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奶奶说，女儿是菜籽命，种在肥地她就肥，种在瘦地她就瘦。
四平村前头的大片土地上种满了油菜花，春天时，金黄的田野就是我们的乐园。比大人还高的菜花，捂住了我们的欢笑。半山腰上，有勤劳的人家不肯闲置土地，把油菜籽种进土壤，盼望着能有一些好收成。可那些瘦寒的土地上开出的花朵，细枝细叶细黄花。与田野里的浩荡之气相比，这小家子实在不成什么气候。
这生活中的常见物什身上折射出来的道理，自然就成了女儿们命运的近亲参照物。他们嫁女儿时，要向着土地多的人家。他们挑选媳妇时，又要向着粗脚大棒、腰圆背直的女子。这些征兆，与土地的肥瘦互为验证。人人都希望田野丰收、子孙健壮、代代有种。
田野里，庄稼借着肥沃的土壤长得健硕。土地的余力还滋养了杂草，它们铺张地横行在土地上，与庄稼争抢阳光雨露。它们中的一些成为牲畜口中的粮食，一些生长为种子，飘落在土地上，实现它们的自我繁衍。一季一季的土地，变着花样，喂养人们的肠胃。苞谷、洋芋、豆子、烤烟、小麦、大麦、油菜，种什么，土地就生出什么。
我们光着脚底板奔跑在田野里，找猪草，捉蝴蝶，偷蚕豆，扳苞谷。泥土的芬芳在雨后的麦地里、苞谷地里、洋芋地里、蚕豆地里，它们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丰收的土地和歉收的土地，它们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土地就像每一个母亲身体上的乳香味儿，孩子们依着气味找寻母亲的怀抱。
遇上年成不好时，冰雹、虫灾、洪涝。大人们会说，天作的天会收。往往是苞谷歉收了，荞麦丰产了。就是在那些吃不饱的年代里，也曾有过房檐下面都出满了菌子的年景。奶奶说，饿了，就烧菌子吃。没油，少盐，吃得想吐。不吃又没吃的。那些密密麻麻的谷熟菌，在稻谷被蝗虫吃了的那一年，救过一村人的性命。损余相补的自然哲学里，隐藏着一些生存的奥秘。
瘦小的伯父，一生嗜土地和酒如命。为了吃饱肚子，他给人当过长工，长年帮人放牛、放羊。饥饿是猫抓心似的难挨，寡辣辣的天，寡辣辣的肚皮，望不见一个饭粒子。他吃过树皮、草根，还吃过观音土。集体的土地下放时，伯父像是忽然成了一个大地主，从此过上有吃有穿的富日子。能有自己的土地，黄生生白生生的苞谷饭真香甜啊。
他喝醉了酒唱：新风吹进村子里，土地到了怀抱里。
耕牛是他最亲密的老伙伴，土地是他最热爱的老母亲。一沟一坎，一山一洼的土地啊，伯父在劳作时像个威严的国王。土地上的事物，顺着他的镰刀和犁铲，归顺，翻新。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粮食填饱了我们的肚皮，也给了他无限的尊严和荣光。吃饱肚子后的力气，天天都在重生。伯父觉得这些土地不够施展他的一身武艺，他便想到了开荒地，说那是开生。多么好的词语呀：开生！
后山的黄土坡上，在他的锄头的整理中，有了一小片一小片的土地，他带着豆子、花生、葵花籽种上，到了秋天，家里的吃法就多了二指。伯父就用两个手指头比一比。他常常爱说一句话：看老天给会赏你二指。我一直弄不明白，这老天赏的是脸面，还是情面。但二指，也成了另一种指向的名词。在伯父那里，是他在土地上挣得的面子。我们都要臣服于他的创造。
后山上的生地被伯父变成了熟地，后来又成了生地。现在是他的墓地。伯父若是知道他的子孙们没有遵照他对土地的推崇意愿，没准要在一场酒醉里把桃花骂得凋零。就在母亲想对她的孩子们施于书本的教育时，伯父是持反对意见的。在他眼里，女儿们能嫁个土地多点的人家，勤耕苦做就能过上好日子。至于儿子们，守住他在土地上的江山，就足够了。书生的用处，嘿嘿，几阵风就吹倒了。
如果不是伯父的固执，他的大儿子应该会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他紧紧地捂住从土地上挣来的那几块钱，不顾我的父母和哥哥们的哀求，丢下一句，这是我从黄牛脚杆上敲下来的，谁也别想打它的主意。除了土地上能刨出金娃娃，我就没看见哪本书里能生出吃法来。他扬起鞭子使劲儿地抽了一下老黄牛，我们都闭上了嘴巴。
是啊，四平村的人都在土地上刨出了金娃娃，一篮子一车子，都归进了粮仓里，养活了从母亲们的肚皮里生出来的金娃娃。在缺少粮食的年代，土地上生产出来的才是金娃娃。丰衣足食了，肚皮里生产出的娃娃才是最金贵的。人人都离不开泥土的养育，只有家里有了吃法，喂饱了肚子，心底才有了踏实安稳之感。
伯父爱他的土地，笃信土地上能生长出养活人命的一切。给儿子们分家时，太多的土地，让儿子们有了挑剔的资本。这个嫌弃后山梁子太远，那个嫌弃对门山上的土地不够肥沃。伯父把他的老烟锅往地上重重一砸，对着院子吐了两口浓痰，就开始骂人。
彼时，伯父的大儿子正值青春，去城里打工带回一个卷头发的姑娘。我们几个小鬼头躲在窗风洞里看热闹，细脚细手，嫩皮嫩肉。与村子里粗脚大棒、肩宽腰圆的孃孃姐姐们明显不一样。伯父在他的儿子带着女朋友走后，又开始骂人，说白白害他宰杀了一只老母鸡，那身皮相放在土地上，一阵风就吹得起多远。又是土地，伯父的眼里，男人女人，肥猪瘦马，都必须要与土地有关联才对。后来，我再没见过那个穿绿衣的女子。
哥哥落寞了好一阵后，与一个能在土地上撒欢的女子结了婚。他也被收拾得像土地一样齐整。伯父唱着小调子，处处夸这个媳妇是嘴有一张、手有一双。在他喝醉酒，别人上不得前时，他像敬重土地一样，敬重这个儿媳妇。我后来看明白了，只要与土地相交好的人，都是伯父的亲人。村子里那些被他夸奖的人，都是庄稼长得好的、牲口喂得壮实的。懒死，堕落，这两个词语常挂在伯父的嘴边，被他连贯作一个成语，张嘴就放在我们身上。
伯父广种博收，山上、水边、土里，处处都搞得到能吃的。两间屋子的楼上挂满了粮食，那是他口中的“黄家白当”。这四个字，在村子里是富裕的最有力描述。伯父成了村子里第一个有车的人家。牛车。他自己养的老黄牛，自己制作的木轱辘、车厢、车把手。忽然有一天他就驾在牛身上，里里发发向后山开去。他雄赳赳的样子，太像一个出征的山大王。能坐上牛车，我们就成了高人一等的姑娘小伙。村子里的孩子们哭了时，伯父说，别哭，别哭，我带你坐车车去。多么高贵的牛车呀，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一样。
二
