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选本如何选，一直是读者和文学界关注的话题，编选者的作品鉴赏力和文学史眼光，直接关系着如何为当下文学现场“立此存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张莉近期连续推出《2019中国女性文学选》（清华大学出版社）和《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中国青年出版社》两种年度选本，尝试在年度选本中弃“全”而求“新”，力图呈现年度创作中所表达出的艺术新质。
4月11日晚，“众声喧哗，杂树生花——20位作家云上畅谈中国短篇小说的调性”暨《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新书发布会在腾讯新闻直播。文学批评家张莉与作家邵丽、李修文、徐则臣、弋舟、张楚、陈崇正、卢德坤、王姝蕲、林培源、崔曼莉在线畅谈中国短篇小说的调性。作家邓一光、李宏伟、张柠、张怡微、张惠雯、班宇、李唐也发来视频参与直播互动。这些作家年龄从“50后”到“90后”不等，代表了当下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
调性：独特中兼具共性
徐则臣从三个方面判断一个作家的“调性”：文体自身的规定性、作品风格与作家内在的气质。首先，调性在文体上要协调；需要从篇幅、节奏、密度等因素判断是不是短篇小说，能否区别于中、长篇小说；其次，是作品呈现出的风格，要有作家鲜明独特的修辞风格；第三，是作家本人的特性与气质。一个作家不可能一辈子都用假嗓子说话，文终须如其人。三位一体之后所呈现的即一个作家的调性。
弋舟则提到了“隐秘的共性”。当人们在谈到“调性”这个词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是某种独特的个性，但同时文学也自有其内在的标准。“比如这次张莉将20个短篇选在一个集子里，一定有内在的准则。在这种准则之下，她确认了这20位作家内在的文学调性，年选即是她对某种文学共性的集合。当然，这种共性的表达又是各具声色的，大家必定有隐而不宣的根本起点。”
邵丽认为，“调性”很难说得清楚，这也是小说的秉性和魅力之所在。构成小说调性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小说的结构，表达的把握，核心思想和价值观，甚至字数和断句方式等。每位小说家在创作时都在有意无意地寻找和追求调性。优秀短篇小说的文字力量让人的心灵极其震撼，如马尔克斯《礼拜二的午睡时刻》、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鲁迅《故乡》、海明威《老人与海》等，这些作品之所以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力，在于找对了调性。她很赞同弋舟“隐秘共性”的说法，每个作者都有创作个性，但是好作品，往往又具有共性。这些优秀作品用特写的镜头，恰切的色调讲述他们在绝境中如何生存，如何活出勇气，活得体面，保有尊严且心怀敬意。人类的感情是可以共鸣的，带着个人情感创作的作品，会引发相似的情感体验而产生“共情”。
陈崇正将长篇小说比作“如来佛祖或者千手观音”，短篇小说是“罗汉”。长篇虽然更具复杂性，但一旦写顺手，不需要太担心开头和结尾，比较舒服，而短篇则需要瞻前顾后、反复思量，方寸之间见功夫，这就形成小说不同的调性。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像罗汉那样精致、灵动、欢腾、安静、务实、紧凑，无论是抡着棒子还是手结定印，都能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丰富各异且具有表现力。
新异性：优秀短篇小说调性的共通之处
“新异性”在直播会中被频频提及，这也是《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重要的选文标准。本书主编张莉谈到，她眼里的新异性在于作家的新作是否能够呈现出他的新素质，他的新风格，要和他以前的小说有变化。对于年轻作家而言，她更看重作品的创新性和异质因素，哪怕其作品有所缺憾，但仍然会抱有期待。
卢德坤认为，调性是与作家的阅历、识见、心性，偏好的美学方向，以及所处时代有很大关系。在他看来，新异性跟调性一样很难把握。有时候特意追求花哨的形式，效果可能还不如平平实实去写。最理想的状态下，新异性应是自然而然得出的结果。写作者可以在心中设立一个自我认可的标准，随着识见的深入，这个标准可能会随之发生改变。但不管怎么变化，这个标准主要还是跟“文学”“求真”这两件事有关。“如果在创作上逐渐形成较为坚实的内核了，那就坚持它，调性没准就这样发展出来了。”
林培源提到了短篇小说“陌生化”的问题。在他的理解中，新异性要保证新奇和异质，即构成调性的一个方面，这会很容易让人想起小说的“陌生化”。如果小说有调性，必定提供了某种陌生化的效果，使得其拥有专属于作家个人的、独一无二的气息，旁人无法取代。比如有些作家擅长渲染气氛，有些作家则擅长架构精巧的文本结构。小说的一个调性就是将新奇和新质性联系在一起，将读者从日常阅读习惯中解放出来，让读者恍然大悟：小说也可以这样写。调性看起来像是虚无缥渺的概念，实际上由小说叙事的具体细节或者语言风格所呈现。除此之外，还有地域性问题，或者说作家的个人经验问题，比如说地方方言的使用，或某地风土人情在小说叙事中的渗透。
