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聆听张胜友老师《变革时代与文学担当》的学术讲座，我早早来到了连云港市杰瑞科创园学术厅。我赶紧拿起相机等随身物品，走到最前排的位置，坐下来静静等候主讲人的到来。
讲座预定的时间早已过去，教室里有些骚动。我禁不住也跟着嘀咕起来：张胜友是位什么样的文学大家，听说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大作家架子与派头都这么大吗？这不明显是在摆谱嘛，迟迟不到场，让大家等着干着急。这个人连最起码的做人道理“守时”都难以做到，市作协怎么会请他来讲座呢？
“不急，既然都来了，就耐着性子，再等等看。”我自言自语，一口口喝着冰水压性子，焦急地期盼着。
“来了，张胜友来了，走在蔡主席旁边的那个人，应该就是吧。”我听到了人群里有议论声。
我刚想扭头看来人的模样，那人已随连云港作协蔡主席步履矫健地走到讲台上了。蔡主席隆重介绍过张胜友后，风尘仆仆的他并不马上开讲，而是站起来走到桌子旁边，面对大家一个深鞠躬。他歉疚地说道：“连云港的各位文友，实在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飞机晚点了。”
紧接着，张胜友开始联系自己文学创作的实际，结合具体文章给大家讲座。我仔细打量着近在咫尺的文学大师，他约莫六十开外的年纪，面目清癯、和善，头发剪的很短，两鬓有些斑白，两只耳朵很大，耳垂比较宽厚。一件白色竖条纹的短袖衬衫束在裤腰里，下身着一件深色的裤子。左侧腰间的皮带上，别着一个长方形带翻盖的棕色手机套。一支钢笔别在左侧上衣口袋里，亮闪显眼，不失传统文化人的风度。他讲话时，喜欢伸出右手食指，没有一点大道理，朴实易懂。讲到自己文学创作的艰辛时，令全场为之动容。我看见他眼角有些晶莹的泪珠，始终没有滴下。文学要靠个人去悟，要常悟那些大师的作品，要常读经典的作品。他的这句话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三小时的讲座时间悄悄过去了。讲座结束后，感觉意犹未尽的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学术厅。趁张老师整理物品，准备离去的间隙，我胆怯地走到讲台跟前，对他贸然说道：“张老师，我是一名警察，想与您合个影，您看可以吗？”我边说边将相机递给身边一位路过的女子，请她准备为我俩拍照。
“行啊，行啊。”张老师立即爽快地答应道。
他放下手里的物品，慢慢走下了讲台。激动的我赶紧走上前去，背着手靠在他的左侧后面，相机记录下了那难忘的瞬间。我提出留下他的手机号码，他也愉快地答应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看书，想起张胜友老师“文学靠悟”的教诲，心中遂萌生一个大胆的想法，何不发几篇我感觉满意的文章，请张老师帮助点评。我不敢唐突打电话给他，只能试探性地编发短信：尊敬的张老师，我是下午与您照相的赵可法，想请您百忙中帮助点评几篇文章，您看是否妥当？短信息发出后，我心中很后悔，张胜友老师是全国著名的大作家，哪有时间点评像我这样无名小辈的文章？他若是不理睬我，我岂不是自找难堪？话虽这么说，忐忑不安的我心中仍然期待张老师能够回信。手机短信突然就来了：我正在回北京的高铁上，你将文章发我的邮箱吧，邮箱是×××，回京后，我会认真看你发来的作品。
看到张老师的短信，激动的我立即从床上跳起来，打开电脑，找到三篇曾经获过奖的文章《栀子花》《临水建城》《水乡威武的仪仗》，发到他的邮箱里。文章发过后，我觉得自己有些冒失，并开始疑惑。想到张老师事务繁忙，要请他点评文章，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呢，说不定他早将此事忘到九霄云外了。
第二天晚上，大约九点钟的光景，我一个人坐在宿舍沙发上洗脚，手机突然响起来。一看竟然是张老师从北京打过来的电话，令我异常激动，同时又感觉惊诧与不安。他在电话里对我说道：
“你是连云港的赵可法吧？你的文章我已经看过了。”
“啊！这么快就看过了，您觉得怎么样呀？如何提高呢？”我心扑扑直跳，惊讶地问道。
“我昨天讲座说过的都不是虚言，文章要靠你自己反复去悟，苦苦修炼才能有好结果。从你几篇文章看，你已经过了字词关，不过嘛？”张老师欲言又止地说道。
“唉，张老师啊，您放心，有什么建议您尽管实话实说，不管提什么意见我都能接受。”我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做好了心理准备，有些紧张地说道。
