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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学勇:路遥写作的精神指向

2020/4/4 17:04:28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 | 赵学勇      人气:93
  原标题:人民性:路遥写作的精神指向

  摘要:路遥的写作姿态卓然践行了以人民为本位的根本原则,他将作家的自身定位、写作行为与书写对象并置,深入贯穿到人民的身份意识之中。正是这种自觉的身份意识使他的创作不满足于社会问题的再现,而是苦苦求索于社会问题的发现。在他的创作中,人民不再是作家代为发言的群体或是深受同情的阶层,而是作家个人及其作品的主体性存在。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路遥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当代文学中存在的窄化“人民”的问题,拓展了人民文艺的宽阔视域。路遥创作的人民性特征,充分表现在他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展现了当代中国变革中的时代情绪及民众的精神心理动向。曾经被淹没于当代文学繁杂思潮更迭发展中的路遥小说,在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传统道德的审美判断、书写苦难的情感基调以及认知人民大众创造历史的巨大推动力等方面,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书写的审美追求及意向。
 
  关键词:路遥 人民性 精神指向 现实主义
 
  作者赵学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安710119)。
 
  百年中国文学对于“人民性”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与创作实践的不懈追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成为衡量一个作家精神结构的重要元素与创作成就的重要尺度。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人民性”精神指向,如果从其承载主体的文学史发展脉络来看,脱胎于延安文艺传统的“十七年”文学,历经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启蒙、寻根文学、新写实与底层书写等,均体现着丰富多样的人民性内涵。路遥作为重要的坚守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作家,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在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学的人民性视野中更具典型性。这不仅在于路遥的创作,首先关注了大变革时期中国的“三农”问题,书写了“城乡交叉地带”人民的生存与生活、奋争与理想,从时代的高度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而且相当规模地展现了广大民众要求变革的时代情绪及民族的精神心理动向。以现在的目光看,曾经被淹没于当代文学繁杂思潮更迭发展中的路遥小说,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书写人民艰难创造历史的情感基调等方面,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书写的审美追求及其精神意向。
 
 
  众所周知,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创作总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宏阔背景出发,有意识地拒绝20世纪80年代文坛日新月异的各样流派与技巧,执着地遵从和选择现实主义观念进行创作。从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当代文坛在先锋派文学之后所走过的轨迹,是逐渐扬弃形式主义而向着现实主义的道路行进的,这恰好证明了路遥的清醒、独立以及对时代的自信。正如他所说,“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这样的自我要求为他的小说带来了强烈的时代感与前瞻意识。同时,路遥的创作实践也极大地丰富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要求及其内涵,与同时期的文学作品相比,《平凡的世界》首先尝试将经济单元置换为文化的、社会的单元,而其中所展示出的乡土视野也为日后的寻根文学和“底层书写”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百年中国文学积累的丰富经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家们对于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反映,这成为了新文学的优秀传统,特别是体现在叙事文学中,尤其注重作家要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姿态、宏大的视野,站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高位上,选取重大题材,构织一个时代心理的、情绪的涌动及走向。也正因为如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及其张扬的文学精神始终成为人们公认的“百年中国文学主潮”。
 
  路遥所奉行的现实主义及创作实践,是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精神一脉相承的。对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注及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参与,是路遥创作的主要目的。路遥曾多次谈到,他的创作不是为了消愁解闷,不是为了游戏消遣,“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同“五四”以来的大多数作家一样,他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坚信文学对于社会改造的力量与民族精神塑造的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与茅盾、柳青等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主流作家一脉相承,都是把叙写时代动向的“为人生”创作,作为作家的使命和职责。可以说,路遥是继茅盾、柳青之后步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自觉实践及富有创造性的文学追求,首先来自他极力强调作为一名作家对社会对人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在他看来,“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对事业的虔诚的态度。”
 
  作为一个始终心系人民的作家,路遥对自己的人生使命有明确的意识。他的小说创作,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的优秀传统,他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热切的大爱及深厚的悲悯之情,审视现实世界、直面真的人生。无论是写“城乡交叉”的变革,还是探讨人生、家庭、社会、爱情、伦理道德等问题,他的小说都显示出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尖锐对立及交锋,真实地展现了社会前进的艰难和曲折,剖析了形形色色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新时期作家中,路遥是真诚而步履坚实的,态度是执着而鲜明的。迫切参与社会改革的思想意识,对社会现实人生的积极干预,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瞩望社会前进的奋争精神,都使他的小说强烈地体现着当代中国现实的动态景象。
 
