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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周文:学者散文的启蒙性与自我的精神启蒙

2020/4/13 14:51:02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 | 吴周文      人气:79

 

  摘要:学者散文自诸子散文诞生起便具有了与之俱来的启蒙性。在中国现代、当代的思想史上,出现过五四时期与新时期两次思想启蒙运动,同时也出现过分别创作《野草》《随想录》的鲁迅与巴金两位代表学者散文思想启蒙的散文大家。针对当下学界提出知识分子自我精神启蒙的问题和鲁迅、巴金等作家创作的经验,学者散文的创作必须获得自我启蒙的理性,做到“在场主义”干预现实的“在场”,真正建立具有深度与力度的文化批判的理性和价值理念;同时学者散文的作者应该以历史主义和人类发展的逻辑理性的全球视野,面对当下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精神休克”的现状,以批判自我的“国民性”为切口,在对中国传统士子“人文传统”的传承中,进行自我启蒙的进德修为。
 
​  关键词:学者散文 启蒙性 文化批判 国民性 自我精神启蒙
 
​  望文释义,学者散文就是指有专家、学者身份认同的散文,包括具有学识与学养的“学者型”作家写作的散文。这是笔者对学者散文的界定。
 
​  学界对当代学者散文的共识,可以这样予以大体上的描述:关于“学者散文”的概念,是中国台湾余光中先生提出来的;1963年5月20日,他在《文星》杂志中,将中国当代散文分为四类,第一类就是“学者散文”。20世纪80年代初,梁锡华作长篇论文《学者的散文》(以王了一、梁实秋等为论说中心)。90年代初、中期,喻大翔也作数万字长文进行阐释,佘树森、吴俊、王尧、王兆胜、陈剑晖、李敬泽、孙绍振等不少学者跟进,先后在著述中使用了“学者散文”这个概念。
 
​  中国大陆学者之所以使用学者散文概念,是因为8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文化诗性”散文创作的思潮。先是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燕园三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林非以及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等先生,以学者的理性与修养创作散文;后来跟进的是一批学者,尤其是有着某些海派遗风的余秋雨。自1988年起,他在《收获》杂志上开辟专栏,写作“文化苦旅”一类文化反思的散文。于是,印证“学者散文”概念、以学者开先河的学者散文,便成为当代散文创作中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但学界对此一直疏于关注。因此,当下探讨学者散文的创作,便成为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现实话题。
 
 
​  学者散文可以理性表达,也可以感性表达;但本质上是理性的散文,它具有学者的启蒙性。
 
​  究其历史渊源,学者散文古之有之。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散文《论语》《墨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学者散文。孔子、孟子、荀子、庄子等无一不是哲学家与思想家,他们因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转折的历史时期应运而生。这个时期井田制逐步瓦解、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经济上需要理论的支持;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以及世卿世禄制逐步瓦解,政治上也需要理论的支撑。因此,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诸子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们出谋划策,这就逐步形成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经济的大变革与政治的大动荡,诉求舆论先行与众语喧哗,带来的必然是文化思想的无禁忌和大启蒙。惟其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流派纷陈,是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前所未有的思想大启蒙运动。正是在原创意义上,诸子散文——最早的学者散文,便有了生之俱来的启蒙性,且持续于先秦历史时期。
 
​  喻大翔教授说过,“《尚书》以后的诸子,个个博学,文史哲无不兼通,而所作不是内修于心性,就是外经于世用……又以散文教化诸生……从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到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朱熹,再到归有光、张岱、黄宗羲、袁枚、姚鼐、龚自珍以至梁启超等,无不是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无不是学者和散文家。这种用中国独有的艺术(许多时候也是非艺术)——散文——统摄起来的人文传统,几千年文本的巨大库存,已对新世纪的人文学者构成了潜在的历史性期待”。喻先生所说的这个“人文传统”,无疑是论断正确的历史存在。但是,笔者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个人文传统里还包括着思想上的启蒙性。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四书五经”及历代散文家的经典作品实施其教化功能,作为以儒为本的全民教育教材,启蒙于稚、普教于民(通过士子思想行为规范实施传播与教化)——这就是传统意义上“文以载道”的“道统”,也是为圣人、君王立言的散文创作理念。汉武帝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实施“独尊儒术”治国韬略,于是诸子百家的经典经过逐步的“儒化”,而失去原初本真的启蒙性,被“载道”的教化性所逐渐消解与替代。于是,历代散文创作的启蒙性虽经常涌现,但被“载道”的主流话语所遮蔽。现代与当代关乎文学的思想史上,出现过两次学者散文启蒙性的回归。
 
