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洋过海从武汉的台北路到台北的武昌街，在这骑楼，著名的明星咖啡屋，停在先生曾经摆书摊的地方，似乎为了重读他的《孤独国》。
在周先生看来，诗是门窗乍开合时一笑相逢的偶尔。我是偶然到那里的。友人随手一指，说那是周先生摆书摊的地方，人就心头一跳、一热。
就是在人来人往的骑楼和有着诗人影像的咖啡屋，我一下子观视到他的孤独国，虽为暂至，却剌痛般体会到他在世的心境。
咖啡屋在顶楼。骑楼曾摆放过周先生的地摊，他的小书架中摆放着他收购的古诗词和诗人朋友的新诗集，书架旁的两个小圆凳，他合衣打盹的肖像，都退回到那张著名的影像中了。
先生已逝，诗人的影像列在咖啡屋一角。我停在那里观望，以那里为背景也留下了一张照片。不见先生的书摊，在心里观望到了先生摆了二十余年著名的地摊，我试图通过想象复活它。
书架长三尺七寸，宽二尺五寸，架上不过400余册旧诗书。先生在那里守着它，那一本本旧书上有他维护修理时装订的图钉，图钉有的已锈朽。书脊有被蟑螂啃吃过的痕迹。先生在每本书上用针拉上线，固定几乎快散佚的书页，这是周氏特有的记号。他在此展示他收罗的诗书，售给或送给来往的行人。行人大都不屑一顾，偶尔有人停歇购上几本，后来都成了周先生的朋友——这里成了他们的聚会点。
风吹日晒的，他在此摆旧书摊谋生。书为天下之公器，他通过它与有缘者结上缘。对卖书不寄希望也不在乎失望，如同心中有信仰，也不排斥尘缘。在此忙累了，他就在一个角落靠着那柱子闭合双眼休憩一会儿，或在心里打着腹稿，酝酿他的诗句，傍晚坐捷运回到出租房，用毛笔以周瘦金体一笔一划地写在草纸上。
在孤独国里，他自言自语，随看随感动，写诗的快乐即是对他的回报。就这样，在摆地摊时期，周梦蝶完成了两本诗集。
他一摆就是二十一年的书摊，后来因为病衰，直到1980年不得不收场离开。
烽火连天的上个世纪40年代末，28岁的周起述——一个师范毕业生被一阵狂风吹进了军营。他辞别老母妻儿，这个青年兵在武汉坐上轮船然后随运兵船越海转辗来到台北，当他登上高雄港，念及的是《红楼梦》和《庄子》中的蝴蝶，他要为他的诗作取一个笔名。一个流亡者，无亲无友，随军队几年后退役做书店职员，书店倒闭他自谋职业，1959年就在台北武昌街摆起了地摊。
周梦蝶怪怪的，穿着蓝粗布长衫，脚上是双破旧的鞋子，冬天头戴一顶浅色帽子。他完全可卖报纸和畅销书，却偏偏售些古诗集和诗友们的新诗集，一些几乎无人过问的小众读物。
在武汉我的书房里，陈放着先生那张摆地摊的著名照片：头顶帽子，身著长衫，双手交合着倚靠在柱子和书架上。他双眼闭合，双手交叠露于胸前，胸前呈放着刚看过的书刊。两只圆凳停在跷起的二郎腿旁。周梦蝶以闭眼的方式望看我们。
站在台北武昌街的骑楼旁观望：明星咖啡屋的霓虹灯广告牌有些过于显明。旧迹只可想象，完全被摆售日常用品的妇女们的地摊所淹没。城隍庙前有远道而来的、胸前标有来自北海道的行乞的和尚。绕到三楼的咖啡屋，在先生停歇过的喝茶的那张桌子边，我坐了很久，像他在世时一样，要了杯咖啡；像先生一样加了过量的砂糖（他的生活太苦了，确实要多加些糖来冲淡其苦涩）。
那矩形桌子一角的窗台上有先生在这里用茶的照片和他的用玻璃框装裱好的《孤独国》一诗。静静地与先生和他的诗句在一起，咖啡厅内的自动门不时的开与合，来往的人从未中断，到了然后离开，我就坐在那里以先生的眼光看门开了又合合后又开。往来的人们不知道我是和先生在一起，长时间地坐在他坐过的位置，代替他守在那里。有时候我离开那个角落，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想着它在等候先生的再次到来。这不可能了。但他的照片、他的《孤独国》的诗行代替他守在那里。就这样，我默想着他的身世、他的颠簸流离，他的守了几十年的地摊，他的“孤独国”便浮现了出来。