  路遥并不局限于现实主义的固有范畴,他的现实主义视野是开放的、发展的。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构成了路遥创作的重大突破。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文坛各种新观念、新知识、新方法、新技巧争奇斗妍异常繁闹的时期。重客观、面向大众世界的反映论遭到批判,重主观、面向自我的表现论受到推崇。抽象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神秘主义、魔幻主义、精神分析等,一时成为许多作家竞相模仿和追逐的目标。这不能不对执着地选择现实主义文学的路遥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他却执拗地按照自己所选择的路子不变。路遥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非但不拒斥一切有利于现实主义的东西,而是放开眼界,尽力吸收。
 
  实际上,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十分留心阅读和思考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其间许多大师的作品我十分崇敬。……当然,我承认,眼下,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斯汤达、曹雪芹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的影响更要深一些。
 
  路遥不仅在理论上具有现实主义文学应该具有的气魄和胸襟,而且在创作中努力实践,吸收在现实主义以外的对自己有用的诸种文学观念的优势和长处,丰富了他创作的内在表现力。在他的小说中,有象征、抒情与写实结合在一起的《风雪腊梅》《青松与小红花》等短篇;有以心理现实和内心独白为基调的《你怎么也想不到》等中篇;有借用现代派手法表现人物的内在情绪流动的《平凡的世界》,如在长篇中,写到当田晓霞目睹自己的恋人孙少平在井下劳动的情景后,有这样一段描述:
 
  ……她眼前只是一片黑色:凝固的黑色,流动的黑色,旋转的黑色……
 
  ……她根本没有在意那几张殷勤的笑脸。眼前流动的仍然是黑色……
 
  可是,她眼前却又流动起排山倒海般的黑色。她的心又回到了远方幽黑的井下。黑色。是的,黑色。黑色之中,他和他的同伴们黑脸上淌着黑汗,正把那黑色的煤攉到黑色的溜子上……
 
  像这样的描写人物心理的精彩段落在《平凡的世界》中随处可见,它显然是受到现代派手法的影响(或者说直接采用这种手法),才能达到的一种艺术效果,而这种手法对现实主义作品的渗入,不仅有力地加深了作品内在的底蕴以及人物心灵色彩的深度,而且使得路遥的现实主义书写具有着“心理现实主义”的特点。
 
  在当代文学的初创期,心理现实主义以柳青最为出色。他的《创业史》(第1部)堪称史诗性作品,其所反映的生活对于人们了解那个时代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所塑造的梁三老汉、梁生宝等形象对于了解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有着重要的美学价值。反复阅读柳青,视柳青为“精神导师”的路遥,所遵循的就是柳青的心理现实主义传统。但是路遥又不完全同于或模仿柳青,在他的创作中,不像柳青那样有着激越的浪漫主义色彩,也不像柳青的作品那样存在着浓厚的政治因素。他的《平凡的世界》更倾向于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按照人物自身的心理逻辑、命运历程、心灵历程把生活忠实地反映出来,同时,也不乏作者主观精神的“突入”。从《平凡的世界》中可以看出,路遥不仅师承了柳青,而且有些方面又超越了柳青。这表现在:对于人物的刻画,不是从政治化到性格化,从共性到个性,而是从个性到共性;主要人物的内质不再是阶级、阶层的直接化身,而是大时代中个体意志及其创造精神的强烈表现(如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等人物身上突出的个性化奋斗精神);在叙事结构上,它不再是重在展现社会政治矛盾演变中的人物形象,而是以有血有肉的人物为中心,将时代冲突、矛盾心灵化;与此相关,所叙述事件特别是政治性事件退后了,人物的心理情绪被直接推到了描写的中心位置,人物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意义,也就是说,路遥反映的是大时代浪潮中的活的人、活人的精神动态、活人的心理历程。因此,我们在《平凡的世界》中看到的是一个变动的世界——一个平凡的活生生的人的世界,看到的是中国陕北黄土高原上那些山洼沟壑的褶皱中、窑洞里的农民的众生相,这幅众生相,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全景图像,这些人物,不再是被政治意识化了的符号,而是当代民族心理及精神走向的集中体现。
 