​  学者散文启蒙性的第一次回归,是在康有为、梁启超等清末思想家救国图存的思想启蒙下,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者所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胡、陈、李等为先驱的一批“五四”知识分子精英,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的思想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举起打倒“孔家店”与打倒“文以载道”的革命旗号,以致使《新青年》肇始的现代杂文与继起的现代散文,均具有了反封建专制、“人的发现”的启蒙性。毫无疑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然而,这场运动终究缺乏人的精神启蒙,科学、民主、自由、博爱等并未真正化为我国国民的灵魂,并未真正成为“民族魂”启蒙建构的精神血液;以致“五四”的“启蒙”,很快地被“救亡”的主题所置换。这是学界的一般认知。而根本的原因,是鲁迅批判的愚昧落后的国民性没有得到普遍的认知,连同当时的现代作家也没有进行普遍的响应。鉴于这种状况,鲁迅意识到阿Q性还在,阿Q时代没有终结。唯有他彻悟到:批判落后愚昧的国民性、重建民族之魂之启蒙预期使命,还远远没有实现。因此,鲁迅彻悟到“五四”启蒙的失败,自觉是孤独的“过客”,成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精神界之战士”。一部《野草》也便成了他启蒙思想的绝响。这也是现代文学史第一个十年中间,启蒙性学者散文有了开始,而无深化、未普及的根本原因。
 
​  从某种意义上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文化诗性”散文思潮,其间出现的学者散文,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启蒙性,也是学者散文启蒙性的又一次回归。这是因为“文革”后对“四人帮”及其“极左”思潮彻底深入的批判,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与思想启蒙运动。而这个时期出现的学者散文延续着新时期之初的启蒙思考,也就因之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文化反思的启蒙性。应该指出,“文化诗性”思潮是由学者散文带动而发展起来的。虽则学者散文是这个时期文化散文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学者(含“学者型作家”)的学识渊博、独立思考与文化批判的彰显,且又常用札记、杂说、随笔、短论等文体形式,所以比一般文化散文要多一层书卷性、深刻性、批判性,进而也就更具有启蒙性。这就是文化散文与学者散文的主要区别。自然,探讨文化散文或者学者散文绕不开余秋雨,因为一些粉迷的狂热追捧和作家的自信,其散文被冠以“大散文”“文化大散文”等称谓而被热炒,仿佛他就是这个时期学者散文的代表,甚至被认为是领军人物。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可嘉,有其鲜明的个人风格。但他的散文所缺失的,正是将“自我”介入于文本的启蒙性的缺失,没有将“苦旅”的经验与痛苦以及海派的精髓完完全全地裸露出来。我认为多少年来学界讨论文化散文思潮的时候,有两个被误解的盲点需要澄清。第一,学者散文或称文化散文的标志性人物,是林非先生,而不是余秋雨,是南方的余秋雨应和、呼应于北方肩负散文使命的林非。这个时期林非由鲁迅研究与文学史研究转入个人的散文创作(他曾经亲口跟笔者说过,60岁后告别学术研究而专写散文)。在散文的“文化诗性”思潮时期,他在1987年第3期《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同时还发表《散文的使命》等很多论文及出版《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林非论散文》等论著,并以《读书心态录》《世事微言》《人海沉思录》《半个世纪的思索》等随笔集的践行,以总结历史和开拓未来的启蒙思想,在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绍义教授提出“从林非现象到林非理论”的讨论,及潘旭澜、吴周文、张振金、曾绍义、喻大翔、秦弓、古耜、王兆胜、贾焕亭、杜福磊等学者对林非散文进行评论,这些使其散文在读者中间的传播更为广泛。1984年,以林非为首的学者与散文家成立了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吴组缃先生是荣誉挂名,林非是实际主持工作的第一副会长,秘书长兼法人代表为辛宪锡教授)之后,有宗旨(提出振兴与繁荣散文的目标)、有组织(经过中国散文学会的组织形式)、有范导(通过林非等人的散文创作)地介入与推动着这个时期学者散文及文化散文的发展。因此,无论从史识看还是学理看,林非无疑是80、90年代中国文坛上扛起散文大旗与使命的领军人物。第二,这个时期散文启蒙性内核的缘来,是巴金老人,而不是余秋雨。新时期学者散文启蒙的“始作俑者”与精神领袖,应该是耗时七年零九个月、写下五卷《随想录》而进行自我燃烧的巴金(有过法国、日本游学经历,翻译过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及《往事与随想》等20部外国名著的他,自然是翻译家的学者)。最有启蒙性的先期经典,也是巴金不朽的《随想录》。“文化诗性”时期散文的思想启蒙,缺失巴金式的自我介入与自我忏悔,表象地停留在对“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批判和文化诗性多向度的开拓,并未完全深入到国民性精神的批判与重建民族心理结构的方面,巴金的忏悔并未普及为全民的忏悔。此间的学者散文的启蒙性,只是浅表的呈现。因此,巴金、林非们继鲁迅之后,是又一群孤独的“精神界之战士”。
 
