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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晖:学者散文与文体自觉

2020/4/13 10:46:02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 | 陈剑晖      人气:97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学者散文,是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学者散文承接了中国的文章学传统,打通了古今散文的文脉。学者们的创作自由自在,率性任心,不受任何规矩的束缚,体现出一种真正的文体自觉。学者散文贴近散文本体,可以说是散文写作的正宗。它不但促使当代散文摆脱唯抒情的羁绊,拓展了当代散文的文体天地,而且将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与文体创造相融合,将文体的意义直接与文化自信相对接,从而使其散文写作具有独特的文化精神价值。立足于传统的文章学,在古今文体演变的大背景下,探讨学者散文的“文道合一”,微讽与幽默揶揄,以及独特的文笔、文气与氛围,有助于展开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学者散文 文体自觉 文章传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散文创作以其日渐庞大的创作群体,丰富多样的品类和各式各样的文体形态,以及令人应接不暇的散文现象或流派,呈现出杂树生花、方兴未艾、蔚为壮观之势。这其中,“学者散文”因其独特的写作姿态和深广的文化背景,因其溯通了中国文章学的传统,引发读者持续不断的关注和阅读的兴趣。学者散文的作者一般为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于专业研究之余,对散文尤其是随笔小品这种文体情有独钟,并借助专业的知识和学者的智慧,以及个人化的表达方式,创作了大量情智兼具、文气沛然的散文小品。对于当代散文领域里这一带有复古倾向的重要创作现象,目前看褒扬者居多。不过也有散文研究者认为,学者散文退回书斋、疏离现实,其创作倾向并不可取。究竟应如何评价学者散文?笔者打算从文体自觉的角度,考察学者散文与传统文脉的关系,探讨它的文体特征和话语方式,以及它给中国当代的散文创作注入了什么样的精神元素。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这里所指的“学者散文”,除了90年代以后职业的学术研究者所写的散文小品,还包括一些学术型作家的散文创作。
 
 
  文体,作为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文学的体裁、体制、类型、体式、语言秩序的组合与风格的总和。文体既有宽狭之分,亦有内外之别。狭义的文体,主要指将文体等同于文学体裁、类型或体制,如“五四”以后,许多人将文学划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这种“四分法”的划分,实际上是把文体窄化成了文学体裁或文学类型。其实,文体是一个宽广的、既富于弹性又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它不仅指文章的体裁、类型与体制,而且包含作家特定的语体、风格、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与文化人格,等等。此外,文体还是笔调、气韵、味道、氛围等的呈现。就文体的“内”和“外”来看,语体文体、主体人格、精神气质、格调气韵等,属于“内”,是文体的深层结构;文学体裁、类型与体制,包括时代文体、民族文体等,属于“外”,是文体的表层因素。本文所研究的学者散文的文体,主要侧重于“内”方面的研究。
 
  我国是一个十分重视文体的国度。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文学便进入一个“自觉的时代”。体现在文体方面,这时期的文学特别是散文的审美意识大大加强了。首先在文体观念方面,其时强调骈散分立,文笔有别。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篇中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以有韵和无韵作为文笔的分野。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着重骈轻散的创作倾向,但文学观念上的重“有韵”之“文”,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性,则有助于散文文体的自觉。在创作方面,魏晋时期曹氏父子、嵇康、阮籍、李密、王羲之、陶渊明等的文章,佐证了散文文体的自觉与独立。即便在郦道元《水经注》这样的学术地理著作中,同样是骈散相间,行文中既有风土景物的描述,也有考证、议论和抒情,体现出多样且生动丰富的散文文笔之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这部作品受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高度评价,认为其“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具有“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的艺术魅力。《世说新语》虽是小品,写人记事极其简略,有的甚至只有三言两语,但其意味无尽的杂糅文体,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因此,它深受中国历代文人的喜爱,当然也受到倾羡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当代“老生代”学者的青睐。
 