“散文是不需要堆砌华丽辞藻的，像你的《栀子花》那篇文章，段落之间有些散了，不太紧凑，至于过渡嘛，也不是太自然的……”
那一夜，我反复回味张老师的话，从手机上找到曾发表在中国作家网上的散文《栀子花》，一遍遍读起来。循着拾捡栀子花枝—栽花—爱花—卖花—读花的思路，我发现段落之间衔接确实存在一些瑕疵，感觉有些汗颜。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些不服气，虽然口头答应着，心中却想您说的不错，可我这篇文章写得很美呀，也是很有思路的。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读王剑彬选编的《2014中国年度散文》一书。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张胜友连同他刊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散文《沉睡的民族已醒来》，映入了我的眼帘。我赶紧将此文认真拜读三遍，然后给张老师发去短信，告诉他这一情况。他打电话给我，有些不相信地问道：
“有这种情况吗？是哪年的事情呀？我还不知道呢，从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那出版社没有给您稿酬吗？要不要我把图片发给您看看啊？”我问道。
“我从没有收到稿酬，那就麻烦你发几张图片来，给我看看吧。”
我赶紧将书的封面、版权页、出版社电话、选编的文章用手机拍了六张图片，给他发过去。发去后我气愤地说：“您就应该与出版社或选编者沟通要稿酬，出版作家的文章用来商业经营，既不通知作者一声，也不付稿酬，这种做法实在令人气愤，实在太不应该了。”
约莫过了一个月，张老师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没有精力去与出版社、选编者交涉。事情已经至此，我不好再多言下去。想去帮张老师与出版社联系，又觉得自己是多事，此事只能搁浅下来。
当年10月，连云港市组织申报重点文艺创作资助项目。我整理出18.8万字的散文集《月照花林》，想去申报图书类创作项目。仔细阅读通知要求，我却犯难起来。若去申报，必须提交由该项目所涉门类的两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信，请专家对申报项目的整体水平做出客观评价。市里有几位我认识的文学前辈，他们是有文学职称的。我立即给他们打电话，结果均碰了一鼻子灰。他们不是借故出差，就说自己没有资格推荐，其实是心知肚明的推脱罢了。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冥思苦想，何不看看张老师是否愿意帮忙推荐。我打电话向他说明事情原委后，张老师立即就同意了。我又画蛇添足地编发了一条短信：张老师，您是文学大师，是文学前辈，您就看在对文学青年支持与帮助的份上，帮我推荐一下，也是为文学事业做贡献啊！
收到我的短信，张老师显然很不高兴。他即刻打电话给我，用责备的口吻说道：“小赵啊，我已经同意给你写推荐信了，你还说这些话干什么呀？”
我连忙打电话给他解释，承认是自己一时心急，节外生枝，想得太多的缘故。张老师并没有生我的气，他叫我先写一份个人简介发给他，然后帮助我写推荐信。
截止2016年春节前夕，我花了近三年时间，写出了散文集《阆苑仙葩》，我想请人帮忙写篇序文。托朋友请江苏省三位文学前辈帮忙，得到人家不想写，或不低于6000元稿酬的回复。得到这个消息，我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令我气愤的是当下这些所谓的文学名家，一旦有了点小名气，就一切向钱看，挂羊头卖狗肉，将文学当成赚钱的工具，其人品与文品可谓低劣。还是请张老师吧，看看他是否愿意帮我的忙。我把这一想法与妻子说了，她对我说道：
“你啊，真是有点痴心妄想，张胜友是什么人，人家是全国著名的大作家，哪有闲工夫理你们这些无名小辈。去请他帮你写序，他不要你万儿八千元才怪呢，你还是省点心吧。”
想想她的话，说得也不无道理，我有些犹豫不决。可我心里还是很不甘心，我不相信当下有良知的文化人都会向钱看。于是，我给张胜友老师编发短信；尊敬的张老师，您好。我很想请一位老师帮散文集《阆苑仙葩》写篇导言或序文，我反复思考后就想到了您，不知您能否在百忙中抽出点时间，帮我完成此项愿望（书电子稿与样书已经整理好）。
“我正在台湾高雄治疗，你自己先认真写份个人简介，与书电子稿一起发到我的邮箱，我抽空再帮助你写序。”张老师在用短信给我这样答复。