​  鉴于上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学者散文中启蒙性表现的经验教训,讨论学者散文与作者自我的关系,探讨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便是当下创作学者散文的一个很重要的学理问题。关于知识分子自我启蒙的命题,是丁帆教授在2014年7月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来的。他认为,知识分子如果不进行自我启蒙,就忙着去自上而下地启蒙广大的民众,这正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两次启蒙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
 
​  笔者认为,知识分子自我启蒙的问题,切实关系到当下学者散文创作的走向与深度的呈现。这里讨论学者散文的作者如何进行自我精神上的启蒙,并非讨论文本层面的技术操作,而是先于技术操作的“人本位”的问题。学者自身必须先进行深入骨髓的自我启蒙,而后面对广大读者,才会自然地在散文作品中去表现应有的理性启蒙。为此,有两个问题需要进行探讨:第一,是学者散文的作者如何获得自我启蒙的理性,真正建立深度文化批判的价值理念;第二,是学者散文的作者应该批判自我的“国民性”,在对中国传统士子“人文传统”的传承中,进行自我启蒙的进德修为。
 
 
​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精英人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先知先觉,他们必须具有鲜明的文化批判精神,才能引领、启蒙民众而使社会在否定之后的肯定中得以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积极提倡责疑与批判精神。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马克思谈到《资本论》所运用的辩证方法时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看学者是否有学问,主要看他是否有批判品格;看学者散文是否有深刻的思想,也是看其散文作品是否表现了文化批判的深度与力度。因此,学者散文的作者的自我启蒙,首先是建立认识与洞察世界万物的理性,一种自觉的批判理性。启蒙思想家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与文明化,有它逻辑的自然法则,这种自然法则是挣脱迷信的宗教、专制的政治和传统文化的制约,而按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的。启蒙思想家力求穿越历史时空和各种文化的表象,发现并支配人类社会永恒的法则,也就是力求探索推动人类社会自身不断前进的法则。而理解、代表和把握这一法则的,是人类中的先知先觉。在外国,从苏格拉底到伏尔泰,从康德到托尔斯泰,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在中国,从老子到孔子,从董仲舒到朱熹,从顾炎武到鲁迅再到巴金,他们都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发布带有绝对意义的理性,都是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而坚持真理和正义、产生了极大社会历史影响的思想家。
 
​  离开了理性的法则,也就抽掉了文化批判的灵魂。学者散文的“灵魂”,正是文化批判之“魂”。文化批判自然有它的品位,学者的自我启蒙,必须有正确的立场、科学的观点、严谨的方法,并以此整合成宏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文化批判价值理念——这就是文化批判的绝对理性。文化批判的理性对于现实具有直接的干预性,没有干预性,它便失去了批判性的功能。这种干预性主要表现为对当下的干预。当前,散文理论与创作方面,提出了“在场主义”的主张,有评论者说:“在场主义散文就是无遮蔽的、敞亮的、本真的散文。”笔者原本并不赞成随随便便就亮出什么旗号或什么思潮,其实这个“在场”旗号或思潮的内容,也是既往创作与理论中都存有的、反复申述的思想,并无特别的新意。但是,它是针对当下散文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提出的,又不无现实的、切中肯綮的针对性,这一点却无可厚非,有着强烈干预现实的积极意义。不管怎么说,“在场主义”揭示了一个散文创作中的文化批判必须“在场”的问题,这同样是学者散文创作中更应该得到重视的一个问题。
 