大人们起早贪黑地在土地上刨，想喂饱人、猪、鸡、狗们的肚皮。母亲的劳动力赶不上伯父，她便想办法走了精耕的路子。当有一天，母亲提出要把那七分自留地改造成菜园经济时，当生产队长的爷爷持反对意见。出于疼爱，他勉强地同意母亲耕种一年。待那些辣椒、茄子、西红柿在街市上卖了好价钱，远远高出种洋芋和苞谷的产值时，爷爷划出了更多的土地让母亲折腾。
这事，后来就做大了。村子里的妇女们都跟着母亲搞起了菜园经济。若是放在今天，母亲的大胆改变是要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样板的。村里要选妇女主任时，母亲采用逃避的方式。她不知道她的这一举动，深深地影响了她的孩子们。我们都以为只要在土地上种好自己的庄稼，其他的名头都只能成为不重要的附属品。这种固执与伯父对土地的偏爱，是另一种雷同。
四平村缺水，比起仙人洞三台洞前面那些村子，母亲和婶娘伯母们都羡慕人家吃水方便，而她们要磨破多少肩膀皮才换得相同的劳动果实。虽然凝结在蔬菜中的劳动力有巨大差别，但它们的价值是一样的，都要通过街市上的买家来检验。这时候，母亲的精耕与别人的细作，因了水色的不同，就有了许多明显的差距。但母亲从不气馁。她在凌晨两点，点着火把下到很深的洞里去挑水。干旱季节，吃水困难，有人埋怨母亲趁别人都还睡着时，就一个人把洞里的水挑干了。还给她取了一些绰号，不外乎是些山中豺狼虎豹的勇猛角色。母亲爽朗地大笑。让我感觉那是她应该得到的荣耀，她受之无愧。
我是怨恨挑水的，但我更怕母亲手里的细条子。我的童年和少年，对水的记忆太深刻。一瓢瓢泼洒下地，土地张着嘴巴全喝干了。这里还没泼透，那里还是干的，这是母亲指挥我时常说的话。若是我的脸上敢挂着些不高兴，母亲就说，你拔鸡毛哄鬼，哄什么也不能哄土地，你哄它，它就会哄死你。赶紧，再挑五六挑来就够了。
天啊，五六挑。我吃奶的力气都丢在石洞里了。小弟爱吃苦瓜，母亲这么哄他，乖乖的，你把这两块地泼圆泼透了，我摘一个苦瓜给你炒吃。我后来才知道，小弟是个聪明的娃，他不是爱吃苦瓜，是因为炒苦瓜时要放两只鸡蛋，他更爱吃鸡蛋。但我们都不敢直接说，想吃鸡蛋。除非是病得重了，吃不下饭时。那些鸡蛋，是用来换学费的。
一群一天天长大的娃娃，成了伯父和母亲在土地上的士兵。一些跟着伯父的牛车向后山走去，一些跟着母亲往返于石洞里。土地喂养了我们的身体，我们一天天长高了、长大了。大大榜榜的样子，像他们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和蔬菜。
我得承认，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是喜欢跟母亲去菜园子的。黄瓜闹嚷嚷地开着淡黄色的小花，一夜之间就结出带着许多刺的小毛头，一天一个样。一些花结了果，一些花落了。落下的花花，母亲说那是开谎花。我第一次知道花也会说谎。站在黄瓜篷旁边，母亲指着一些花朵，告诉我，哪些是会说谎的孩子。茄子，穿着紫色裤子的茄子，裤子上有许多细小的刺，戳一颗在手里，疼疼痒痒地难受，还难挑出来。辣椒，结了一拨又一拨，母亲种辣椒的经验是在弯路中实践出来的。就像这土地上曾经发明了一种生产模式，苞谷套种洋芋，高棵植物与矮棵植物套种在同一块土地，增加了透气性，让植物的呼吸彼此顺畅，它们一高兴，苞谷背了大包，洋芋在地下长了大个子。这经验曾到处推广，一时成为土地上的先进生产力。
那时通讯落后，农业科技像是个盲区，仅停顿在一些自己总结出来的个人经验，在村子里互相传播。就像母亲种辣椒得到的经验。起初，她只是卖红辣椒，一拨辣椒结了，就痴痴傻傻地等着它们红了。慢慢地，发现绿色的辣椒比红色的更讨人喜欢。母亲就摘绿辣椒去街市上卖。在这其中，她发现，摘了一拨辣椒，另一拨就马上长出来。这源源不断的摘法，可以让辣椒的产量增加很多。四平村一时成了街市上绿辣椒的原产地。村子里骂小孩子比大孩子更厉害时，他们会说，哟，绿辣椒比红辣椒还辣呀。
辣椒歘皮，好伺候。而西红柿娇气，一不小心就要患病，患起病来就要相互传染。为了卖个好价钱，母亲把绿色的西红柿摘来了，放在箱子捂。捂一些日子，红艳艳的西红柿就坠在我们的背上，翻山越岭去换钱了。到了后来，母亲又发现在放进箱子捂红与在树枝上自红的时间差不多。而市场上已经有“催红素”这种东西在销售了，但母亲拒绝用它。我们从枝头上摘红了的西红柿，又好看又好吃。
一茬一茬的蔬菜，在土地上一轮一轮地翻开我们的生活。母亲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一提起土地就有使不完的力气。中学时，同学们深受陶渊明思想的影响，羡慕我的田园生活。事实上，当我带着他们在烈日炎炎下不停地采摘辣椒和西红柿时，他们心中的诗意顿时荡然无存。我相信母亲在做这些的时候，她的心中没有产生过什么见鬼的诗意，对于她来说，让全家吃饱肚子，让我们穿得光鲜些，她的理想就找到了一把梯子，她对未来的希望就有了一个合适的容器。
对，容器。家里有许多容器，盛装不同的物什。札柜巨大，够我们四姐弟钻进去躲猫猫，是用来装粮食的。打下来的苞谷装满了两个大大的柜子，把手伸进去，向下，再向下，怎么也见不到底。丰收就长在我们的手臂上，身体里。我们咯咯地笑着，角落里的老鼠们也在咯咯地笑着。它们在深夜来偷粮食，想尽各种办法，用牙齿把札柜一点点啃开一个洞。奶奶的耳朵尖，听得见它们磨牙齿的声音。她说，这些烂牙巴骨的死耗子们。
耗子从来没有被奶奶咒死。它们来来往往地穿梭于楼上楼下。一些苞谷进了它们的肚子，一些进了我们的肚子。它们中的一些，要么，毙命于黑猫灰猫的口中，要么死于老鼠药的迷魂阵里。但它们的子子孙孙像是永远都有一支打不败的队伍，生生不息。
水缸、木桶、锡盆、猪槽、鸡圈，每一样容器都在合理地归顺着家里的日子。还有一个用水泥和石灰砌成的装水的容器，只有我们家有。它们从地板上拔地而起，齐母亲的腰杆。方形的，或许应该叫蓄水池。那是土地的后备供给力。许多个深夜，母亲一挑一挑的水装进池子里，足足能装三十挑。待到了白天，石洞里人员拥挤，取水困难时，母亲的智慧让她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也让她在与别人发生争端时被人痛恨。勤劳在一些懒惰的人眼里，是一种罪恶。