诗人创建了他的梦。梦中他跌坐在山上。山上负雪。那里的气候处在冬天与春天的接合口。这是他营建的孤独国的环境，可以想象是他摆地摊打盹时出现的幻觉，或者说是他瞬间想象的存在，是他发现的或创造的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在武昌街闹市里出现了。在那个骑楼里，肉身的周梦蝶虚化了，到他自己的、梦蝶的世界里去了：那里在诗人看来没有市声，只有时间嚼着时间反刍的微响。他在街道的地摊旁假寐，时而沉思，似在入定，在他身上时间仿佛定格，甚至倒流，渡尽他的苍茫。
多少是非恩怨，虽经入耳，不入于心。他选择冷粥、破砚、晴窗，忙人之所闲而闲人之所忙。他选择无事一念不生，有事一心不乱。来往的行人他视而不见，用他的话说，他的身体里有一个漏斗，进来的人事都流走了，就像地摊打盹时经过的人们。是啊，他的耳背，隔绝了许多生活的杂质，剔除了许多人世的噪音。
诗人周梦蝶白天卖书，到了晚上则求经。心里牵挂着他的诗句和让他欣喜的曼陀罗花。从佛堂里出来，用他的话说，人像飞一样，快乐啊，他获得了解脱，在世的烦恼一扫而空。
一个叫周起述的男人，幼而丧父，孤苦伶仃；长而国破家亡，颠簸流离。他生的悲痛自从接触佛法就没有了，反而觉得以前的悲伤倒是罪过。他获得了很大的福报；当他完成了一首首诗，他愿生生世世为蝴蝶。
他发现这个世界很庄严，一个诗人要隐藏自己也不成，在他的孤独国里，他的时间他的体力帮助他慢慢转化成诗句；他的生命与诗的关系，如同一只蜗牛与它的甲壳一样，既是生命的一部分，又是艺术品。蜗牛用唾液成就它的甲壳，诗人用语言（人的唾液、人的分泌物）成就其艺术品。他是用性命来创作的，诗与他的生命成就了一个奇迹。他求助于佛经与灵修，把自己的注意力指向诗，他在不幸中得到赐福。以他活着的方式见证了东方的神圣。
我真是应了诗人的话：选择读诵其诗而不必识其人。停在咖啡屋一角，从窗口望过去，确实看见了一个影子，一个穿青布长衫的影子。他说躺着是梦，坐着行走着何尝不是梦。他看到了生之空幻，就在这空幻里识其生命苦厄、生离断裂，在他的生命中起信与正信，摸索属于自身气性的语言，缠绕的、慈悯的格调。“我的心忍不住地要牵挂你”的天真与痴情挽救了他，使他成为一个诗人，“在纯理性批判的枕下，埋着一瓣茶花”。茶花低头朝下，花期缓慢，几十年才开一次。他写着与茶花一样缓慢柔软的散逸香气的诗句。
他以超脱的宁静孤绝在诗句间营建他的孤独国。周先生头顶长有一只眼，形而上的眼，看见了生命的本质，他梦幻中的蝴蝶，超越他自己，飞回到孤独国里栖息——
“这里的寒冷如酒，封藏着诗和美
甚至虚空也懂手谈，邀来满天忘言的繁星”
是的，他发现过去伫足不去，未来不来，他是现在的仆人，也是他孤独国里的帝皇。他摆地摊，是他在世的行为艺术，他就是以这种方式与世交接，淡泊世情，孤峭而卓绝。他在这里选择不选择。在低处，一只蚯蚓自由自在，记住他心里的方向与节奏，外部世界从他身体里拿去的他不怒，施给他的也不要（把获得的奖金捐出去了），那是孤独国之外的东西，他守护着他的孤独国，不轻易向外部妥协，保持孤独国国土的干净。“施令人念，戒令人敬；天真令人无邪”，他在孤独国写作诗歌，把最好的字摆在最恰当的地方。一个叫周起述的男人成就了诗人周梦蝶，周梦蝶就有了他的诗，成就了东方的庄子、红楼梦，一个他背靠的文学传统，供助他肉身一样的诗作再次复活。
波特莱尔以他的退让甚至他的颓唐开出的恶之花来抵抗他身处的时代，他将满身泥泞幻化成金子，以忧郁为伴侣，甚至伤风败俗来抵抗，用他的话来说，我越是变得不幸，我的骄傲就越是倍增。以他波特莱尔式的疯狂来写作自身之外别无目的诗歌；周梦蝶先生则是以他的一袭蓝布马褂简素清癯的身影、以他的天真无邪来面对世界，守着他的地摊，一面摆书摊一面读诗写诗，面对市嚣嚷轰的尘世闭着双眼构成某种反向，他枯槁瑟缩于边缘地带，一再退缩，让自己占据的空间最小，甚至封藏自己。写诗是他和世界格格不入的方式，那是沉默的、温柔的抵抗。他不示好，不战斗，不盲从，摆着他的地摊，在台北繁华的武昌街展示他的另类，守着他的书摊怀抱诗书跷起二郎腿打着盹是他面对世界的经典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