  唐代的古文运动与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尽管打的是“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反对骈体的形式主义等旗号,但那时的散文家并不是一味排斥骈文辞章的优美和修辞策略。他们在崇尚“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前提下,也讲究排比、对偶和用典,追求文辞的优美、鲜活与灵动有趣。这种文体上的自觉,一直延续到晚明的小品、清代桐城派的散文,及至近代和“五四”的散文。“五四”散文的成就之所以在小说、诗歌和戏剧之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五四”那一批散文家特别注重文体的选择与创造。他们一方面注重“文类文体”的建设;另一方面致力于寻找与现代散文的内容和主题相适应的话语方式,即在语体文体的选择上,现代散文作家自觉地追求在“新而不乱,奇而不渎”的话语方式中,让现代散文在中西结合中体现文体发展的可能性。其次,通过文学传统的转化,使散文的语体更加“漂亮”和“缜密”,从而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偏见。再则,借助作家主体“言与意”“形与心”的渗透互融,构成既和谐统一,又独具意韵和情致的语体文体。
 
  学者散文承续了“五四”的散文精神和文体自觉。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追求主体文体的自由与独立,注重表现自我与生命的本真;一方面又服膺周作人的“美文”主张,并通过“聊天式”或“闲话体”这种体式,以从容舒缓的叙述语调,自由自在、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表达方式,给当代的散文创作注入了活力和生机,不仅有效地摆脱了旧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习惯,使当代散文的题材、主题、结构和精神指向发生了新的变化,而且提升了当代散文的文化品位和精神质地。从这个意义说,笔者认为学者散文是当代文学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者散文在散文文体上的自觉与建树,既得益于“五四”散文精神的浸润,又是充分汲取我国古代文章学的有益养料的结果。学者散文的作者大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不但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而且都有良好的国学根柢,对于中国古代文章学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更难得的是,在此基础上,他们能顺应时代潮流,关注当下的现实问题并积极参与文化交流,同时将学者的理性思考和人生感悟融汇其中,并由此构成他们文章的主要内容和文体特征。比如汪曾祺,他从小就熟读《论语》等儒家经典,所以儒家的“仁爱”“恕道”“温柔敦厚”等思想,总是自然而然地洋溢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不仅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汪曾祺对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也极感兴趣。他说,“我对庄子感极大的兴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尽管认同的是庄子文章的形式,但庄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道家哲学对汪曾祺人生观和文章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具体到散文文体,他的见解也颇为独特:“《世说新语》记人事,《水经注》写风景,精彩生动,世无其匹。唐宋以文章取士……唐宋八家,在结构上,在语言上,试验了各种可能性。宋人笔记,简洁潇洒,读起来比典册高文更为亲切,《容斋随笔》可为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传世,还得靠古文。归有光、张岱,各有特点。‘桐城派’并非都是谬种,他们总结了写散文的一些经验,不可忽视。龚定庵造语奇崛,影响颇大。”这样纯属个人的识见,可谓独具只眼。它一方面体现出汪曾祺对于文体有一种独特的敏感;另一方面也渗透着他的性情修养,表现出他对于传统文章学的偏爱。
 
  与汪曾祺一样,孙犁也是一位性好古,对传统散文情有独钟的学者型散文家。他在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披经阅典、浸染古籍,尤其对《史记》《世说新语》赞叹有加、心驰神往。孙犁认为《史记》“炭笔素描”“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世说新语》“虽是小品,有时像诗句,有时像小说梗概,有时像戏剧情节。三言两语,意味无尽。这是中国一种特殊的文体,一种文史结合,互相生发的艺术表现形式”。除了汪曾祺、孙犁,学者型散文家如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黄裳、杨绛、施蛰存、萧乾、柯灵等,也有不少关于传统文化和古代文章学方面的论述,此处不一一备述。正是在传统文章学的背景下,学者散文以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为己任,以文体自觉为标识,延续了中国散文绵延不绝的精神和文脉。同时,他们还自觉地追求散文的个人性和独特风格。比如汪曾祺,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其他学者散文家的创作,也可作如是观。
 