土地在母亲的精心耕作下，样样生机勃勃。就是她生育的孩子们也像竹子那样拔节。有一次，她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埋怨她的小儿子怎么要长得这么快，以至于她没时间为他做新衣，而旧衣穿在身上又格绷绷的太难看了。她没料到她年幼的小儿子会这么回复：那我应该长得像某人（侏儒症患者）才对。母亲像是犯了大错误似的，顿时语塞。她说，菜薹，一个个全都是菜薹。春天，菜薹抽得最快，一夜就拔出很高。四平村的人形容正噌噌长个子的孩子时，都说他们是菜薹。他们喜欢用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打比方。
母亲除了种菜园，还大面积种植烤烟，土地是租来的。俗话说，种一亩园当得种十亩田。再加几亩烤烟，忙得脚底板翻天的母亲，没时间关注女儿的初潮，更不知道她的胸脯何时发育。至于脸上头上身上的疤痕，她完全没有记忆。生日时，奶奶煮个鸡蛋，母亲没时间去追问她那些受难的日子。鸡回家的只数，和人回家的个数，都是奶奶在操心。在这个院子里，最忙碌的两个人是母亲和伯父，他们的胸膛也像土地一样，大大小小的一窝窝孩子在土地上奔跑。他们疼爱着，咒骂着，拉扯着。
吸烟有害健康。这是香烟盒子上的标志文字。我每次看它们，就想起了那些种烤烟的日子，想起了在腊月就忙着播种的母亲。春风才吹来几阵，母亲就在最肥沃的一小片地上，撒烟苗、辣椒种、西红柿籽。那些种子进入母亲为它们准备的产房里，长根，长芽，冒出一只小眼睛、两只小耳朵，到一整个笑脸。母亲把它们移栽到不同的土地上。
我最不喜欢种烟苗，但烤烟是我们的学费支撑。搬烟叶的日子让人想想就难受，晴天时，一身的黏液，手上、脖子上、头发上。劳作一天结束去梳理头发，疼得掉了一地的眼泪珠子。雨天时，满身都是湿透的，山冈上的风一吹来，激灵灵地打了几个寒战，骨头和心都结成了冰块。双手黑漆漆的洗不干净，放在作业本上都觉得害羞。谁是抽烟人啊，害我这般不得安生。母亲说，这不是烟，是钱，是土地上生出来的钱。赶紧给我搬烟叶，那一棵还要再搬掉一个，这个叶片已经等不到下一个烤房了，它们会黄了的，黄了就烤不出好颜色了。
关于烟叶地上的事，母亲最满意我辫烟叶的速度，要两个人理烟才供得上我的手。而小弟搬烟叶的劳动力，当得一个大人。我们干活的优点，被母亲抓在手里，用来鞭笞每个人。于是，我知道我砍柴不如妹妹，挖洋芋不如大弟，拔草不如小弟。我们也都是母亲种的地，她想样样管理得好好生生。
大人们不闲一刻地在土地劳作，把水当成乳汁，把大地当作母亲，把春风当成亲戚，长啊长，长成花花绿绿的票子。我们上学的学费、杂费、伙食费都有了。伯父盖新房子的钱也攒够了。那高高的大梁上挂着长长的红布，两岸青山的回音里爆竹声声，封吉利的老先生在高声地说：平安福地，紫微指栋，吉庆人家，春风架梁。伯父伯母的脸上像被太阳镀上了一层金辉。
三
四平村的人不知道，农民也是一种职业，他们依靠土地养活了自己，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当然，他们也常记挂在嘴上一句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一介布衣发迹的古人，留下许多圣贤事。小时候，伯父常常讲起杨状元（杨升庵）的故事，诸葛亮和姜子牙们，更是张口就能进驻人心。于是乎，坚守土地的人们就有了种种参照谱系。那时，邻村不断有人考取大学。哥哥姐姐们从村子经过，俨然成了孩子们心中的大榜样。
大学，这是土地上多么高级的向往呀。这或许更是收藏于我母亲心中的崇高理想。从她不顾一切地在土地上劳作的姿态里，我们成了最大的获利者。母亲年轻时去山上干活，要背着两个箩去，一个箩与另一个箩换着歇气，空身上山坡去背另一个箩时，全当是在给脊背松口气。每当看见年老的母亲，双腿弯曲，行动缓慢时，我的心就掉在了故乡的土地上。我好想替母亲向土地下跪。可每一次我都落荒了，分明是想替代母亲拿些重活，倒是母亲一个人成了一支队伍，蚂蚁搬家一样地把土地上的东西搬运到我家。我在一堆东西面前惊叹，惊叹母亲是如何一个人完成这些程序的。母亲爱说，田间地埂，家物所出，相宜贵贱，都是自己的。你若是去了街上，一匹黄菜叶也得花钱不是。土地在这种时候，就像是母亲的保险箱，只要她一打开它，白花花的银子就掉了一地。
有一次弟媳对母亲说，别老想着回家去了，拿来那些东西还不够油钱呢。母亲的愤怒，在转述若干次以后，都还在冒着火药味。我知道，母亲是因为自己的羽毛受伤了，那些长在她骨头和血脉里的土地，她对它们的感情跟儿女们是一样的。好几年前，我也曾像年轻的弟媳这样冒昧过，试图去阻止一个过分热衷土地的母亲。我以为只要我们有钱了，母亲就能停止对土地的依赖。当我发现我的错误时，我成了母亲在土地上的战友。
我陪着她去街上卖菜，替她打伞，收钱，当然，也顺便把她篮子里的蔬菜送给熟人朋友。母亲有时是心疼的，有时是开心的。心疼的时候，大概是我把蔬菜送给了她不喜欢的人，她白了我一眼，说，下次不要你来了。开心的时候，是母亲看见她喜欢的人，她大方地把蔬菜塞进袋子里，推搡着让人家别嫌弃。
母亲太像土地上贪玩的孩子了，常常忘记了回家吃饭。但曾有一次，母亲表现得像个生意人。母亲要去街市上卖莴笋，她的菜园里那一块莴笋长得很粗壮，她说再不卖了，它们就要开花谢朵了。好吧，母亲卖菜，我赶乡街子。
那一天，我的运气特别好。仿佛南山北山的亲戚们都来赶街子了，这会儿遇见父亲的大表哥，那会儿遇见老姑爷爷。手里没有送人的东西，只好拿钱出气。到了晚上散集时，母亲的莴笋也卖完了。她数了数钱，说卖得一百四十九块呢。我看着她高兴地把钱藏进最里层的衣服口袋里。我们才起身要回家时，就看见了八十八岁的舅爷爷。他像蜗牛一样，慢悠悠地走着，红彤彤的脸，白花花的胡子，是我亲爱的舅爷爷，奶奶的亲弟弟，我已经有很久没见过他了。
我摸一摸我的钱袋子，天啊，我甚至连一张红色的整钱都没有了，我拿不出手啊。眼睛向前一瞟，就看见对面的摊子上正摆着红糖卖，便买了一提红糖放在他的篮子里，又担心他走不动路。舅爷爷说，姑娘啊，还是你妈有福气，我们在土地上刨了一辈子，这后世子孙个个读瞎了，没有一个成得器。还是你们争气呀。
回家的路上，我与母亲说了在街市上遇见过的人，她说，老娘今天带着你个害人精来卖菜，真是太不划算了。我才卖得这几块钱，你倒是给了人多少了。我有些委屈，但看着更加委屈的母亲，我不敢多言。母亲习惯用土地来量入为出，她没有错。当然，下一次，我还是要跟着她去街市上卖菜。她一边以我为骄傲，一边又以我为反面教材。谁让我是她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南瓜呢？哦，对了，许多年前，她还曾经这么形容过追求我的一个小伙子，她说，只有大蒜这么高，以后生个小外孙，最多也只有南瓜高呀，要不得，要不得。