​  学者散文中常常出现文化批判不“在场”的情况。一之于客体,是自我“干预”的缺失;二之于主体,是“干预”自我的缺失。这里且先说“自我”干预,即“自我”干预必须“在场”的问题。
 
​  “干预”一词,自秦兆阳以何直的笔名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提出“文学应当干预生活”(即文学应当干预生活,反对粉饰生活,提倡写矛盾冲突)的主张而遭到批判之后,便赋予了作家以主观精神直面现实、介入自我的特殊意味。学者以随笔、杂感、短论、札记、书话、书评以及小品这些轻便的散文文体,面对自己言说的对象,必须将自己“介入”进文本而发表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悟,发抒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尤其在大众审美取代文学审美、作品变成制作与商品、审美价值发生偏移和混沌的时候,尤其在钱本位消解蚀化伦理道德人性、出现诸多文化悖论现象的时候,学者散文的作者应该比一般散文家多一层理性思考,多一层理性的穿透,多一层诗性的智慧,用自己的学养和学理性穿透历史时空,有针对性地去阐释各种各样的文化症结。然而,学者散文创作中还缺失这种文化批判的穿透的理性,欠缺一种棱角、一种锋芒、一种风骨的批判。就文学学者的散文来说,经常见到的是复述式(复述著述内容)、抚慰式(友情慰问评点)、赞美式(浮夸溢美肯定)、棍棒式(主观武断否定)的批评。这类散文缺失客观公正,与理性穿透的文化批判相去甚远。作者的自我形象被自我遮蔽或者说自我被屏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作为的悲哀,是一种背离自我启蒙的悲哀。
 
​  学者彰显理性的自我,才是救赎自我的精神启蒙。鲁迅先生强调写作的战斗姿态,说小品文应该是“匕首和投枪”(“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虽然这是在20世纪30年代所处历史环境与文化语境下提出来的写作诉求,但裸露作者的真我哲学,是“五四”散文文本里所建立的、“人的发现”——自我表现的核心理念,依然是今天包括学者散文在内的所有文学散文的美学诉求:“自我”必须是理性的“在场”,必须是理性的强调和彰显,而且必须是深入进行文化批判的理性。潘旭澜之于《太平杂说》,是对于太平天国“正史”的“反骨”,是“春秋笔法”的文学的“杂说”,其自我的理性因此而得以充分彰显。文学史家丁帆无意在散文创作中有所作为,但他所写的关于明清民国与现代士子的解读,是为当代知识分子“补钙”,那种悖论思维的批判理性,犀利而且深刻,是思想者、警世者和批判者三维度的“自我”启蒙。林非是一位以文化批判为散文使命的学者,其散文既以现实反观历史、又以历史反观现实,“散文方式的批判性,不只见之于对17年历史和‘文革’时期‘左倾’思潮和‘左’的观念的批判,而且见之于‘国民性’的批判”。潘旭澜、林非等学者的创作,为学者散文予以范导,积累了彰显理性的经验,值得散文作家予以借鉴。
 
​  理性的文化批判必须讲究力度与深度,这一直是学者散文审美的尺度。力度者,如潘旭澜等的批判,诉求尖锐、犀利、深刻,带着痛击的激情对抨击批判对象施以“匕首和投枪”;深度者,如林非等的睿智与穿透,对诸多文化悖论现象的批判能够深入到人类与民族的精神层面,甚至深入到我们民族心理结构的层面——愚昧落后的国民性——进行理性的批判。这方面,既往的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等著作,曾经是很典型的例证。新时期以降,小说创作中出现过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韩少功的《爸爸爸》、残雪的《苍老的浮云》、朱苏进的《第三只眼》等作品,比较深刻地批判国民性;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丰乳肥臀》、毕飞宇的《平原》、铁凝的《大浴女》、黄蓓佳的《家人们》等作品,描述在商品大潮裹挟下灯红酒绿的物质生活,怎么锈损、分裂、糜烂着人们的心灵,尤其凸显被政治文化与金钱物质双重挤兑下人性的异化与人格犬儒化。应该说,小说在国民性的批判方面虽然缺乏浓烈的悲剧意识,但取得的批判深度还是应该肯定的。相比之下,除巴金的《随想录》等少数作品外,包括学者散文在内的散文创作在批判国民性方面,还远不如小说的力度与深度;这是当代散文作家所缺少的清醒,应该自觉自为地跟进与赶上。
 