  学者散文有一个十分可贵的品质,就是古人常说的“文道合一”。所谓“文道合一”,也就是“文质彬彬”,即做文也做人,文辞与思想要统一,不可扬文而忘道,亦不能显道而隐文;既不要徒有虚表,又不追求思辨盈篇。如能达到两者完美结合,就有可能抵达艺术的妙境。我们看到,在人与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品质与散文文体的有机结合方面,学者散文堪称当代散文创作的典范。首先,他们是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因此,“恕道”与“仁爱”思想是他们散文的底色。读学者散文,我们常常会被渗透其间的仁心与宽爱所打动,而且诚如散文研究者陈亚丽在《文海晚晴:20世纪末老生代散文研究》一书中所说,这种仁爱与宽容是纯真的、普遍的,它贯穿了爱家人、爱朋友、爱社会、爱国家,即我们常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爱。而对于丑恶与黑暗,他们一般会以宽容之心予以“理解”之“同情”。这是学者散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又是一个人精神风貌的重要特征”。可贵的是,学者散文自觉地将这种“士大夫”风范落实到文体经营中,这样就在总体上形成了自然质朴、沉静从容、温暖平和、洒脱简洁的文体风格,真正达到了“文道合一”。这种人与文深度交融、相得益彰的文体风格,我们在“中生代”“新生代”或“新散文”作家那里是较难见到的。其次,是家国情怀。老一辈学者型散文家一般都有开阔的文化视野、学贯中西的学识、博大的胸怀与不凡的气韵。更难得的是,在他们身上,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种自觉的家国情结、忧患意识与文化自觉。比如孙犁,他认为文学不但要对时代负责,而且要有理想与美:“文学应当是面对整个人生,对时代负责的”。“理想就是美,就是美化人生,充实人生,完善人生,是艺术的生机和结果。”汪曾祺虽然以自由散淡著称,但在作家的责任感和文章的社会价值这一点上他也不含糊。在《汪曾祺全集·散文卷三》里,他十分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文学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得失,首先是社会的得失。我有一个朴素的、古典的想法,文章总得有益于世道人心。”在老一辈学者型散文家看来,文字从来就不是游戏,也不是博取名利的工具。文章应有益于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兴旺和世道人心,正所谓“一枝一叶总关情”。虽然这些散文家强调散文的教化作用,但他们又拒绝直露的教化,将散文写得剑拔弩张、盛气凌人,或过度抒情、顾影自怜;而是从散文本体出发,并接续五四时期的“美文”传统,以审美的内敛方式、平静中和的语体,给浮躁和疲劳中的大众“一点清凉,一点宁静”,从而使人们更加珍爱生活中美的、健康的、真实的东西。最后,学者散文的“文道合一”,还体现在学者散文家的人生态度上。他们一方面有着沉静的心灵、内敛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又是乐观的、积极进取的。他们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用一种充满温情的目光注视着世界,用积极达观的人生观去生活和思考。
 
  与强调“文道合一”相一致,学者散文在文体上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用揶揄调侃的微讽笔调去写苦难与悲剧,并由此实现对于人性的深层开掘。学者散文的作者基本上都属于“老生代”。他们见多识广,阅历丰富,且大多人生坎坷,经历过生活的不公正待遇。即便如此,他们的散文体现出来的却是参透人生之后的大彻大悟,是智者的通达洒脱与会心一笑。像陈白尘的散文,既有揶揄调侃、嬉笑怒骂的一面,更有对于美好事物的赞美和美好人性的珍惜。在《忆鸭群》中他这样写道:
 
  当它满足食欲之后,特别是又来一次酣畅的游泳之后,振翅高鸣,是它的欢乐之歌;当它在吞食到美味而深感幸运时,边吃边作短促的低吟,是它的赞美之歌;当它求爱不遂,低声婉啭,是它失恋的悲歌……
 
——陈白尘《忆鸭群》  
 
  尽管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人生是灰色的,精神也十分苦闷,但看到鸭子在大自然中如此自由写意,如此欢乐幸福地享受生活,“我”不但愿意与它们终身为伍,而且要与它们一样,不放弃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这是陈白尘的散文集《云梦断忆》的总体基调。虽然在文体上,陈白尘采用的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表现手法,但透过那些鲜活的描写,那些或轻松诙谐、或痛快淋漓鞭挞、或幽默挖苦的文字,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投入,一种真情与温暖。
 
  在学者散文家中,类似陈白尘这样以微讽笔调写人生苦难和悲剧的作家还可举出萧乾和杨绛二位。萧乾的散文,既有真实细致的人生实录、平白如话的文字表达,又有坦率、达观与揶揄。萧乾以充满理趣的叙述,将生命的意识、积极的人生态度,以及学人的智慧融会贯通。读之不但妙趣横生,而且引人遐思。杨绛的学者散文也有不少微讽笔调。不过与陈白尘的嬉笑怒骂和萧乾的坦率达观不同,她侧重“大故事里的小穿插”,落笔点常常是一些琐屑的“俗务”,但这些生活点滴经由她绵里藏针的春秋笔法的点染,以及内敛情感的浸润,却能时时透发出超越时空和美丑的独特意蕴。总之,杨绛散文的情感表达是婉曲内敛的。她把抒情和议论控制在最低限度。她不批判与褒贬,但批判与褒贬自在不露声色的行文叙述中。在《凿井记劳》中,她这样写钻井:
 