四
前些日子，我回了趟四平村。村子里正在发酵一件新鲜事。
烟杆三和赵大毛在河坝里打了起来。这事像风一样吹遍了村里村外。赵大毛拖家带口去了浙江打工，已经出去四五年了。烟杆三在昆明当送水工，比赵大毛家外出打工还早两年。他们出门后就把土地交给各自的老人耕种。乡间没有土地买卖之说，但置换土地一直是存在的。张家李家要起房盖屋，用得上别人家地点，互相商量着就兑换了。这些年也没见谁家扯过寡皮的。
这一回却是为了美人河边的土地因修路被占了，赵大毛得了八千块的土地补偿款。这地是烟杆三换给他的。当初赵大毛说要在这里盖座烤房。对门山上他种着三亩烤烟，他说从山上背下来就进烤房，伙同村子里另外几家在山上种了烤烟的，要盖个新式的烤房。兄弟二人吃了几杯酒下去，说换就换了。烟杆三说，要得，就这么整了，你把沙地头这点地换给我，挨着我家的，以后我苦得钱了，也好盖个大点的房子。
烤房没盖成，赵大毛就出门打工了，一去数年。这些年，他们井水河水，平时不见不犯，各打各的工。过年回来，伙在一起吃上几杯。大笑着喊对方的绰号。你个老烟杆三，今年苦得几个瘪毛钱了？死大毛，倒是苦得几个大毫子，吃酒吃肉就吃了大半。烟杆三递根红云烟过去，大毛说，你吃口真大，紫云都换成红云了呀。他们谁也没提土地上的事情。
烟杆三是因为他在家里排行老三，学会抽烟后，两只耳朵各别上一杆烟，嘴上还叼着一杆烟，这烟杆三的诨名就喊开了。至于赵大毛，纯粹是因为他是家里第一个男娃，带得娇气，生下来就没剃过头发，留个长毛辫子，剃头发时还请了客的。大毛大毛就叫开了。乡间这种风俗叫“剃长毛”，这事关一个家族的繁衍生息，就像种地的“种”，跟盖房起屋和婚丧嫁娶差不多重要。
赵大毛说，这土地明明是换给我的了，这钱就该我得。烟杆三说，你拿字据来，我什么时候说要换这土地给你了？事实上，村子里的人也没几个知道他们换了土地的事情。字据也没立过。这古老古代以来，四平村人做这种事，谁又立过什么字据，还不都是红口白牙说了就算的。他们一来二去的口水话，说着说着就打了起来。
好不容易分开了。烟杆三说，我是挨着公路的土地，这么好的地点，要值多少钱哪，我憨包才换给你。哟，要是在昆明，比这个值钱多了。赵大毛说，你狠毬得很，还不把这土地搬到昆明呀，明明是换了的土地，现在你见钱就眼开了。这几年，这土地都是我老爹在种着。不见你来根究，这回你倒是活爬起来了。烟杆三说，我就是放了养麻蛇玩，我也没闲心来种，被你家种了这么多年，我连租金都没提过，你还好意思说。
对了，沙地头的土地，自从烟杆三的爹娘去世后，那两块土地真是闲着养麻蛇和猪草了。他们这么说来说去，旁边的人也分不出谁该得这八千块钱。说是请村上的调解员来。一样是云里雾里。证据。证据就是以前分土地的老黄历，可那些老本子早就不在了。调解员请了村子里当时参与丈量分土地的老人来。三爷爷吃了几口旱烟，缓悠悠地说，这河边上的土地算是集体分土地时留下的找补地，当时这块地倒是分给烟杆三的老爹的，听说他哥五个分家时，这土地分给了烟杆三。我也是听说，唉，这人老了，不中用了。咳，咳咳。三爷爷卡了口浓痰。调解员说，换土地的事情你知道吗？三爷爷说，认不得他们的了，认不得他们的了。
当时可有人在场？赵大毛说，有，还有几个。他抓抓脑门说，对，打电话给我二弟，他在场。烟杆三说，你二弟还不向着你吗？不行。那打给大炮叔吧。大炮叔在电话里说，有是有这么回事，但他们具体怎么换法，时间长了我也记不清了，啊，来了，老板，我来了。大炮叔挂了电话就去忙建筑工地上的事了。这些年他炮天炮地地说话倒是深得建筑老板的信任，上炮老板，下炮民工，每一炮都让将军和小兵们舒服安逸。那些年我奶奶就说过，这大炮的嘴巴呀连树上的鸟儿都被他喝哄得下来。他在外打工如鱼得水。去年刚在村子里盖了一栋最好的房子。还请了乡上和村上的干部来家里吃酒，面子可大了。上次我回村子里遇见，他还寻思着要请我帮他写副对联，说要沾沾我的文化气息。他听说我这几年当上作家了。
调解员的唾沫星子左飞飞，右飞飞，还是不见有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媳妇怀抱着大道理。这一锅烫稀饭没个正碗，该如何吃得下嘛。这些年乡村里这些鸡毛蒜皮的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可这八千块钱，它也还真是回事。看着两个红眉毛绿眼睛的人，不解决好还真怕他们动辄就要去北京上访。真不知道村民中什么邪了，听说其他村子有人上访得了便宜的，都知道爱哭的娃娃多得吃奶。还把这妖事当成正经事了。
三爷爷第一次听见这种事时，差不多白胡子都要翻到脑门上了。他说，这些吃死路漫棺材的人，访他爹访他妈，给他一个二个连出门的裤子都没得一条，看他还有本事坐火车坐飞机去，还要连累人去带回来，这得多出多少钱呀。那明明就是无理的，吓唬谁呢。到后来，这种消息听多了。他就沉默了。他常常吃几口烟就望望对门的山上。那里埋着一个方圆团转会讲理的人，可惜他死早了。
会讲理的人是三爷爷的大哥。里里外外有了事情，大伙都要请他去讲个理，判断个是非。总该是人们怀着对道理的公信，讲理的人应该不偏不倚，行事公正，才让大家信服。这曾经是乡间的一种体面职业。三爷爷的大哥怀抱着满腹的道理，从上村走到下铺，受人尊敬和爱戴。只是他后来拉肚子脱水死早了。现在变成了司法调解员。村子的自治，变成了法治。要依规依法来办事。当然，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当调解员的。法律界可是有一句名言：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我细思量这话的时候，就想着乡村里原来居住过最高级的法律呀。
如今，都被烟杆三这样的人糟蹋了。母亲说，换土地这事她是听说了的。可听说的事情怎么能放在台面上当证据呢？你看，就连我母亲都懂法治了。调解员姓赵，依了本家的衣水关系，他与赵大毛攀起辈分来。一说一论就成了兄弟，他悄悄拉过赵大毛，耳语着说了许多好话。到台面上时，他说，哥，这哑巴亏你就认了吧，这事要讲证据的，你把这钱给了他，你还去种你沙地头的土地。赵大毛说，得了，兄弟，一笔难写两个赵字，哥就听你的，这八千块钱也养不得我老死，我就当是被贼捣了一回。他把钱往桌子上一放，转身就走了。烟杆三递了根烟给调解员，说，兄弟，还得你来帮我主持正义，要不，这摞钱还真飞了呢。调解员没接他的烟，说，得了，得了，不要得了便宜还推肚子疼。