李修文则补充谈到，在许多时候，“新异”并不仅仅意味着向外看，还包括着向内看，向古典里看。中国古典文化里，埋藏着许多可以重新激活当下生活的力量。“我是那种需要生活和创作彼此袒露彼此见证的写作者，而这样一条说书人的道路，令我沉醉和不断感受到‘新异’带来的刺激。”
众声喧哗：容纳不同的美学风格和调性
新书所选的20篇作品，是张莉和她的学生从2009年近200篇作品中，经常反复的讨论、对比，最终确定下来。她谈到，这个过程非常的纠结，尤其是缩减到40篇以后，越来越难做选择。“我不能说它们是最优秀的，但是，它们是2019年度短篇小说作品中别具魅力与调性的。其实我希望这本年选容纳不同的美学风格和调性，所以才叫‘众声喧哗’。而且中国的年选也很多，各有追求，它们体现不同批评家的审美和标准，这也是一种众声喧哗。”
张楚觉得，这是一部很有特点的小说集，所选小说具有一种内容和形式上的探索，也有对新世界精神气质的探究，其中一些小说自觉地对当下社会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透视和梳理，比如李宏伟的《沙鲸》、卢德坤的《逛超市学》、林培源的《诞生》以及李修文的《我亦逢场作戏人》，在文本上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比如《逛超市学》没有故事内核，就讲述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在进行自我精神状态的树立；《沙鲸》、《诞生》的双重叙事特色，《我亦逢场作戏人》的民间说书人讲评书风格等，这些作品都对新旧世界的变化进行了反思。另外还有一些小说用独特清晰的声音呈现了 “骆驼穿过针眼”的不可思议和魅力，以及只有短篇能够呈现出来的独特性。
张惠雯认为，健康的文学生态应该是众声喧哗、杂树生花。小说是一门艺术，应当千人千面、风格各异，每一种风格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光彩。当下的小说界不仅应该重视厚重的历史，如家族史一类的宏大叙事，还应该关注私人生活的，关对家庭和个人情感所展开的精致的写作。“我们不仅应该鼓励小说家去关注社会的底层，也应该鼓励他们把目光放开，看到社会的层层面面，譬如说也关注到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她谈到。
“如果说形式上的东西还有可能随着时代变化而不同，那么精神上的调性是不会过时的。这是人类永恒的一种情感性的东西，精神性的东西和流动性的东西。”张柠谈到，调性对于短篇小说而言，首先是形式概念，像语言的节奏、节拍，叙事起伏、缓急。一个成熟作家会逐渐形成自己的调性，但当他更为成熟时，调性反而会退居其次，精神性的东西会压倒这个调性。小说《刘玉珍》（这里对吗？是玉珍的小说，还是有个小说叫《刘玉珍》？如果是张柠自己的小说，要说明一下，比如说他在谈及自己的小说《刘玉珍》时，类似这样的表述）的调性除了形式上的，还有精神上的，即童年的乡土社会经验，这是一种不适、不安、不满的情感，以及形成的反讽和悲伤。生活在这种贫苦背景之下的农民农夫，在张柠的少年心灵中留下了印记，他觉得他们在自己的小说中被完全呈现出来了。
在自由讨论环节，有读者针对邵丽、李修文、徐则臣、王姝蕲、林培源等作家的小说与调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提问，作家结合自己的创作予以解答。李修文谈及创作心得时说，调性的重要性在于能够具体地分辨和亲近那些有着各异声音的个人，并且最终感受到这个时代内部涌动的人格力量。许多时候，作家写作的心路不是方法论的问题，不是纯粹的美学问题，而是深入世界的深度和难度。“我特别重视当下生活里的真实力量，经常走近真实的人，听他们讲真实的故事，但我绝不是在写非虚构，我是在用材料的真实去致力于建造美学上的真实。”徐则臣谈到小说《青城》的来源：写完《西夏》和《居延》，总觉得再写一篇小说才能圆满。后来，他将主人公取名青城，从此三姐妹才算齐了。青城所呈现的调性，要放在整个系列里才能感受出来。这部小说相对而言是飞翔的、超越的，在语言上也比较节制，留白多一点，然后整体上烘托出这样一种气质，即调性。
最后，谈及这部书名字的由来，张莉介绍到：“《我亦逢场作戏人》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种作戏人，小说写了一个有故事的生活中的普通人，但他有令人感慨的担当。选用这题目做书名，首先是它短篇小说艺术追求的新异，有中国小说气质。而且，文体形式的含混，有人说是小说，有人说是散文；同时也有对普天下最普通人的同情之义。当然，这书名也会引起大家好奇。如果人生如戏，我们都是戏中人吧，但此做戏非彼做戏，不能从字面理解，小说有一种无奈和在重压环境之下的追求和力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