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设为首页|联系我们

盛慧谈:好的语言应该入口即化

2020/4/27 9:25:21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 盛慧      人气:78

  我的文学道路其实可以从一本书开始说起。这本书是我的大姑妈送给我的,她有点理想主义,在老家开了一家书店,书店的名字很有诗意,叫“故乡书房”。那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的经营理念十分超前,借书的人,不需要身份证,也不需要押金,全靠读者自觉,看完书主动把书还回来。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残酷,不到三个月,她的书店就开不下去了,因为绝大部分书都有借无还,不知所踪。书店关门时,只剩下一本书——路遥的《人生》,她把这本书送给了我,在一个暴雨的黄昏,我似懂非懂读完了,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
 
  五年级的时候,我读到了第一本诗集——《雪莱诗选》。那时,我母亲在镇里的服装厂上班,厂里大多是年轻的女孩,有一些女孩有文艺情结,闲暇时喜欢读书。母亲便给我借了一本《雪莱诗选》,她不知道雪莱是谁,我当然也不知道。这本书,我看了很久,一直压在枕头下面,每天看上一会儿。读的时间久了,我也开始写起了诗。
 
  我之所以能走上文学的道路,除了家庭的影响,还跟我的一个小学老师有关。他叫徐朝晖,是我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徐老师很喜欢写诗,得知我在写诗,送了我整整一箱子杂志,这里面有1988年、1989年、1990年三年的《诗刊》《星星诗刊》和《诗歌报月刊》,另外还有一本周国平主编的《诗人哲学家》,这一箱杂志对我影响特别大,尤其是《诗歌报月刊》,里面很多迷人的诗句,我至今记忆犹新。
 
  初中的时候,我通过同学认识了隔壁村的一个农民作家,他叫吴永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上过《人民文学》的文学培训班。我那时候痴迷写诗,产量奇大,几乎每天都能写三五首,写完之后,我总是特别兴奋,希望得到他的肯定,可是每次他都会劈头盖脸地把我的诗批评一顿,所以回家的时候,我总是垂头丧气。
 
  镇里的文化站是我常去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图书馆,很小,里面的书我基本上都看完了。有一次,我看到了一份新创办的报纸,这是一份内部的报纸,上面有一版专门发表学生的习作,于是,我便给编辑臧正民先生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指点。在他的鼓励下,我的作品开始发表了。
 
  后来,我的写作慢慢从诗歌转向了散文和小说,《外婆家》中有四篇散文(《水像一个手势》《风像一件往事》《十二月》《灶屋》)的发表,颇有点传奇色彩,这四篇散文属于年少之作,最早的一篇成稿于十七岁,最初发表在《宜兴文化报》上,发表之后,我自己感觉挺不错,就想投给《无锡日报》让更多的人看到,但一直没有收到录用的消息。后来,我投给了《新华日报》,也石沉大海。我是个越挫越勇的人,又把这几篇作品投给江苏省作协主办的《雨花》杂志,一个多月后,果然收到了《雨花》杂志的回信,我激动万分,打开信封却发现里面装的不是录用通知,而是一封铅印的退稿信。
 
  但我还是没有放弃,我给这四篇文章取了一个大标题——《屋溪河以北》,然后寄给《人民文学》的主编韩作荣先生,刚把信投进邮筒,我就开始后悔了,觉得自己不知天地高厚。让我没想到的是,作品竟然很快就发表了,不仅发表了,还获得了“新世纪散文奖”,获奖的作家中有陈忠实、谢冕、李存葆等文学前辈,后来,还入选了很多年度散文选本,陈子善先生在编选“中国现代经典美文书系”时,又选了这几篇作品,再后来,还被翻译成了俄文、匈牙利文。也就是从那以后,我的创作热情十分高涨,在《十月》《花城》《山花》等重要刊物发表了大量的作品。
 
  有一年,我在广州遇到了韩作荣先生,跟他当面道谢。他笑着说:“我是在一大堆自由来稿里发现了你的作品,文采斐然,印象很深。”这份知遇之恩,我永生难忘。2013年,先生去世时,我难过了很久。
 