母亲悄悄说，这烟杆三专门会偷鸡摸狗掐菜花，这副德行怕是一辈子也改不了了。一时之间像是村子里的人都站在了赵大毛一边。他们在一起痛说烟杆三曾经做下的缺德事。其中还有人说到，那些年他和邻村一个小婆娘去赶乡街子回来，在麦地里干的好事，练坏了一大片麦子地，真是可惜了。
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两个打架的人早就到了他们打工谋生的地方了。
五
土地上的变化真是让耳朵和眼睛都不够使了。原来的土墙瓦屋变成了钢筋水泥房子，一些贴上了瓷砖，一些刷上了彩漆。土地本是用来种庄稼的，如今还可以直接换成钱。四平村的人说，八千块，屁股那么大点土地，真是发洋财了。有人就靠着青天白日做起了黄粱梦，指望着哪一天什么风吹来了。
然而，被征用土地这种事情在城镇里常有，在乡村算不得什么常态。四平村的人一说一讲就过去了。上学的上学，打工的打工。虽然发生了这一件事，但比起早早晚晚的谋生，这实在也算不上什么靠得上谱气的长远事。
四平村的青壮年们不在土地上劳动了，但若是哪一家荒了土地，是要被人笑话的。比如，烟杆三家的土地。过年时他为了央求人给他种地，还提着烟酒上了人的门。可村子里的老人们又种得了多少土地呢。加之他的行为不逗人待见，就连累了好好的一块土地。他家的地，就连荞麦这种懒汉庄稼都没有种上。如他所说，一块土地白白放了养麻蛇，被草都要吃了。
没有被侍弄过的土地，慢慢就变生了。这是母亲最不能容忍的懒惰。她才在儿女家几日，就想着要回家。她编的理由常常像个孩子似的，下雨时说房上的瓦片被猫蹬漏雨了，天晴时就说要去晒晒被子或是豆子。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着她去。如弟弟所说，只要她高兴。
母亲曾大方地说要把一块土地送给族间堂哥建造房子，那是堂哥在埋怨他没有盖房子的地点时，母亲脱口而出的。她本以为她的热情应该受到堂哥热切的回应。堂哥表情淡然，母亲以为他在嫌弃她的土地，其实他是想打另一块土地的主意。从此，母亲决然地不再说要送土地给谁了。即使是她的亲弟弟们要来耕种，她也要像个地主一样，一一交代这里种豆那里种瓜，这里栽树那里栽花。
母亲的另一块土地在村子最当道的路边，够盖三间大房子，还可以带个大院子。村子里在外苦得钱的人家，不断来打探这块土地的价格。有人很大方地出到四万块了，母亲的话却像一堵山墙。她说，给多少钱我都不卖，万一哪天我的儿女们盖得动大房子了呢。母亲背过身子悄悄跟我说，肯定不卖，如果你们哪天哪个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好歹老娘还给你们留着个窝拖呢。
新一轮承包土地的政策来了，母亲拿着个本本，像拿着自己一生的家当，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她戴上老花镜看着本本上的数字，交代我们这块土地和那块土地的边界。我们早忘记了土地上的交界在哪里。母亲痛恨任何人侵占她的土地，那是她的老命根子。只要我们敢说，不要计较。母亲就要放出狠话，她说，除非我死了。偶尔有邻居移动了交界的石头，母亲就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恶狠狠地移回去。她像保护孩子一样守护着她的土地。当她把满背满怀地从土地上采摘来的水果瓜菜搬到高楼的冰箱时，母亲就像一个在土地上刚得了胜仗的女将军。
母亲对待土地的态度，终归是太爱了，不肯放手，还是太爱了，不得不放手。我们，只有依着她的性子，随着她高兴，结出一个又一个的南瓜。
母亲一边纳着鞋底，说是趁她的眼睛还看得见，要给我们每人做一双毛边底鞋。这鞋子养脚呢。说起那些遥远的往事，她顿时又神采奕奕。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乡里说要修条公路。村里就按人口分段垫土。母亲带着我们早早晚晚地从河里背沙土，脊背皮磨破了好几层，终于把一段看上去不长的路垫平了。那时，村子里只有少数人家有电视机。有人在电视里看见三爷爷背土的画面，这消息像风一样在村子里吹了好一阵。自此，三爷爷把上过电视当成他的大光荣，在吃茶、吃烟、歇气的当儿，五句话之内必然要扯上此事。他一时像个村子里的大人物。
那时，我没有想过我们垫土方占的是谁家的土地，一条白色的石灰粗线，界定了我家与你家需要出的劳力。上面说应该怎么做，下面按时间和质量交工。这一直是古老的信赖关系。修公路是为了人们能更方便走路和拉车，占了谁家的土地，也是应该的，没有谁敢张着嘴巴去索要利益。这是最起码的公心。许多年后，这公心被利益之心侵略了。
以至于，当四平村前头要修一座桥，需要占用桥头的土地，有乡里的工作人员问及谁家土地时，母亲大方地说，要占多少都行，修桥补路都是功德事。“友邦顿时惊诧”。工作人员为一个老人的通情达理而感动，随口夸奖了她几句。他们说这年月为修路修桥，占了点土地，为点补偿款，争得脸红头绿的，动辄就要上访的。就是为了改造电网，在他们的土地上架个电线杆都不得。母亲这么说话，显然成了极少数。老太太被夸得心里头开了花，她一高兴又报上我的名字，仿佛我成了她土地上结出的最大的南瓜。
母亲一天天老去，白发飘荡在秋风里，像是一地庄稼收过的田野，温暖中的萧索带着无限惆怅和零落。我看她的正面、侧影、背影，想她生龙活虎的年轻时代，一阵辛酸爬上眉间。父亲去世后，她像失伴的大雁，在秋风孤霜中独飞。她坐在谁家的沙发上，都像个客人，只有回到她的土地上，她才是自在的、自由的。
小弟家生了二胎，她连更守夜做好婴儿衣物，风风火火地赶去，没听她抱怨一句楼高腿疼。她说，这是我做奶奶的责任，不管多苦多累，我都要背着抱着守着她，直到上幼儿园。但只要一逢有假期，她是站起身子就要回到四平村的。
中秋前夕，她背着一大箩一大箩的核桃板栗从山上下来，再打电话问儿问女。她说，板栗张嘴了，掉得一地都是，核桃也离壳了，给要从班车上带些进来，辣子红得满地横睡，还忙不得摘回来串了挂着呢。见我们反应平淡，她声音里略带火气，说，等老子背了在街上三文不值二文地卖了去。我说，妈，你歇歇不行么？她说，可惜了，真是可惜了。我就像去山上玩一样，一转就回来了。
那么高的山，那么深的河流，母亲的腿都蹚过去。她不顾危险地蹚过去，索讨不一样的日子。她没想过有一天，她的腿要罢工了，用疼痛来阻止她在土地上的劳动。但她并没有停下来。母亲说，你看，你大奶奶都九十多岁了还在薅苞谷、种菜，你妈才几岁呀。土地没有老去，母亲永远都不服老。
