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作家苏童做客南京晓书馆给读者带来福利，紫牛新闻记者也有机会听他分享文学生涯。苏童很少在媒体上露面，倒是读者说会在街头偶遇他。苏童最近在忙些什么呢？他告诉记者，疫情开始以后，已经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当教授的他一直待在南京的家里。“白天在院子里瞎忙，权当运动健身，晚上专心写小说，写一部写了多年的小说。”苏童说。
文学青年的岁月，在南艺“画”小说提纲
聊写作，得从写作文说起。 “之所以喜欢写作文，是因为作文老是被语文老师在本子上画圈。那个时候作文本上一行格子下面有一个空档，以便老师批注。我的作文本发下来，老师总是要画一些圈，有时候要画满，画圈的部分说明写得好。”
而实际上，苏童聊得更多的，是跟南京的缘分。初三那年，参加了江苏省中学生作文比赛，当时苏州市选拔15人，苏童是第14名。尽管比赛名落孙山，但他说，来到南京，特别开心。住招待所、比赛、吃食堂、逛玄武湖……“一群孩子在两个老师的带领下坐着火车到南京，住在建邺路的党校招待所，吃食堂，第一次过这样的生活。” 他说，大学毕业分配，当时有北京、上海等好几个城市可以选，他一眼就选中了南京艺术学院。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在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苏州。
到南艺当政治辅导员，不少学生比他年纪还大。每天与画画的美术生一起玩，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在创作小说中，苏童学会“画”小说提纲。“只有画画才能留住一刹那的灵感火花，文字不足以表达。”在南艺的单身宿舍里，苏童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1987年发表的小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使其成为中国文坛“先锋派”主将。他也结交了很多文学上的朋友，一些狂热的文学青年，比如韩东。
苏童后来到《钟山》杂志做文学编辑，也是“鲜肉”一枚。每天从南艺骑车到中山门上班。他说，“热爱南京的夏天，大概全中国只有一个城市不用打伞，火辣辣的太阳下，我钻进北京西路的一路树荫，到鼓楼广场晒一会儿太阳，又钻进中山路……你会觉得，骑车上班真爽。”
在这段文学编辑的生涯中，他接触到如路遥、贾平凹、韩少功、何立伟、残雪等一系列中国老中青文坛明星。他跟记者说起组稿的趣事。“和《钟山》副主编一起到路遥家组稿，敲门，他太太出来开门，我们自报家门。但路遥不在家，看我们很失望，她就带我们去找路遥。很神秘地在小区里绕来绕去，自行车棚后面有个屋子，路遥当年就藏身在里面写作。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路遥。我还记得，他给我抽的烟叫恭贺新禧，西安的贾平凹抽的是8分钱的金丝猴。”
之前因为诺奖，残雪被更多公众认识。苏童笑说，“第一次看到她，觉得这个人跟文学有关系吗？她在街上破墙开店给人家做裁缝。跟她聊天，她说，这个没意思，一点也不现代，现代是她辨别小说的标准。”苏童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见到张抗抗，意外的是，她不仅认识自己这个文学青年，还看过《收获》上苏童的小说《青石与河流》。
见过这许多当时的文坛明星，打破了苏童对于作家的想象。“你想那个年代多么有意思。那几年见过各种类型抽各种烟的作家，每个人都很有个性，他们还很关注年轻人的创作，我觉得一个作家随便什么样都可以，像我这样也可以当作家。当然，这是后话了。”
从故乡的香椿树街，走向世界
很多作家一生的创作都在写一个地方，比如乔伊斯笔下都柏林，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等等。苏童作品中有一样特别的素材，叫香椿树街。在相当多的文学片段中，苏童都会把这条街作为一条隐秘的线索，贯穿起来构成童年时期在苏州的生活。
“每个作家跟每个人都一样，他一生真正拥有的其实也不过是一个村庄，一条街道，甚至一片屋顶。”苏童说，“‘大’是一个遥远且模糊的东西，而你从小生长的那个村子、那条街道，往往它就是文学，就是故事，就是通向世界的那唯一的一条康庄大道。”
苏童执着地认为：“把香椿树街经营好了，就是把我的文学世界经营好，我的世界也就完美地展开了。所以，我认为香椿树街对于我来说就是世界的一个角落，或者一扇窗口，拥有这个，我就足够了。”
2015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黄雀记》里也少不了香椿树街这个“地标性建筑”。其中的保润、柳生，他们的形象让读者想到苏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写的香椿树街的那些少年。苏童认可这种说法，他们的人生一直随着中国历史社会的进展而成长，从少年变成青年甚至是中年。年轻人的成长更多地是作为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叙事符号，而小说里的保润爷爷就是街道的灵魂，不死的灵魂。
男性作家，没有理由写不好女性
苏童小说代表作《妻妾成群》《米》《我的帝王生涯》自问世以来，畅销海内外，不断再版。众所周知的是，《妻妾成群》出版后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由巩俐主演，获得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
