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只有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才特别强调其语言属性，这取决于诗歌处于一个民族语言的先锋性地位，其创造性经验是丰富语言词汇和表现力的重要源泉。“五四”时期的胡适之所以急切而匆忙地用白话写诗，原因就在于他认为白话只有在诗歌创作领域取得成功，白话取代文言的革命也才算大功告成。
相对于小说和散文等趋向于说明性、逻辑叙述性的文体，人们常说诗歌是不可翻译的，否则会丢掉原文具有的独特“韵味”，而这个韵味也就是“新批评”理论中的“肌质”，比如声音、节奏和原型意象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元素，等等。或者也可以说，什么时候有了只有汉语才能呈现的这种“肌质”，汉语新诗就拥有了与其他民族诗歌对话的前提和资格，进而涌现出可以和西方经典诗歌相媲美的经典文本。
汉语文化的近现代化是被动的，这种被动性既体现在现代汉语的生成模式上，亦是现代汉语新诗长时间不得已的选择，发展到后来则成为一种无意识行为，甚至成为汉语新诗开放性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自由诗形式的引入到庞德、波德莱尔、叶芝、里尔克、米沃什、辛波斯卡等西方经典诗人所构建的诗学观念对汉语新诗创作格局的影响，汉语新诗都体现为一个不断模仿和实践域外诗歌的过程。域外诗歌促发了汉语新诗，但也正是这种“引入”模式，让汉语新诗虽然有了一百多年的积淀，涌现出堪称海量的诗人和诗歌作品，却总是有质疑的声音伴随其左右。
从新诗历史发展的轨迹及其提供的实践经验来看，有些批评者用“翻译体”来形容汉语新诗的语言样式，自有其深厚的历史依据与现实支撑。他们在指出汉语新诗的历史局限性的同时，也忽视了现代汉语作为语言媒介在语言表现张力上的薄弱处，以及百年中西方历史现实的同质性所带来的诗学经验的同质性，由此而形成的汉语新诗的先天弱势和由之而来对异域诗歌的倾轧之势。
自然，无论是现代汉语还是汉语新诗，这种萌生期的孱弱和“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历史轨迹，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常态，需要足够的时间积累和足以孕育出新质的文化土壤。
随着新时代文化语境的到来，诗人生活在一个复杂、多元，具有民族文化自信和语言自信的时代氛围中，必然能够在创作中敏锐地将富有创造性的个体经验在愈发成熟和复杂的现代汉语中表现出来，从而创造出足以和西方经典诗歌相对话的汉语新诗“肌质”来。
首先，继续坚持扮演汉语新诗在语言变革过程中的先锋角色，映现并介入现代汉语的发展进程中，形成良好的互动。改革开放以来，外来词汇呈现加速增加的趋势，原有语言系统日新月异，新的语法成分与语词组合方式层出不穷，不少地域的方言词汇被重新审视，等等。目前来看，汉语的急剧变革多是诗歌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促进的结果，作为语言先锋的汉语新诗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微不足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被边缘化的历史，也许是让诗人和诗歌甘居社会文化边缘的原因，在小圈子的精英文化中自娱自乐。无论是“诗到语言为止”或者是“饿死诗人”的理论喧嚣，还是某些诗人以“非正常死亡”的方式让汉语新诗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中，都不是因为诗歌语言的丰富性或者诗意经验的独异性让大众耳目一新，赋予诗歌以“泱泱诗国”的尊严。一般来说，将“精神方面的旨趣”作为表现对象（黑格尔语）的诗歌，其对语言的使用是不同于一般大众的，而是加诸创造性的个体经验的。现代诗人、诗歌理论家袁可嘉先生在《诗与意义》中说：“我们必须牢记，每个单字在诗中都代表复杂符号，而非日常应用时的单一符号；它的意义必须取决于行文的秩序；意象比喻都发生积极的作用如平面织锦；语调，节奏，神情，姿态更把一切的作用力调和综合使诗篇成为一个立体的建筑物；而诗的意义也就存在于全体的结构所最终获致的效果里。”正是在这种“最终获致的效果里”，日常语言在背离大众的“词典意义”，获得“另一个”表达的同时，相应的语言系统也产生了新质，这就是新诗对汉语应该起到的作用。汉语新诗如何以诗性经验和诗歌的语言方式，发现汉语的语符特色和语言系统的特点，超越性地介入这一发展格局中，并不断完善自身的语言结构和诗性表达能力，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宏观命题。
其次，尽管有些学者如布尔迪厄将文化场或者诗歌场视为经济场的反面，被不少学者视作汉语新诗远离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文化中心的合理性。但新诗的现实恰恰证明了这种理论虚妄的一面。新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经济发展所奠定的丰衣足食，让诗人和诗歌有了重新回到大众的可能，并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语境下，开拓出多种创作和接受渠道。各种诗歌节、诗歌奖层出不穷，各种类型的诗歌民刊和官刊互相辉映，呈现为大众写作的景象并持续下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高素养的诗歌批评者队伍的出现，让诗学理论的研究和创作现象的剖析成为常态，驻校诗人制度为诗歌创作与批评搭建了平等而有效的对话空间。近年来一大批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汉语新诗进行研究的成果的涌现，从虚词、代词等语法学角度对汉语新诗作单一语句和整体文本形式的研究，为汉语新诗重新审视自身历史和汉语特质提供了纯粹的语言学学理基础。打工诗歌、底层诗歌、地震诗歌等各种来自语言底层和特殊社会现象的诗歌文本，各种诗歌方言写作的尝试，等等，都让构建诗歌的“汉语故事”成为可能。可以说无论是诗人群的数量还是研究者的从业人群，都让汉语新诗有足够的自信来重新审视域外诗歌资源与传统汉语诗歌资源，甚至是自身的历史资源。在平等对话的位置上，对域外诗歌抛弃掉“须仰视才见”的卑微心态，以我为主，创造性地化用和取舍。
对汉语新诗来说，在原有的基础上，寻找并建构出新诗的“汉语性”，正当其时。
是建设的时候了！或者说，已经在建设的路上了。
（作者：陈爱中，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