​  惟其如此,学者散文应该在批判当下人性与国民性方面,先行于一般散文予以干预现实。当下的学者散文之所以批判性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敢于讲话,敢于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与正义,敢于为民请命,敢于爱憎分明,这些“敢于”在文本中的“缺场”,都需要正视与改善。而从自我启蒙的深入看,上述诸方面不仅需要正视与改善,获得自我“干预”与理性的自觉,给自我精神启蒙以磨砺、培育与锻造,而且在另一方面,需要一种悖论思维方式的培育和锻造。小说家莫言说:“应该相信一个正常的作家能够写出病态的感觉来,我写一个神经病,不代表我就是神经病,我写刽子手不说明我就是刽子手。”莫言在这里说的是自己的经验,是创作时进入“神经病”“刽子手”的感觉而写社会方方面面的“病态”。他讲的既是形象思维的艺术感觉,也是创作时形象思维的“清醒”。而在学者散文中间,这种感觉的形象思维应该演绎为理性的悖论思维,而悖论思维本身又带有很大程度的非理性,是对传统理性散文的悖反。也就是说,你看问题的时候,不是按常规出牌的归纳与演绎的推理,或者传统执两用中的“中庸”哲学,而是用“神经病”“刽子手”的“第三只眼”之超常思考,用辩证法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在事物一般性中看透其个别性与特殊性,以及事物的表象与本质、错谬与真谛之间的特殊关联,进而在社会百态与人文精神的方方面面,对病态、隐在的文化症结,进行理性批判的穿透、阐释与鞭击,以致达到人性黑洞观察的“第三只眼”之深刻。也许,这是学者散文突破写作瓶颈的一个途径或方法,也未始可知。
 
​  上述学者散文的理性“在场”,是作者自我启蒙中最主要的内涵,说到底,是指作者建树与锻造的文化批判理性。如此,才能有文化批判之重“悲剧”、反“喜剧”思维的修养和视野;如此,也才能有思想上批判的力度与深度。
 
 
​  “干预”自我,是学者散文自我精神启蒙的另一个问题。
 
​  对自我进行“干预”,就是鲁迅所说的“自我解剖”——“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简言之,“干预”自我就是在散文中敢于自我解剖,这是散文的必需,而这对学者散文尤为重要。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按照康德的解释,作家的自我解剖,就是不经过别人的指点,作家自己觉察和认识自己的“不成熟”即自身人性的弱点、思想的错误、行为的错谬等;在自我认识清醒之后,“理智”地进行“吾日三省吾身”的反思和修正,进行去伪存真、除恶求善的道德修为。
 
​  散文中表现精神上的自我解剖,自然是“干预”自我的需要。学者散文提出自我精神启蒙,是自我“干预”当下一些知识分子“精神休克”的现实需要。而对“精神休克”的现状,很多作者与读者还缺乏清醒的认识。这种现状是使先觉的学者产生极大文化焦虑的客观根据。董健先生早在20年前给丁帆的《江南悲歌》作序时就指出,中国的士子们经历了各种思想解放运动,潮起潮落,风风雨雨,其变化、其分化是十分惊人的,从而提出了需要“补钙”与“启蒙”的问题。以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真理践行,替代大一统的“极左”思潮的话语系统,这些能够使我们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文化的高速发展实现一体化;正价值的思想解放运动及其后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使中国的民族文化与世界的其他文化实行对译与对接。于是,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向现代化、信息化与科技高端化的转型之际,文化竞争力的急剧发展,产生了诸多的文化悖论;在时间的持续中形成各种历史的魔圈,混乱的意象、幻象、假象,以及虚假的同类意识、虚幻的理念,更弥漫于社会历史的时空。新时期以降的这种文化悖论现象,曲映在当下很多士子的精神上,则出现了文化竞争力背后悖失传统的人性错谬,出现了传统士子道德操行的悖谬。大学校园、科研机构等一些学者(不是全部)忙于职称晋升、科研立项、论文发表、岗位招标、竞争评奖以及应对自上而下的各种检查评估等。他们成为学术功利圈覆盖下“新功名主义”的“机器人”,而被追逐得唯命是从,“新功利主义”霸权使学者对自身使命与责任实现了精神的逃离。为此,董健、丁帆等学者主张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招魂”而必须“启蒙”,这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丁帆将这种知识分子精神矮化与犬儒现象称之为“文化休克”,在其《豁蒙楼上话豁蒙》中就很严峻地提出“谁来做豁蒙者”的诘问。
 