  有一连表演钻井,演员一大群,没一句台词,唯一的动作是推着钻井机团团打转,一面有节奏地齐声哼“嗯唷!嗯唷!嗯唷!嗯唷!”大伙儿转呀、转呀,转个没停——钻井机不能停顿,得日以继夜,一口气钻到底。……戏虽单调,却好像比那个宣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烧窑剧更生动现实。散场后大家纷纷议论,都推许这个节目演得好,而且不必排练,搬上台去现成是戏。
 
——杨绛《凿井记劳》  
 
  这段行文中有微讽,有“缄默的智慧”,却没有飞扬躁厉、剑拔弩张。像这样冷静与平实、客观与机智相结合的智性实录,还有《“小趋”记情》《冒险记幸》等散文。
 
  学者散文在文体上还有一个特征,即采用对话的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古已有之。庄子的《秋水》,通过庄子与惠子的对话,讨论“非鱼能否知鱼乐”这一有趣的哲学问题。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借助子虚与乌有先生及亡是公三人的对话,讲述齐王与楚王游猎的盛况,以及他们对此事的不同看法。还有苏轼的散文名篇《前赤壁赋》,也采用了主客问答的方式探讨生命的短暂与天地自然的永恒问题。可以说,对话的言说方式是古典散文的文体形式之一。对话言说方式的作用,一是可以更自由自在地表达不同的观点;二是直接入题,无须客套,简洁明了;三是可使文章更有趣有味。学者散文继承了古典散文这一优良传统又有所创新。由于学者散文的作家大多贯通中西,知识丰富,学养深厚,加之心态放松,因此采用这一文体形式,可以说是得手应心、左右逢源。在这方面,运用最多且最为成功的是金克木。他的《古今对话:读书》《有真无假》《有情争似无情好——关于19世纪英国小说的对话》《名人·名书》等,都采用了对话的言说方式,而且对话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采用甲乙对话;有的引入古人与今人对谈;有的干脆就用符号表示……像这样的对话形式,在其他“老生代”学者的散文中也时常可见,这是学者散文对当代散文文体的补充与开拓。可惜在当今年轻一代的散文家中,采用这种对话的方式写作散文的已极少见到了。
 
 
  关于学者散文的文体问题,可供研究的方面很多。笔者此前曾写过一篇文章,主要从语体文体的层面谈学者散文的文体。该文认为学者散文文体有几个特征:其一是平实亲切、自由随意;其二是寄繁于简,寄浓于淡;其三是文言合一铸古韵;其四是善用“四字格”;其五是善于化用成语和名言。为避免重复,在本文中,我拟从另一个方向——文笔、文气、氛围来探讨学者散文的文体,聊作前文的回应与推进。
 
  文笔这一概念源于南北朝的“文笔说”。即有韵的文章为文,无韵的文章为笔。按今天的理解,“文笔”可以理解为文章独特的体制或笔法。比如司马迁的“纪传体”巨著《史记》,以“炭笔素描”“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实录精神,以及寓褒贬于行文用字之中的“春秋笔法”,而深受学者型散文家的推崇。于是,他们也采用这种“纪传体”体例和笔法,写了大量的“怀人散文”。这其中孙犁最接近太史公。他不但以史笔记人叙事,而且仿照《史记》文后的“太史公曰”体例,在文后也附上一段“芸斋曰”“芸斋主人曰”或“耕堂曰”,评价人物,品评时事,有时则是一段与题旨无关的闲笔。这种以素描炭笔写人记事,兼之文白照应,史论结合的体例,实际上已成为孙犁散文文体的纹章印记。张中行的名著《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也有不少“怀人散文”。张中行虽然也受到太史公的影响,不过他的怀人小品更接近《世说新语》。他说他的“怀人散文”要写“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即既写名人,也写平头百姓;既记录关乎国家民族的大事,也关心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既感念记叙亲人、师长、朋友的情谊,也发现普通人身上的人情和人性美。特别写那些“民国名士”时,张中行喜欢采用“传说”和“人物志”的笔法,通过记录“名士”的琐闻异事,突出其“奇”“痴”“癖”的性格特征,用笔隐曲含蓄,文体平实杂糅,兼之间有闲情,的确颇具《世说新语》之风、“魏晋风度”之韵。当然,不独孙犁与张中行,汪曾祺写人的散文同样十分精彩。他笔下的知识分子,都有着特殊的精神气质。汪曾祺以六朝品藻人物的笔法,寥寥几笔,便使这些人物“皆具风神”。在学者散文作家中,类似孙犁、张中行和汪曾祺这样写人的,还有杨绛、柯灵、黄裳等。
 
