时光,还跑出了好几支延绵而辽阔的队伍。其中一个梯队里,走在前面的那几个人,分别是我爸、我,还有那个叫了了的小少年。
 
  五
 
  了了提好裤子,从公厕里出来了。这支血脉相连的队伍在短暂的失散后,重新恢复了秩序。现在,这三代人同时走在扬州城十月的一条巷子里。
 
  我爸一辈子在乡村教书,桃李天下的他,不适应也不大理解外面的世界。今年九月,他退休了,我终于能带他到外面走走,尝尝鲜。没想到,这鲜一点也不合他的胃口。他一边走一边数落扬州老城的品相,连名满天下的扬州炒饭也没能逃脱他的语言制裁。他为这巷弄里的居民感到惋惜,他认为他们没有机会品尝到更开阔更透光的生活。
 
  到头了,走这边吧。与眉毛齐平的墙上,贴着一块红牌子,上面写着巷名。扬州人取名可真随意,什么黄牛巷,什么吃着看巷,不讲文辞寓意,信手拈来。我甚至想,这“吃着看巷”,是不是一个大妈取的。房子造好,巷弄成形,外面熙攘声声,大妈在屋子里坐不安定,端着碗就出来了,背贴墙扒拉着苞米炒饭,看一伙老先生左一言右一语,在巷名上争得面红耳赤,须髯交错。行了,别争了,吃着看吧。就这样定了。在中国,天大的事大不过一个吃,吃能消化一切问题。不是解决,是消化。中国的世俗传统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消化它,就像我爸和我爷爷、我和我爸后来在默契中达成的隐秘和解。看看这吃着看巷通体的黑与白,人们只在这幽深又辽阔的中间地带生活。
 
  俗有俗的活法。可这看似俗常的巷子里,毕竟出过一位雅士。这位雅士,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变俗为雅,并最终被雅反噬,生命定格在了五十岁。五十年中,无数个瞬间都已灰飞烟灭,其中一个却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并且住进了几乎每个能识文断字的中国人的脑海里,作为经典的文学形象传承至今。这个画面清晰、简单到人人可以复述——1918年的南京浦口火车站,一位父亲为北上求学的儿子送行。发车前,父亲看到对面的月台上有卖橘子的,想给儿子买几个。可要过去,得跳下这边月台,穿越铁道,再爬上那边的月台。父亲穿着黑布大马褂,身材肥胖,这无疑增加了过去的难度。在爬那边月台的时候,父亲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父亲的这个背影先是被儿子看见,继而通过儿子细腻的描摹被更多的人看见。于是我们知道了,世间曾有过这样一个父亲的背影,有过这样一对父子以及这样一种父子关系。
 
  这位父亲的儿子是谁,我想你已经猜出来了。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个当代汉语的使用者都曾或多或少受过他的滋养。他一生让人记住的,有两件事:一是身患严重胃病,疾饿交困,仍秉持一个传统文人的气节,拒食当年美国的救济面粉;二是以一支温润的笔,为婴幼期的现代汉语成长注入了丰润的美学营养,他留下的诸多文本即是佐证。先生传道授业终身,那几十年的风云诡谲,在他诗文中的投射不很明显。和鲁迅手握匕首、怒目而视的战士形象不同,先生走的是另一条更加隐晦的改良民族心性的道路——他握着的是一支画笔,蘸满了斑斓而又温情的颜料,再苍白污渍的事物,一碰他的笔,立即活脱脱的,有了精神,有了色彩。先生是民族语言的美学家、炼金者,恪守与践行的是美的宗教;从语言的社会学意义出发,这同样不啻为一种革命,亦同样不失伟大。
 
  十三年前,还在南康中学读高二时,我曾于县城夜市街地摊上购得先生的两册书。遍读先生的所有散文,却不知或忘却了先生就是扬州人氏。今日到了扬州,从皮市巷转入安乐巷时,一打听,才知道,先生曾在这里出生并成长。
 
  三进式砖木庭院,一个大方块被划拉成若干个小方块。逼仄的天井,植桂竹,把好不容易透进的光剪成碎影。先生的卧榻在进大门右手边,是个独立的小院。院一分为三,一卧一厅一天井,两株幼桂就把院子上的天空塞满了。客厅更为局促,不到四平米,两张木椅墙边并排,三两人促膝谈诗尤是勉强,打麻将的话恐怕就须背贴墙了。先生早年受教于举人,课业繁缛,打下了最初的古典底子。我后来得知的是,十八岁后,先生离家求学受业的七年,也是与父亲情感反复博弈纠葛的七年。先生成长于旧私塾,后受新式思潮启迪,他与一生为官后赋闲的父亲之间的矛盾,根源即在于此。
 
  “……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早年读此文,沉浸在月台上的暖心情节,没有太留意这句话,更不了解话的背后所潜藏的父子关系的深层背景。事实上,写作此文时,父子俩已有七年未曾平和地讲话;而先生最近的一次回家,也是三年前的事了。这次见面,非但没能平息旧事所积攒的怨艾,反而因为父亲的薄面与强硬,使得父子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这之后,父亲其实有妥协谋和的意思,给儿子去过几封信,却不明说,只说是想孙子了。先生懂父亲的意思,作为情感的回应,写下了那篇经典的散文;而父亲读到时,已是三年后的深秋。在扬州一座老宅昏暗的窗前,手捧上海开明书店寄赠的一本叫《背影》的散文集,这位花甲之年的老人热泪沾襟。
 
  “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他的儿子。”重读先生这句话,我想起了我的爷爷与爸爸,想起了他们在分别面对他们儿子的种种情感刁难时,所作出的不为人知的妥协。
 
  扬州安乐巷27号,是先生的故居。内墙上张挂着一幅漫画:一个戴黑布小帽的肥胖男人艰难地攀爬着月台,几个金橘在他眼前闪着水润的光。了了问我这画的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这是一位父亲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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