​  笔者将“文化休克”的概念,以“精神休克”套用于对当下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概括,是因为他们的精神现状,是对中国士子精神传统传承的断裂与“休克”。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必须通过自我的精神启蒙而进行康复的救赎。很难想象,难道学者散文的作者不改变现在的精神状态,就能够写出启人心智的作品来,就能够再去启蒙千千万万懵懵懂懂的读者?答案是很了然的。因此,学者散文自我的精神启蒙,决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必须直面和解决自我的救赎与涅槃。在“文化休克”与西方现代理论的各种“主义”从负面冲击中国文化传统之当下,我们必须重提鲁迅“立人”的思想,借镜传统士子的精神情操,重新激活知识分子自身的传统文化基因。
 
​  丁帆的关于士子的随笔集《先生素描》,从立人的意义上,为今天士子素描了垂范于今天与未来的精英群体,他们每一位都是今天知识分子效法的楷模。作者通过叶子铭、曾华鹏、范伯群、潘旭澜、章培恒、何西来、程千帆、陈瘦竹、陈白尘、钱谷融、王富仁等已故当代士子精英的品鉴,为读者注入了一剂“清醒剂”。对此,笔者不久前进行过以下的评论:“中国传统文化将历史上的先哲大儒定位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担当者与传承者,将文人的‘风骨’定位为民族之魂的文化符号,这是当下重建文化自信根本中的根本。”尽管他们曾经历过政治文化运动给予的各种遭遇与人生坎坷,但他们怀着忧国忧民、独善其身的人文情怀,把自己的文学研究事业做好做大做强,为此而鞠躬尽瘁,将个人的事业变成了自己一种“殉道”的生命形式。他们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中国的脊梁”。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学者散文的作者应该从“中国的脊梁”人物身上,传承为人、为文的“风骨”,同时之于自我解剖,也就有了效法人格精神的楷模。从这个意义上看,《先生素描》为知识分子精神启蒙所传达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  严格说来,自我解剖是批判自我“国民性”中“瞒”和“骗”的阿Q性,是面对读者而进行的自我“审美”与“审丑”之间的“一个人的战争”。鲁迅对友人说过:“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他将自己的“国民性”称之为“毒气”与“鬼气”,他奋进前行的目标是绝境和死境的“坟”,期待将“毒气”与“鬼气”的旧我彻底在“坟”地里埋葬。这是鲁迅对自己的绝望反抗,绝望反抗的动态记录则是陆续写成的《野草》。巴金将个人“国民性”中丑陋的东西,比喻为自己身上挤出的“毒疮”与“脓血”。他说:“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鲁迅与巴金将本真的、赤裸裸的自我灵魂,交给自己的读者并让读者为之“审丑”,这为文学史树立了严格自我解剖的典范。两位作家分别在“五四”和新时期的思想启蒙之中,率先提出启蒙主张并自我践行,都是为了批判全民族愚昧落后的国民性,而使整个民族通过启蒙觉醒过来,而且率先在苦闷彷徨中自我燃烧和自我涅槃。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与巴金,都以自我解剖、救赎自我的途径,期待由个人推及全民的觉醒与社会行动。两位思想家与散文大家探索士子灵魂、具有悲剧艺术思维的散文诗与随笔,都在现代启蒙话语里写进了永远启导未来、包括启示当下学者散文写作的疼痛经验。无疑,鲁迅、巴金的经验,具有自背十字架、杀身以成仁的悲剧人格色彩。
 