  “文笔”的另一层意思,笔者理解为“闲笔”的意味。我国古代有文章需有“过枝接叶处”之说,这“过枝接叶处”正是文章的“闲笔”。学者散文家深谙“闲笔”的妙处,并努力在文章中加以实践。于是我们看到,在张中行、季羡林、汪曾祺、孙犁、杨绛等的作品中,在“正笔”之外又摇曳出许多“闲笔”。这些溢出主体人事的“闲笔”,或是从另一个角度补充前面的故事情节;或是调节叙述的节奏;或是增添作品的情趣。总之,学者散文对于“闲笔”的重视和运用,不仅扩展了作品的想象空间,也丰富了文章的意蕴。
 
  学者型散文家对中国传统文章学中的“文气说”不但熟稔于心,而且倍加赞赏和认同。比如萧乾曾谈到,他“对语气很为敏感”。汪曾祺更在多篇文章中谈到文气,认为中国散文在世界上是独特的。“‘文气论’是中国文论的一个源远流长的重要的范畴”,而对于学界颇有争议的“桐城派”文论,汪曾祺也有他的独到理解:“‘桐城派’提出,所谓文气就是文章应该怎么起,怎么落,怎么断,怎么连,怎么顿等等这样一些东西,讲究这些东西,文章内在的节奏感就很强。”这显然是深谙文学三昧的经验之谈。其他学者散文家,虽没有像汪曾祺这样全面深入地阐述文气,但在一些创作谈中也多有涉及。
 
  学者散文家不但对文气做一般创作论意义上的阐释,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自觉地在创作中灌注进一种文气。因此,读汪曾祺的散文,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沾着家乡水气和烟火味的散淡之气。读张中行的《顺生论》,我们体味到的是一种乐天知命的平和之气。而金克木与萧乾的散文,流露的是一股通达与反讽之气。孙犁与杨绛又有所不同。孙犁的散文简古朴实中有奇崛之气。杨绛的散文自然沉静中有内敛之气……尽管文气各异,但学者散文在文气层面上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皆可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由气而体,由体而章法结构。由于有文体的自觉,大部分学者散文创作,虽然字里行间没有特别华丽的辞藻,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优雅,一种亲切温和的独特“语气”。而正是这种“语气”,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事实上,这也是20世纪80、90年代的读者能够接受并喜欢学者散文的一个重要原因。
 
  氛围对于文学创作包括散文的叙述同样十分重要。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喜欢汪曾祺的散文,盖因他的散文既是一幅淡雅隽永的水乡风俗画,同时还有一种特殊的氛围牵引着你。当然,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应看到,小说中的叙述氛围与散文的叙述氛围的表现特征是不尽相同的。小说中的氛围与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展开和生活场景的转换结合在一起。而在散文的叙述中,氛围往往同特定的情调、心理契机和意象意境融合为一体。比如鲁迅写作《野草》时,他正处于一种矛盾、苦闷和彷徨的心态,他的心灵的底色是寂寥和灰暗的。于是,在叙述中他结合进了诸如黑夜、坟墓、地狱、朽腐、荒野等意象,形成一种阴冷灰暗与奇异瑰丽相交织,同时又透出神秘气息的诗的氛围。冰心信奉爱的哲学,她的心灵是透明超脱的,故而她的散文叙述总是充盈着如流云飞霞、繁星闪烁的空灵明净的氛围。而何其芳的《画梦录》中的叙述氛围,又有别于鲁迅和冰心作品中的叙述氛围。那是一种如烟似梦般的雾气,它弥漫于天地万物之间,又渗透进作品叙述中的每个角落。它折射出年轻作者孤独寂寞的心境,再配上“忧愁”而“哀伤”的语境,这就构成了《画梦录》既迷离哀伤而又轻柔朦胧的诗性氛围。正是这独特的诗的氛围,激发起了当年不少青少年“看雾”“画梦”的热情。学者散文同样十分注重叙述中氛围的渲染。比如张中行的《晨光》就是如此:
 