我曾对母亲说，妈，我们小时候听你的话，现在你老了就应该多听我们的话才对。母亲没好气地对我说，除非你妈脚直了，哪天动不得时，你们爱咋整就咋整吧。有谁拗得过一对粗壮的胳膊呢？好吧，我举手投诚。这不，母亲昨天又打来电话，说是柿花掉了一地了，再不回来，鸟鹊们都比你占的便宜多了。她还这么说，你们回来，然后我就跟着你们回去了。
一路上的秋天，它们丰硕地站在树上，田野里，山坡上。母亲的土地上正芳香弥漫，核桃等着我，川乌等着我，柿花等着我，母亲煮的老火腿等着我。满树的洋瓜像人工的铃铛，一摇就掉，母亲说人吃不完，街市上也卖不动，养老在树上都出芽了。在摘柿花时，母亲像发现了重大秘密似的，她说，这柿花放在猪圈里，猪可爱吃了。你二嫂在树下捡了一篮又一篮，四五个大猪吃得抢起来。我也像是被开了许多眼界，吃柿花的猪，猪身上的后腿，炮制成天下有名的宣威火腿，这得有多好吃呀。以往，猪吃的是萝卜。胡萝卜，白萝卜。一地一地的猪草，钻进小伙伴们的童年和少年里，追赶着我们的记忆。
对了，我忘记了。四平村盛产柿花，到了冬天，房前屋后，斑斓的叶子落尽之后，只剩下一树的柿子，花碰碰地开在枝头上，像极了花朵。所以，四平村的人，西泽乡的人，不，还有整个宣威市的人都叫柿子为柿花。我们形容一个人笑得开心时，总会这么说，你笑得像个烂柿花呀。
要走的时候，母亲就耍赖了，她说，过些天我再来。你看这一地的活路。放在树上烂了，放在地里烂了，都太可惜了。母亲又赢了。
当我把家乡清澈的小河和丰收的景象发给远方的朋友时，他们说这么温润的地方太值得留恋了。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恩和酸楚。感谢母亲在这里，为我们守护着一个家园，让我们成为有故乡的人，有根的人。在我乏了累了时，只要一回到这片土地上，我身体里那些漏了的气息，就能得到迅速有效的修补。如果我想要写一首诗的话，也许只有这一句：啊，我的土地我的娘亲。
六
土地就像是背在母亲身上的壳，母亲依靠它庇护我们。天寒躲过风雪，天晴遮蔽辣日。但我必须要承认，我很少这么仔细地思量过土地的重要。若非是开始回望来时的路，我已经遗忘了自己也是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庄稼。
我以为日子应该这样洒脱，天大地大，哪里都是归憩之地。有耕有读，日出日落，无论卧躺在哪里，都与阳光、雨露、空气和水，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吃土而生，入土而亡，几相生长、蓬勃。天养精气，土养肉身，代代相生，不息于一粥一饭。
母亲说，你吃得五饱六足了，当然就忘记了。若是老天赏你真吃土，看你翅膀毛给还硬得起来。爬泥啃土的日子，老娘哪样没经历过。离了这土地，样样都难啊。
仿佛老天有意要来印证下母亲的话语，我在抬眼之间，就被眼前事物上了一堂自然哲学课。如果要在屏幕上打个标题，它应该是：论土地对一切生命的重要性。
晚来风急。有一串花朵在窗外乱舞。我不知道，这一串花朵是怎么开在我的额头上方的。悄然无声地。
我快闪脑补了一下它的身世。也许应该是这样：大风吹来一些尘土，入了女儿墙的裂缝里。鸟儿衔来一粒种子，不小心落进了那一撮薄土里。再有几个雨星子落下来，一粒种子就有了生发的空间。长成一株植物，还开出一串花朵。这生命的奇迹就在我的额头上方悄然生息了。
楼下的香樟和桂树正在大幅度摇摆。暴雨，像是马上就要来了。有大滴大滴的雨敲打着玻璃，视线中的物什渐渐模糊起来。心尖儿上，牵挂着那一串花朵的去向，像心疼一个身世飘摇的同类。
顷刻之间，狂风肆意，高楼呼啸。雨声渐疏时，我急急地开了窗。正好有两朵花落下，我说不清应该描述为惊艳的舞蹈，还是绝望的告别。可我似乎听见，它们呼啦啦地喊了几声母土的魂，就恓惶地扑向楼下的土地，碾作泥尘，护花，或是被另一阵风吹走。
我盯着那株刚历经疼痛的生命，它安静地站立着，直视我的惊慌。根，伸进水泥的夹缝里，叶与风刚刚握手言和。它们成为一些词语的一部分，比如坚韧，比如顽强。当然，也有种苦凉的滋味，从地而起，直入我的心房。这纤细的枝叶，瘦弱的花朵，它们太像一个命运不济的女子嫁到一个贫苦人家，连接生养出几个营养不良的孩子，缺衣少穿，又逢天寒地冻。
我看见那一串花朵紧紧地抱着母枝的身体，母枝也紧紧地拽着它们。冷风迎窗吹来，我伸出双臂紧紧地拥抱自己，想把孤寂挤压得更加微末。有一只白飞蛾停在蜘蛛网的底部，翅膀在风中扇动。细看，那是一只已经死去的身体，大概是一只蜘蛛发现了它的肉身，囿它于蛛网。白飞蛾的翅膀一直完好无损，再大的风也没有撕破它。就像生活不能把活着和死去成为永远的悲伤，河流之上，总有一片沙洲，成为水鸟的乐园。
风雨停稳时，我上了顶楼，想去探究一株植物的前世今生。
在瓷砖与瓷砖的夹缝处，一个凹陷的小洞里，积聚了风吹来的土。植物的种子不知是来自风，还是来自鸟儿的口。有了土，有了种子，这株植物就发芽了。那么逼仄的空间里，它们汲取天地精气，养自己的经脉，成为一株会开花的植物。生命的奇迹在飞来的土壤里存活了。我的眼睛里涌起些雾气。另一种叫朝颜的花，紧闭着早晨开放的喇叭，正在另一种土里闭目养神。待明日清晨，它们又吹出红艳艳的调子。
每年秋天，我都要遇见枝枝蔓蔓上开满花朵的朝颜，红的、白的、紫的。咋咋呼呼就开花了，朝开暮谢。我没有亲手培育过它们，它们就那样不管不顾地入侵我的领地，在花盆的瘦弱之土上，在花台的角落里，明晃晃地放开自己。人，有时难免带着些卑贱的贪欲，在不劳而获的地方，像个容易得手的小偷。我多次拍下它们，并向世人炫耀时，就是带着这种劣质的心思美化自我。还有一种叫夕颜的植物，土名儿叫葫芦花，晚来开花，夜里明艳，凌晨凋谢。结出的小葫芦，像野生野长的小娃娃，和着电视剧的情节，令人在心底荡漾出一万种心疼和柔蜜。这两种花，朝夕相对，相敬如宾。各自成为我的颜面，成为来自土地上的亲密问候。
顶楼上，我有一小块长方形的土地。有一株爬满整面墙壁的葡萄。每一年，数不清有多少串葡萄，我与鸟儿们在顶楼的小园子里，成为朋友，争抢果实。关于这小片土地的来历，我想在后面的文字中慢慢道来。现在，我是来探视我的同类的。
墙壁的夹缝中间，但见能长出绿色的地方，都被不知名的植物覆盖着。高高矮矮，肥肥瘦瘦，借着一丝土壤的余力，新生自己。植物的命运与人的命运，是何其相似呀。它们都在自己不能选择的出身里，努力活命、繁衍、新生。