  由于路遥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觉实践,使他能够在坚守现实主义文学创造的基点上,以开放的姿态,尽力吸收诸种文学观念及文学创作方法的优长,来营造自己的文学世界。这使他的现实主义书写有着这样的特点:在继承“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勇于实践,富于创造:一方面对当代中国极富震荡时期及变革年代的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能够作更深广的把握,一方面又能发掘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理想之光,将其熔铸到人物形象和生活潮流中去。他是由书写个人的心理历程到对历史意识的剖析,从对民族历史的把握深入到对民族精神的探察,把雄阔的历史与繁复的现实迭现出来,这样表现的历史真实便上升到新的审美层次。他的作品不但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沉实雄辩,而且具有相当的历史深度和广度,塑造出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等众多富有历史感的又是极富生命质感的人物,在他们身上体现着 “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使得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沉实的底蕴。
 
 
  新文学创作中的“人民性”精神指向,总是充分地体现在作家对于人民的现实生存状态的高度关注以及在其创作中表现的对人民在历史创造中的博大的人文情怀。在路遥的创作中,则突出地体现在他不仅史诗般地书写了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对于政治经济解放的渴望,而且深刻地表现了他们精神的心理的解放。他的作品有一种大悲悯、大同情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的形成,不仅来自于他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还在于他和民众之间那种真诚热烈的情感。他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这种对于民众的“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充分体现在他创作中对于民众创造历史的“苦难”书写,他把个人成长的生命体验与当代中国“三农”的复杂社会问题充分结合,映现出整个时代的困境与人民生活的苦涩以及对于“苦难”的抗争。苦难在路遥的创作中不仅是个人的或群体的经历,更是社会问题的基调与背景,这种思想深度为路遥的创作增添了庄严感与悲壮的力度。路遥不愿意掩饰和美化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他总是真切地、毫不怜惜地展示人世间的苦难,执着于这苦难,倾其全力于这苦难。这样的写作姿态,促使他把广大民众的苦难写得深切、厚实,写得撼人心魄。在路遥的系列作品和《平凡的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普通人苦难的奋斗史,他们创业的历史沉郁、悲壮而崇高;在这种苦难的奋斗史中,容纳着他们对历史、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对生命坚定不移的信念、追求和牺牲精神,充满着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这种达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催人奋进,振人心弦。我们从这种苦难的奋斗史中得到的不是忧伤、凄婉和悲哀,而是厚重、刚健,满怀着昂扬激情的精神力量。它同时构成了路遥“苦难意识”的主旋律,以审美的形式回旋在平凡人的世界中。
 
  在路遥的小说世界中,苦难,作为一种审美的对象,显示着它深沉的底蕴。路遥并不是把苦难作为“历史哲学或人生哲学的真理性”推向极致,而是着力发掘平凡人身上顽强的生活毅力和生命意志,从而揭示出历史的动力——历史,是由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所创造的,他们在苦难的生活历程中锻铸着自己,塑造着自己的形象,同时也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而苦难表现在这些人物身上,又都是由社会政治、经济的历史状况所造成的,——路遥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
 
  《在困难的日子里》不仅写出了人的苦难,人对苦难的反思,而且写出了“混合着”的苦难中的人性光彩和伟大。吴亚玲等人对马建强的物质关怀和精神温暖,把苦难的青春提升到崇高的奉献和牺牲的人生境界,使人们从苦难中看到了具有永恒意义的人性魅力和生命原色。“人物在这里已经不简单是社会学范畴中的一个理念因素,他活动在社会舞台上,却又始终或者雄浑或者低沉地吟唱着人本身。”是的,当你从这苦难中走出时,你所领悟到的却是对苦难的超越,是对苦难中的人性的怀念与赞美。如果说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的苦难意识极力表现在主人公对战胜饥饿、自卑、屈辱、歧视、冷漠、孤寂等艰难困苦的非凡勇气和信心,并渲染了苦难中的人性美;那么,在《惊心动魄的一幕》里,他赋予苦难以更崇高的审美力量。作品中,路遥把“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一美学哲言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马延雄身上,我们感受到的已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鞠躬尽瘁,死而无憾,而是从他精神深处喷涌出来的一颗博大的灵魂,一个用全部生命同“恶”的强大势力斗争的正义力量的化身。在这里,充分体现着“美是人的自我肯定”“美是强力的形象显现”这一审美价值的判断。
 
  路遥的长处在于他比同期的作家更深刻地观察、感受和传达出造成苦难的政治和文化背景,这使他能够开掘出人在巨大的痛苦中往往有着惊人的意志和伟大的灵魂。在马延雄身上,我们从苦难中感受到的是一种沉郁的、厚重的美的精神的激扬,是一个升腾着的美的精灵的飞舞。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所反复吟诵的一个主题:你尽可以消灭他,但你却永远打不败他。——从马延雄身上,难道感受到的不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力量吗!
 