聊天中，苏童也说起当时的趣事。26岁那年，苏童发表《妻妾成群》，他说，被当时的一种观点“刺激”到，苏童连人物都写不好，故事都不会说，怎么会是一个好的小说家呢？所以，在《妻妾成群》里，苏童用细腻的手法写故事。作品发表后，苏童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当时他就住在新街口一个小破阁楼里。“经常有朋友到新街口新华书店去买书，口渴了就到我家敲门喝杯水。有一次有位女读者找来说，你的故事非常精彩，但是不如我家的故事精彩。她想跟我合作，但我拒绝了，我不太想用别人的故事。”1992年张艺谋电影火了，还有新加坡商人找上门来，“找我联合开发电影里姨太太锤脚那个木头锤子，我当时非常震惊。”
苏童还被冠以“最会写女性的男作家”，大家认为他擅长刻画女性，甚至能写出女声内心的“小九九”。苏童有点“抗拒”，“其实我写男性也挺好的”。他认为自己只有四个中篇小说是认真写女性的，其中有三部被拍成了电影。“但是我有几百万字的作品，我相信是电影把我带到沟里去了，也把很多读者带到沟里去了。”
苏童认为，一个作家写不好女性形象大概来自一种刻板印象，“很多作家很少写，并不是他不能写，而是他觉得没必要。他认为一个男性作家把男人写好就行了，女性形象就随便。我觉得这应受到批判，一个男性作家对于作品中人物的性别形象，不能有偏颇地去差异化对待。我从来不觉得男性作家有理由写不好女性形象，反而是必须要写好的。”
写好女性形象跟苏童的生活环境也有关系。“我们家的组成是我、妈妈、爸爸，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在我的家庭里，我、爸爸和哥哥都不重要，我妈妈和我两个姐姐重要。”此外，舅舅家要男孩，一直没生到，生了三个女儿。“对他们来说当然女孩更重要。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从小就看见女孩子们的世界，这个世界离我很近。”这也自然而然跟写作产生关联。“她们当时就应该是那么想的，然后我就会这么写，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深奥的东西。不过，我自己没觉得写这个有多么细腻逼真，有很多资深读者跟我说，写得真像那么回事，每次都是受宠若惊，其实我也是蒙的。”
此后三十多年来，苏童一直以充沛、稳健的创作姿态活跃于文坛，先后创作100多万字的作品，国内外获奖无数，并且不断有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去年，他还推出散文集《活着，不着急》。在他看来，“一个真正厉害的作家，要搭建一座桥，搭在读者的心里。生活当中很多被遮蔽的现实，在召唤你，去体验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高级的作家能够营造的现实。”
快问快答：
Z=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楠
S=苏童
Z：疫情这段时间，您的日常生活是怎样？
S：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职业本身就是不怕隔离的，我白天在院子里瞎忙，权当运动健身，晚上专心写小说，写一部写了多年的小说。
Z：会给现在的孩子推荐什么书呢？
S：现在好多人读闲书的时间少而又少，所以我认为要精挑细捡。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随心所欲地读书，还是要读经典。我比较反对孩子沉浸在网文里。哪怕零碎的时间读几首诗都好，好的诗歌我觉得是有营养的。经典作品中有的并不适合孩子读，比如那些男欢女爱的，要考虑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我认为海明威《老人与海》、契诃夫大部分短篇小说、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适合中学生。
Z：研究者把您的创作归为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等不同阶段，您怎么看？
S：变化，其实是任何一个作家可以持续创作的必然需求，大家可以设想，就像一个演员，如果一辈子唱一出戏，他可以唱得很熟练，但那是多么痛苦。对于作家来说你一辈子只写一样的东西，一种温度，一种风格，一种类型的东西，就会很无聊，自己写睡着了怎么办？
Z：您所经历的文学黄金年代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受一些现实因素影响他们会在学习文学过程中非常迷茫，很多人最后可能也不会走上文学生涯。
S：那是一个没有电视的年代，更没有网络，于是，大家的精神出口都集中在文学上了。文学其实从来不是大多数人的事业。我觉得，不要过分夸大文学在人类生活当中的重要性，它其实跟古典音乐有点像。一个人一辈子不读小说，他能不能活？肯定能活，因为我们很多长辈有可能一辈子没有读过一篇小说，但他的幸福感并没有降低。古典音乐也是，不听古典音乐完全可以。
但文学又是人类精神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条街突然消失，我们历史资料会记录下，这条街于某年某月开始建造，某年某月因为填一条高速公路，消失不见了。可是，这条街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人们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些是要靠文学来记忆下来的。在某一个时间段，我们认为，无用的文学其实是有用的。时间会告诉我们文学的重要性，甚至到今天我们都无法完全描述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