“啊！张老师怎么生病了？他究竟得的什么病？非要跑到台湾高雄去治病呢？难道北京就治不好吗？”疑惑后，我开始责怪自己，竟对他生病的事一无所知，自己不应该在这个节骨眼上给他老人家添堵。
在我的再三问询下，张老师才告诉我他得了脊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这个病治疗起来很费时、很麻烦。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我听到后悔莫及，没有心情再谈写序的事情。我常常睡到半夜就想到他的病情，感觉张老师年龄还没有我父亲大，还不到七十岁，身体应该很好，毕竟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应该得此怪病。
从此，我常上网了解这种病的发病诱因。我不是医生，只能对他的病胡乱猜测，实在是爱莫能助。有天下午，我坐在公园草地上，突然读到了江苏散文网上发布的张胜友两篇百年情感类经典散文《父亲》《回忆》，读一遍让我泪水盈眶一遍，竟然情不自禁地想哭出来。张胜友的亲弟弟很小就被活活饿毙，父亲被错打成右派。尽管家庭出身不好，倍受苦难折磨，但他对文学的那份痴情从不曾改变。
春节来临了。他电话告诉我说已从高雄回北京了，主动问询我写序的事情，我只能推脱说自己正在思考中。其实我一直没有动笔，我害怕写序耽误他治疗。在他的热情支持与鼓励下，我用了一个月时间，将散文集从头到尾认真梳理了一遍，写出了两千字的个人简介，然后一起发给他。在此期间，张老师从没有向我谈及钱的事情，让我看到了一位文学大师起码的良知与责任。
有一天晚上，我看新闻时，突然在新闻联播中，看到李克强总理聘张胜友为国务院高级内参的报道。仔细看着一位面部略显臃肿的老人，谦卑地接过总理聘书的画面，我怎么也不敢相信，那就是我认识的文学大师张胜友，可报道却是无疑的。离我认识他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被病魔折磨，看起来判若两人。我打电话向他表示热烈祝贺，并说他已经长胖了。他告诉我，那不是胖，是生病期间吃药发生副作用所致，令我恍然大悟。
我向张老师流露出自己以前是学理工科出身，出道文学很晚，文学系统培训机会少等忧虑情绪。张老师告诉我文学是马拉松长跑式的事业，漫长而艰辛，从不以年龄、学历分高下，更无先来后到之说，贵在坚守与持之以恒。文学是悲苦加奋斗的事业，需要一辈子去追求。散文集写好后，我很想挑战一下自己，着手酝酿一部长篇小说《浔河花开》。我的小说刚刚写了三个章节，就感觉写不下去。右膀子与右手腕处疼痛，腰肌劳损、失眠、头痛，只能借助补脑液、膏药、吃药维持写下去，我仍然苦苦坚守着文学阵地，没有放弃。作品写好后，我把电子档发给他，他专门请人帮助我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我每每在文学上取得一点小成绩，都会向张老师汇报，总会得到他的鼓励。在我文学这条道路上，张胜友是最使我感激、给我无私帮助、最没有认为文学青年地位卑微的一位前辈大师。我时常想到：在充满物质利益诱惑的当下，从事任何行业，若你是一位草根，没有一点资源，能遇到一位好老师的指点，是非常难得可贵的，可能要少走许多弯路。他在文学行业对我热心的支持、不倦的教诲、时时的激励，小而言之，是为我自己，是不希望文学失去一位真正的热爱者与追求者；大而言之，是为整个中国文学事业，是希望文学永远是一块净土，能够永远净化人心灵，使人树立信心，看到美好希望。他对我的所作所为，在我心目中是特别伟大的，尽管他的名字在中国文学界早已妇孺皆知，而我却知道的很晚。
张老师告诉我，2017年上半年，他都在高雄治病了。我时常担心他的病情。有天下午，我从电脑里找到了那次讲座时与他唯一的合影，跑了东海县大街上的四家照相馆，终于将照片修理满意，用金色相框装裱出来，摆放在我的电脑旁边。
2018年11月7日晚上，我在单位备勤宿舍值班，突然看到中国作家网发布张胜友老师去世的消息。我把这一噩耗告诉我的妻子，她不相信是真的。仔细看着张胜友家人以他微信发布的图片，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把张胜友老师为我作品集写的序文打印出来，贴在我的书房里。当我的文字每每写到困难，感觉难以继续写下去时，我总能瞥见张老师的微笑，读到他在序文中对我的激励。“作家靠作品安身立命。天赋固然重要，但如缺少一种对生活的挚爱、一种锲而不舍的韧劲与执着，断然不能品尝到文学的甘甜。这就犹如挖井取水，第一锹挖出的是土，第二锹挖出的是泥，只有坚持下去，第三、四锹才有可能挖出来水。”
于是，热情高涨的我会呷一口清茶，将文字继续写下去，直到我满意为止。