​  自然,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林非等学者以自己的忏悔,不怕疼痛地在散文中进行自我的“审丑”。无视这种自我精神的启蒙也是不客观的。林非的《愧为学者》,说出自己作为学者的诸多不是,“散漫、慵懒、不喜爱辩论,这样使我无法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学者型”、自学成才的小说家残雪(出版《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解读博尔赫斯》等学术著作),在其散文《残雪自我印象》中,用现代主义的荒诞进行自我解剖:关于“残雪”本事叙述是基本真实的,关于“笔者”(其实就是作者残雪)与“我”的对话的具体情境,则是完全臆造的、批判自我的自说自话,读后使人感到作者自审的震撼。余光中的名篇《假如我有九条命》,从自我道德完善出发,检视自己在方方面面的不是,想象自己能有“九条命”即分身化成九个人,逐一去弥补自己在事业与做人方面的错失。揭自己的疮疤是很疼的,也是需要勇气与胆量的。惟其如此,散文创作中这类自我“审丑”的作家与作品太少了。学者散文所期待的,是有更多这样的作家与作品能够直逼自己的幽灵而写作。
 
​  自批个人丑恶之“国民性”的鲁迅和巴金,创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人格精神的高度,事实上在激烈反对封建专制与批判“四人帮”“极左”专制思潮的时候,他们又悖论地回到了吾日三省、独善其身的传统士大夫之人格精神传统。两者自我杀身式的悲剧美学,昭示着学者散文自然也包括一般散文的作者如何进行道德修为的问题。李建军先生解释文与“德”的关系时说:“在中国的文章学和叙事理念中,写作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意味和庄严的伦理精神。不仅如此,写作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于作者的德性和自我克制的修养。”老子讲“玄德”、孔子讲“仁德”、欧阳修讲“道德”、《易经》讲“进德修业”等,都是讲文章中立人与立言(文)的因果,都是讲人文互证、互鉴的关系。笔者曾经多次在文章中强调:散文作家必须针对当下的“精神休克”,自觉传承先秦先哲、历代名儒以及《先生素描》中那些“先生”的人文精神传统;只有在进德修为方面尽可能做到道德的自我完善与完美,努力将自己修养为知识渊博、思想健康、情操高尚、人格真诚的智者,才能在读者面前自觉地进行自我的审美与“审丑”,自塑为一个完善与完美的自我形象。
 
​  肩负启蒙使命的学者散文之作者,不仅要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的士子传统,而且要从学者散文先锋姿态与自我启蒙的诉求出发,建树具有全球视野的知识与理性的储备。我想,精读外国思想家与哲学家关于知识分子的著作,如马克·里拉、雷蒙·阿隆、约翰·凯里、拉塞尔·雅各比、保罗·博维、以赛亚·伯林、汉娜·阿伦特等的著作,对于我们坚持学者散文的批判品位,尤其是建树全球化的批判视野与穿透一切文化事象的理性,是不无裨益的。而在这方面,丁帆读了很多外国思想家与哲学家的著述,而写作《知识分子的幽灵》随笔;多次获得外国文学奖的赵丽宏,阅读世界音乐、绘画、舞蹈、雕塑、建筑等作品与相关著述,而创作了《莫扎特的造访》《钻石和雪花》《大师的背影》等很多艺术题材的随笔;王川教授访遍世界各地的人文历史景点,而作中国人面对世界审美的《艺术地图》;等等。这些作家的学者散文,试图建立自己全球化的文化视野,批判地与世界文化进行对接与对译,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充分地予以肯定的一种文化启蒙的姿态。自我精神的启蒙,需要脚踩中西文化整合的理念,需要历史主义和人类发展的逻辑理性,需要一种先进的、穿越的、引领世界的文化姿态与身份认同。这是学者散文亟待养育的先锋性,也是当下真正实现文化自信所必需的、不可或缺的另一种“补钙”。
 
​  自我精神的启蒙,说到底是为了打造并实施学者散文整体思想的启蒙性。林非先生强调具有思想冲击力的散文在文化学上的启蒙意义,他对这种意义的解释,是“有利于极大地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素质、道德情操和审美水准”。林非在这里强调的是,散文思想的启蒙性和散文启蒙于“整个民族”的预想价值。总之,回归诸子百家散文创始的启蒙性,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实现强国之梦的热烈期待。而学者散文的复兴与繁荣,必须站立在世界文学舞台上而融入世界文化;真正实现这一目标,毫无疑问,最终必须以学者自我精神的启蒙,作为塑造自我与文本创作的逻辑起点。这是本文最后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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