  每个写作者,对文学都有着自己的理解。我觉得“气”是最重要的。都说文无定法,但在“法”之外,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气”。我特别认同两句话,一句是“文者气之所形”,另一句是“气盛则神出”。那么,“气”来自何处?“气”如何才能盛呢?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情感,情感浓烈到一定程度,气自然就会旺盛,写作的过程,就如同火传于薪,轻易而自然,一发而不可收拾。
 
  近年来,我的散文写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以往追求的是浓烈的效果,如国画中的积墨法,沉郁斑驳,而如今,我追求的是分寸感,类似于空灵的水墨画,但不管怎样转变,诗性的语言和丰饶的细节始终是我不变的追求。
 
  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嗓音对歌手一样重要,好的语言应该入口即化,同时又回味无穷。我喜欢的作家,比如像契诃夫、福楼拜、老舍、汪曾祺、萧红……他们都特别讲究语言。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会像揉面一样不停地、反复地揉语言,揉出语言的劲道来。
 
  语言首先当然要准确,正如围棋大师吴清源所说:“棋下得最好的时候,每一个棋子要落在它应该落的地方。”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语言也是如此。作家要对语言之间的细微差异了如指掌。
 
  方言是最有生命力的语言,我喜欢在方言中寻找灵感,不过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很鲜活,另一方面又容易形成阅读障碍,所以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是非常考验人的事情。比如我们老家形容美食有两句话特别有意思,一句叫“鲜得眉毛都掉了”,另一句叫“打嘴巴都不肯放”,这个大家都能明白。但有些方言比较生僻,比如我们老家把“竹椅”叫“蟹巴椅”,我有一个小说翻译成英文时,美国耶鲁大学的学者就专门写邮件问我什么叫“蟹巴椅”,我当时就意识到这里产生阅读障碍了。
 
  语言是作家手中的武器,作家应该成为语言的守护者。我记得,卡尔维诺曾说,我们的语言正经受着瘟疫的侵袭,他认为:“文学,也许只有文学,才能帮助人们产生防止语言瘟疫传播的抗体。”语言的苍白、语言的平庸确实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问题,一个有追求的作家,要尽力反抗这样的语言。我希望能不断地突破自己,写出准确、新颖而富有活力的句子,使我们的母语绽放出的光亮。
 
  除了语言,我还特别注重细节。有人说,文章的大意思是由无数的小意思凝聚而成的,我很认同这一点,我觉得细节就是文章中自由呼吸的气孔。在散文《灶屋》里面,我曾写过一个细节。看一个家庭主妇是不是贤慧,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看她用过的抹布干不干净。干净的抹布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它放在锅盖上烘干后,就好像苏打饼干一样。我的一个朋友以前每次洗完碗,总是将抹布随手一扔,自从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每次都会洗得干干净净。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文学是慢的艺术,好作品是修改出来的。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是一个漫长而又枯燥的过程,但我却乐在其中,我觉得句子碰撞发出的清脆的声响,非常的迷人。修改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从“意思”到“味道”的过程。当我们写完初稿的时候,只能说我们的意思到了,里面有火气,还有杂质,只有通过反复的修改,才能像熬汤一样,熬出醇厚的味道来。
 
  在交稿之前我还有特别的一个仪式——反复地朗读。我觉得好的作品必须要经得起朗读,所有的艺术问题说到底都是节奏问题,一切都要服从于节奏,要让情感的节奏和语言的节奏统一起来,节奏对了,气息也就通畅了,读起来就会很舒服。
 
  文学是用来柔软、抚慰、滋润心灵的,一个作家的起点就是真诚,我们必须对这个世界怀着巨大的善意,去珍视生命中的微光。当我们用最大的真诚写下这些美好的句子,读者就会喜欢你的作品。我始终相信一个作家的真诚,读者是完全能够感受到的。(完)
 
  本文整理自3月15日盛慧直播速记稿
移动客户端
扫描登录手机 WAP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