我站在顶楼上，一群鸽子飞过天空，划过一片喜悦。我们，和眼前的植物，究竟来自何处。我突然像个变了身份的人，开始怀疑和追问。而我一直以为，追问来路应该是雄性们热衷的事情，母性更应该关心去向和归途。就着我头脑中乍起的风波，我又想起了大地、母亲和种子。生命的源头都分别伸进了土壤的温床。母亲和土，她们或许应该是一样的物质。生发出一代代人的希望，生长出我们想要的一切。人类的、植物的、动物的，只要有了土地和母亲，大地上的所有事物都是能延续的、崭新的。多么伟大的母亲，多么珍贵的土壤，多么壮丽的河山呀。
这么一想的时候，我迅速被一种匍匐于地的喜悦笼罩。风儿雨儿云儿鸟儿，它们都仿佛在对我说：我有的你都可以拿去吧，我没有的，我会一天天生出来给你。
七
又一个九黄天来了，母亲在数九黄。她说从九月初一到九月初九，叫作九黄天。初一下雨初二晴，初三下雨九不停。九黄天下雨下了几天，明年就会有几个月有雨水。还说，九黄无雨望十三，十三无雨影无踪。如果九月十三都无雨水降临，第二年的大旱就来临了。九黄天是秋天最缠绵的天气，绵绵细雨烦人，日日天晴愁人。四平村的人依着节气播种生活，也依着经验摸索些道理。二十四节气里，从立春到大寒，土地上的故事多了去。
这个中秋已过一个月，我才想起没种下白菜。母亲说，过了中秋种的白菜就不会包心了，别种了吧。我看你也是一只憨斑鸠，不分春秋的憨斑鸠。我笑得弯下了腰。母亲就心疼我，说我的日子过得苦，但凡有点余力就要顾东家西家，如今又遇到天大的难事，只恨娘老了，顾不上你的周身了。说得要掉下眼泪来。我说，比起那些年母亲所受的苦，为了全家吃得饱穿得暖，在饥饿线上挣扎，苦得一身痨病，我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想起了在爷爷的咳嗽声中长大的童年，爷爷为了自己和全村人的温饱活一世。大集体要交公余粮，宰头猪要交出一半，喊工上工监工，处处还有人怠工窝工偷工，为换得点口粮，要翻山越岭去贵州。如今，免除了一切农业税，种地还有了补贴，家家户户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我们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精神饱满，身体健康，又有什么样的坎是过不去的呢。站在这方寸的顶楼小土地前，我和母亲都因为心安而踏实。
事实上，我甚至常常庆幸在高楼森林里能拥有一方小土地，让我离泥土一直很近。你看，我们总是忘记了已经拥有的一切，对那些没有的异常惦记。眼前，这片小小土地，它们悄悄地追赶着四季。羊粪放在墙檐下，锄头竖在楼道口，瓢和桶安静地站在水管下面。我可以模仿母亲热爱土地的秉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秋天，葡萄的藤蔓开始萎黄时，几株菊花傲然盛开了。黄的艳丽，粉的内秀，几朵绿菊代替了夏天的颜色。人参果黄了，辣椒红了。我在这里接收来自土地的信息，它让我的精气神里注入一种野生的活力。来自土地和自然的养分，让天空飞过的鸽子与我，在巍巍东山之下，在夕阳晚来时，成为各自的眼神。
这小片土地来源于一种意外。如若让天地有道的物心斗移成为实证，那么在我的絮絮叨叨里，一些回响就有了根源。
我曾经那么执着于童年的欢喜。记得第一次学着母亲栽菜的事。我大致才有七八岁的光景。园子边上有块三角形的飞地，面积小得只能栽下十来棵小白菜，母亲说，那小块地归你了。我高兴得一头跳下两米高的地埂，拿起母亲的生产工具，开始拔草、挖地。浑身使出吃奶的力气，把地都踩熟了，滑石板一样硬邦邦的。母亲转过身来，拄着锄头笑得像火辣辣的太阳。她几个板锄下去，我的土地就向她归顺了。我笨手笨脚地栽下几棵小白菜，母亲说，这鸡啄狗咬的样子真难看。我赌气丢下东西，跑去奶奶身边寻找温暖。奶奶的锅里，正烤着金黄色的大洋芋，所有的不愉快都在一碗土酱里被招安了。
那年的雨水真好啊，我栽的小白菜在成活盘根以后，一天一个模样。每天放学路过，我都要指给小伙伴们看，呶，那是我栽的。她们越是不信，我就越发着急。巴不得母亲就在地边守，帮我否定别人的每一次质疑。在后来看到书上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自己栽的树上结出的果子时，我就想起了童年那块绿油油嫩生生的小白菜，那是我在土地上收获的第一次幸福。
大概是我太在意这种幸福感，就想把它延长到我的梦里。但我的梦与母亲的梦是有抵触的。她在土地上奋斗一生的目标是让她的孩子们离开土地，而我总是在离开土地以后试图以另一种方式怀念土地。
许多年了，我想拥有一个小园子的念想从未断欠过。就像怀念我的出身一样。我想像母亲一样，在园子里种上各种蔬菜，看着她们生长、拔节。无奈，城市的房价容不得我有奢侈的梦想。一个从土地上走出来的村姑，必然要臣服于清淡的日子。
每当我想念母亲土地上生长的东西时，我就应季而去。穿过弯弯的山路，看见一条干涸的河床，我离家就近了。春天，在风里待核桃树的长条花朵；夏天想吃一锅开花的洋芋；秋天，板栗核桃满得满地都是；冬天，在荒黄的土地上提起一个水萝卜。
土地依然年轻。但村子里的老人们已一个个走进了土地里。就连我的身上也开始生长出些暮气。类比土地上的生机，我像是得了一种魔怔，常常对一些向阳生发的东西着迷。你看，我就连送给孩子们的书的扉页，我都喜欢写上四个字：向阳生发！
我的阳台上，种满了多肉，它在我看得见的生长里，一天一个样。曾有一次，一个放烂了的火龙果，我用纱布过滤了种子，晒干后，种进一个小盆的土壤里。静静地等待着它破土、新绿，长成一盆生机盎然的盆景。看着它们，我每天都能生发出些毛茸茸的欢喜，太像怀抱一个新生婴儿了。
一个时期，我对多肉的迷恋，类似于母亲对土地的热爱。佛珠悠然垂下，像一个女子低眉时的温柔，万种风情，只待人来掀开帘子，婉转百回地叫一声娘子。玉缀早已忘记了母体里的墨西哥原产地，任我摘下一粒，横着直着插入土壤中，她就生出一个又一个小玉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多么有限的土壤啊，养育了如此众多的小王子。我愿意为了它们，夜夜披头散发。
我种过的花朵，实在太多了。就在去年，我曾被一株君子兰大方地奖赏过。春天时，正在培土的邻居送了我一株君子兰。我把它栽到一个淡绿色的上釉花盆里，左右相看，眉眼相适。浇水，爱它。到了冬天，它就突突地冒出一枝，鲜艳地张开了六朵。那些日子，它带走了我心中大半的阴霾。