  美不是并随真理出现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真理就敞明自己,这一敞亮的澄明就是美。在《惊心动魄的一幕》中,我们看到的难道不正是这样一种美吗!
 
  路遥不愿意掩饰和美化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他总是真切的、毫不怜惜地展示人世间的苦难,执着于书写这些苦难,倾其全力倾诉于这些苦难,竟至于在自己的创作中迷恋和崇拜上这些苦难了。这样的心理状态,才能把苦难写得深切、丰厚,写得撼人心魄。在《平凡的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普通人苦难的奋斗史,他们的历史沉郁、悲壮而崇高;在这种苦难的奋斗史中,包容着民众对历史、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对生命坚定不移的信念、追求和牺牲精神,充溢着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用孙少平的话来讲:他通过“血火般的洗礼”,已经很“热爱”自己的苦难,并把自己从生活中得到的人生启示提升为“关于苦难的学说”。孙少平身上所体现的“苦难体验”和“苦难学说”,已经远远越出了个人化的生命创造的轨迹,它映射着广大民众抗争历史、创造历史的不凡品格,以及达观向上、悲壮沉郁的精神力量。人们感怀的是作家对民众创造世界的悲悯情怀的由衷赞美。它同时构成了路遥作品中“苦难意识”的主旋律,也成为路遥书写“人民性”的重要表征。
 
 
  “人民性”书写在路遥的创作中,还深刻地体现在他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认知与吸纳。在路遥的思想意识中,由于深受传统儒家思想与民间文化的影响,他的创作总是追求以传统的伦理道德关系看待社会及家庭结构和谐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取向。因此,也反映着他对传统文化之于现代转换的深沉思考。路遥将农村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悲哀和辛酸,同农村家庭生活、人伦关系的温暖情愫,溶解于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中,让严酷的人生氤氲在温馨而浓烈的人情氛围中,体现着他对传统美德的欣然认同与赞美。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将传统的人伦关系主要渗透于农村伦理生活肌理的描写中,孙玉厚一家作为乡土社会千千万万个劳动人民家庭的缩影,其生活中每个成员所承担的爱及人伦义务,是古老传统中的人性人情因素在乡土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优美形态。它的奇异力量,融化着巨大的人间苦难,维系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繁衍。对这种文化的确认,构成了路遥创作中普通民众生命意识和生活方式的重要表现形式。路遥所塑造的系列人物形象,为作品建构起了强大的情感世界与道德境界,这种审美理想深度契合了民族文化血脉中所灌注的道德观与人生观,充盈着作家书写“人民性”的思想内涵。
 
  路遥是一个从乡土深处走来的作家,他的“根”在乡土,他的心系念在黄土地的父老乡亲身上,这势必使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他的创作,蕴含着浓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寄寓着他深沉的情感趋向、价值判断以及对传统文化走向当代的命运的审美运思方式。这一切,构成了路遥创作的“人民性”的重要内涵。他这样表白:
 
  ……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
 
  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
 
  ……我迄今为止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
 
  这里所说的“老土地”,某种意义上不妨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的“象征”性的概括。有人认为,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过程中,路遥竭力汲取的是儒家文化,而非道家文化,他是将传统的儒家文化与中国的现代文化进行了新的整合或补充。这是对作家主体精神富有见地的理解。那么,路遥是怎样将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的呢?
 