  我停住,转身,看到东方露出一线微明。由微明反衬,参照新学来的一点点天文地理知识,用目光远扫上下左右,然后缩到脚下,清楚感到,原来我们置身于其上的大地,真是个飘动的圆球。它在向日光那一方转动,无知觉,无目的。我呢,与它相比,太渺小了,也在动,却有知觉,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到明天,因不知明天怎样而惶惑。就这样,村野的晨光曾使我感到人生的渺茫。
 
——张中行《晨光》  
 
  在村野微明的氛围里,“我”因地球的转动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地球的转动虽无知觉、无目的,却日复一日、生生不息;而人呢?虽也在动,有知觉,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由此“我”想到人生的渺小,并对明天感到惶惑和茫然。哲学的意味,禅宗的感悟,因有诗性的语言,尤其是加入了氛围的渲染,这样就使得作品更具感染力。再如黄裳的“书话体”,尽管其语体自然朴实,但在平淡无奇、自由随意中,同样有一种特殊的氛围与意味:
 
  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可是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并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
 
——黄裳《书的故事》  
 
  从喜书买书藏书,到书失踪甚至“荡然无存”,再到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由远及近、娓娓道来,在平易中见跌宕,在朴素中见趣味,在书斋的特定氛围中曲尽一个知识分子的心态,而且情思是如此优美,表达又是如此典雅含蓄。这样的散文小品,在学者散文中还可举出许多。
 
  散文中的叙述氛围一方面形成于文本的形式层面,另一方面超越了文本形式的限制。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它与作者选定的内容、场景、结构和话语方式必须保持一种统一的对应关系,但由于氛围既属于时空范畴又是心理范畴,因而有较大的随机性和可造性;加之它还体现出作者与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因此叙述氛围常常能够直接获得出人意料的诗的审美效果,尤其在优秀的散文家那里,这种诗的效果会更加明显。可惜时至今日,人们对散文叙述氛围的艺术功效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散文更好地通向诗的境界。
 
  上面我试图从文笔、文气与氛围几方面,来体悟学者散文的文体特征。必须看到,由于学者散文创作主体人格的千差万别,以及他们所采用的大多是“聊天式”语体,这就决定了学者散文的文笔、文气与氛围不同于抒情散文的文笔、文气与氛围。正因为不同,加之我们过去较为忽略散文的文笔、文气与氛围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文笔、文气与氛围尤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也是笔者在这方面用力较多的原因。笔者以为,文体乃是作家的主体人格、文化观念、个人心性、审美偏好与韵致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学者散文有文体的自觉,并在语体文体方面既倾向于在“文道合一”中开拓当代散文文体的发展空间;同时,又通过“言与意”“形与心”的和谐组合,以及独特的文笔、文气与氛围,构成独具东方情调的语体文体特征。因此,学者散文在文体上的特征与成就,值得散文研究者做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
 
  从散文本体的角度看,学者散文是散文的正宗,也是散文文化精神的有益实践,它代表了当代散文发展的正确方向。首先,中国散文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即先秦散文,便是文史哲不分家的“杂文学”,学者散文的一个文体特点便是“杂”,其中既有记叙描写、介绍说明,也有历史哲学、小说和诗歌、戏剧的因素杂糅,这正好对接上了先秦散文的源头。其次,散文的本质是自由自在、不拘一格、“法无定法”,而以“聊天体”“闲适体”为主要文体特征的学者散文,正好符合散文的本体。最后,散文的生命是真实,而学者散文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以真实、坦诚为原则,他们拒绝虚构,也不屑于粉饰雕琢。总之,正如巴金所说,他们是把心交给读者。正是这种生命本真的投入,才使学者散文受到广泛的欢迎。笔者以为,学者散文在文体上的自觉,对于当代散文中出现的空疏空洞、虚假做作、抒情泛滥,以及人格分裂、文道分离的创作倾向,无疑能起到正本清源、匡正风气的作用。
 
  学者散文承接了中国的文章学传统,打通了古今散文的文脉。学者们的创作自由自在,率性任心,不受任何规矩的束缚,体现出一种真正的文体自觉。还应看到,学者散文贴近散文本体,它不但可以促使当代散文摆脱唯抒情的羁绊,拓展当代散文的文体天地,而且有助于将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与文体创造相融合,将文体的意义直接与文化自信相对接,从而使散文写作更具独特的文化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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