那年的雨季，雨水的脚杆太长了，一天一天，一宿一宿，下得我心慌。更让我心慌的是，我家的房子漏水了。接着，墙壁也开始蜕皮。夜晚脱落的白灰已经严重扰乱我们的生活秩序。我会在夜里听见我的孩子惊恐的声音：妈妈，什么东西掉在我脸上，啊，又掉进我的眼睛了。这种感觉，刹那让我回到贫穷里，顿生茅屋为秋风所破之感。
我开始问病求医。请来补救屋顶的人是我的舅舅，他是个手艺娴熟的匠人，砖的瓦的泥的土的皮的木的，都是他顺手的活路。舅舅像是知道我的梦想一样，他说可以在屋顶为我建造一个小菜园。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一下子又觉得自己即将变成富人。
舅舅沿着靠西的女儿墙边用砖头砌起了一米宽的花台，然后往里面填土。顶楼废弃的材料，一一被他合理利用了。才几天时间，杂乱的顶楼被舅舅的巧手伺候得整整齐齐。他还从老家给我拉来了几袋羊粪，他说那东西种菜好，只是别嫌它臭。
那些日子，我就像一个刚分得土地的雇农，看着突然冒出来的财富，一时不知道要种些什么好。春天来了，我就忙着平整土地，用手抱撒上一层羊粪，再挖出一道道沟，把从母亲的土地上拔来的秧苗分种类栽上去。我的孩子一边捂着鼻子，一边嫌弃地看着我。我就学着母亲的样子，跟他讲些农民伯伯挑大粪的故事。还呵斥他放下手，帮我提水去。
劳作了两个小时，我摸摸头上的细汗，开始幻想着满地的收获。每天都给它们浇水，让它们吃饱喝足。有时回家晚了，还打着手电筒浇过几次。我像一个勤劳的农民，看着自己的土地满心欢喜。
待秧苗成活转绿的时候，母亲来了。她趁我上班的当儿，把我的土地重新折腾了一回，她嫌弃我的手艺，说我理的墒不直，栽的苗不齐，说我这是拔鸡毛哄鬼的整法。说完还不放心，又一锄一铲地教我一遍。我担心母亲把我的苗弄死了，她却哈哈大笑，带着一种必胜的口气反问我：你看看它给会死！如果死了，老娘赔你就是。
那一年，我那一片小菜园里种出的辣椒、茄子、西红柿、金豆、小瓜供给太足，以致要央求邻居们帮忙。我的孩子有时会使小坏坏，开门出去后，又一阵风地回来告诉我，他刚帮我浇完土地，用自产新鲜的尿液。
后来，像是所有邻居家的屋顶都漏雨了，他们开始大兴土木。把顶楼开辟成自家的小花园，铺上青石板，砌成花台，种菜，种花，种树。我们在自己的小土地里播种快乐，个个都像刚分得土地的农民，卖力地耕种。品种也越来越多，菜地不够了，就找些泡沫箱子装上泥土，照样种菜种花。甚至也种那些不常见的品种，比如小白蒿、枸杞、川芎等。只要是市场上有的，过一久都能在顶楼上看见。各种花草，各种蔬菜，让顶楼像一个超级空中花园。勤劳的邻居甚至弄来一个大缸，从山上割来黑蒿泡水浇菜，这是防虫又环保的天然生长剂。我们都提着小桶去取散发着臭味的水来浇菜，像是共产主义的小公社劳动场面。
晚饭后，我们在顶楼上打发空余的时间，交换些种菜种花的经验，互通些园子里的有无。从起初时母亲说了这个要怎么样，到如今我认为应该怎么样，这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儿。我的孩子放学回来时，一放下书包就往顶楼上跑去。我从他的嘴巴里知道，草莓红了几个，葡萄结了几串，有几只蜗牛，甚至有几只毛毛虫。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我的童年。与泥土亲近的童年。那年我种了几株绿菊，他喜欢得不得了，开了几朵，谢了几朵，他都能准确地知道。今年他又爱上了我种的葫芦，幻想着那些葫芦里能蹦出几个娃娃来，与他天天玩耍。
八
土地依旧在那里，它的变迁是一部人类生存史和精神史，一代又一代人从土地上攫取不同的生活。黄河，长江。北方，南方。
允许我的记忆成为弓箭。一会儿我拉满了，一会儿我疲软了。但我的脚总该是踏在这坚实的土地上。唯有这样，我仰望星月和赞美山川河流土地时才显得有些底气。
如今，四平村的孩子们都从村子前头的路上一个个走远了。他们散居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有的甚至务工到了非洲。于是，村子里的人知道了遥远的毛里求斯和坦桑尼亚。很多人最关心他们一年的收入，而我的母亲，她更关心那里的土地上种些什么。
我们都在特定的日子里回到四平村。当家族中添丁了，嫁娶了，有老人去世了，或者是遇见沟沟坎坎的难事了，嫁到南山北山的老姑奶奶们，或是嫁到广东广西的小孃孃小姐姐们，都一齐回来了。哭哭笑笑，光阴就老了。
唯有土地是新的。它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老去，新生。后山的庙宇里供奉着土地公公和土地奶奶。他们像人间所有恩爱的夫妻，掌管着自家土地上的一切。没有人见过他们鲜活的样子，但他们一直鲜活地存在着。就像一季一季的庄稼，欣欣向荣。
那些年，为了温饱，人们脸朝黄土，如今，有人要面朝大海了。
人类因为拥有智慧，就想要主宰大地上的一切。有时，他们成功了，成为主观最能动的部分。有时他们失败了，成为被大地主宰的无奈生命。人们爱用一些严重的词汇来指责人类的妄为，比如惩罚和报复。但有一点是正确的，大自然孕育了人类，也埋葬了人类。
随着年岁增加，我越来越喜欢亲近泥土，也越来越惧怕人多的地方。我害怕别人和自己在夸夸其谈中，掉进尘世的种种悲哀。世界上的事物，唯有土地，最值得人类守护。于是乎，我对那一年连绵的雨生出了许多感激。如此，世界上的所有物事，都不会是纯粹的好与坏。人们福祸相依地生存在土地上。
我在一片小小的土地上，有想种啥就种啥的自由，春秋霸业，只在方寸之间。我也完全理解了母亲对土地的深深眷恋。仿佛这世间，只有这土地从来不曾辜负过人，种瓜，种豆，种花，种果，种自己的心。
大地裂开一条缝，向天空呼唤雨水，滋生万物。女人裂开自己，向太阳索要光辉，成为母亲。土地和母亲，都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母体。只愿我们在挣脱她的怀抱时，眼睛还有慈爱，心中还有敬畏。
迟早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土地的一部分。如今，我的身体正在向大地弯曲。我努力地活着，像母亲那样，做一个热爱土地的人。以期让自己有一天成为土地的一部分时，能与土地的干净相匹配。
土地上的事物，每天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天就要亮了。我和母亲决定在冬天来临之前，种一些萝卜。一些喂猪，一些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