  可以看到,路遥的创作中所承袭的儒家文化的精神取向,主要表现在他的理性认同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上。在他笔下,凡是积极奋进、功利观强,在人生的道路上历经磨难而不屈不挠的人物及其行为,总是得到他的赞美。他塑造了一系列“高考落榜或辍学后的生活强者” 的人物形象,突出的有:高加林(《人生》)、杨启迪(《夏》)、孙少平、孙少安、田润生、郝红梅(《平凡的世界》)等等。即便是这些同龄人中的幸运者,像田晓霞这样的考上大学的高干子女,也绝不被幸运所陶醉,而是努力创造富有独立个性的人生价值;像郑小芳(《你怎么也想不到》)这样的林学院高材生,却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优越环境,固执地跑到毛乌素大沙漠荒凉而贫瘠的土地上,实现自己崇高的人生目标。从这些不向挫折、不向命运低头的“奋斗型”人物身上,明显地寄托了作者“儒化” 的审美理想。
 
  对传统文化的当代重塑,路遥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他说:“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里长大,所以我对农民,像刘巧珍、德顺爷爷这样的人有一种深切的感情,我把他们当做我的父辈和兄弟姊妹一样,我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情来写这两个人物的,实际上是通过这两个人物寄托了我对养育我的父老、兄弟、姊妹的一种感情。这两个人物,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我觉得,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这种东西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这种表白,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作家对他偏爱的人物的感情基调来自于:一是乡土,一是传统。
 
  在路遥的精神结构中,明显地体现着儒家文化以理想道德和伦理意识作为衡量处世做人的价值标准和审美取向。他的人物,无论是父辈一代,还是奋斗着的年轻一代;无论是走向城市的农村“知识者”,还是扎根乡土甘当农民的农村新人,都无不闪烁着道德的光彩。作家在通过文学形象体现道德的内涵时,往往采取以善美与恶丑交叉、对比的形式,赞颂美化前者,否定鞭挞后者,体现着他基本的价值判断和取向。
 
  《风雪腊梅》中冯玉琴与康庄、所长在城乡的去留上展开的冲突;《卖猪》中六婶子与“公家人”在善良的人性与失落的人格之间的较量;《姐姐》中“姐姐”与插队知青高立民在变化着的时代中“爱的痛苦”和爱的变故;《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高广厚与刘丽英以及穿插其间的卢若琴与卢若华兄妹间在醇厚的人性与虚伪的道德之间的心灵交战;《人生》中高加林在抛弃了巧珍后的自忏、自辩以及心灵上的矛盾……这一切,无不深深地表现着作家强烈的道德意识的承担,他把自己的人物放在道德的天平上进行审视,并鲜明地体现着他的价值判断和取向:扬善抑恶,在普通人的身上充分显示民族传统的优美德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唯义所在”,就是他的人物生活和追求的人生价值观。
 
  为了把传统美德输入当代人的生活和生命意识中,路遥甚至以理想化的审美情致,满含深情地塑捏着他心目中的“意中人”。在刘巧珍身上,凝聚着作家对传统优美德行的礼赞和张扬。而德顺爷爷这个形象,又是作家将传统道德贯注于乡村老者并使其负载着一种人格力量的化身。在《人生》中,作家对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他足以让人回味和尊崇。在中国乡土社会,每一个村庄上都有这种类型的“父辈式”长老,他们的精神和行为,对乡村人们的生活方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们又往往是乡村道义的代表者、维护者,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着崇高的地位,其精神感召力甚至超出于亲生父母。这恐怕是路遥在《人生》中特意塑造这个人物的原因之所在。在《平凡的世界》中,普通大众家庭结构的和谐维系来自于每个人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伦理义务。劳动人民家庭生活中的爱及人伦义务,是和封建文化有质的区别的,它是封建伦理观念所无法戕杀的人之尊严的体现,是人性的基本规范,也是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秩序得以延续数千年的重要保证。对这种文化的确认,构成了路遥创作中普通人生命意识的重要表现形式,也蕴含着作家的人生理念。
 
  作为一个在文学书写中始终以“人民性”看待创作意义与价值追求的当代作家,路遥的写作卓然践行了以人民为本位的根本原则,并为当代文学提供了难得的“中国经验”。路遥多次表达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并将文学创作称作如“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一样”;作家“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像土地一样的奉献”。路遥将作家的自身定位、写作行为与书写对象并置,深入贯穿到人民的身份意识之中。正是这种自觉的对自身身份的清醒意识,使他的创作总是不满足于社会问题的再现,而是苦苦求索社会问题的发现。人民不再是作家代为发言的群体或是深受同情的阶层,而是作家个人及其作品的主体性存在。也正是在这种精神层面上,路遥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实践并回应了当代文学中所存在的窄化“人民”的问题,拓展了人民文艺的宽阔视域。
 
  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当代文学的“人民性”视角为参照,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对于新时期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具有独特的标示性价值,对于当代作家的使命意识与审美理想有着积极的重塑意义,并对正视当代文学与社会、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具有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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